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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决心姑且隐瞒，待决赛后再挑明真相。
3月26日，七妹等三位香港太太抵沪，径直奔医院探病。急如星火的举止泄露了秘密；引起了父亲的警惕。第二天一早，七妹造访丁宅，更让父亲生疑。那天决赛演出幕间休息时，有人对父亲说“可惜啦，老丁的病发现得太迟了”等等，这些听起来莫名其妙的话，像一把锋利的匕首刺进了父亲的心脏，他从周围人的神态中判断丁阿姨的病决不是一两块石头的问题。
午夜从剧院归来，父亲步履蹒跚，脸上面无血色，镜片后耷拉的眼皮几乎遮盖了眸子。我和他同室而卧，只听他辗转反侧；久久难眠，频频叹气。其实；这时的事实真相只剩下一层薄薄的云翳。
28日清晨，七妹再度光临，固执地追问治疗方案。我四顾无人，就低声如实相告。突然，依稀觉得背后黏上了一份沉重，猛回首，父亲立于前后房相通的门框上，本已消瘦的身躯贴着门框不由自主地往下溜，挣扎中迸发出断断续续的脆裂声，我赶紧去扶，隔着衣衫觉得父亲的身子在颤抖，犹如风中的一片枯叶。
谁忍心再给父亲雪上添霜，于是双方都极力地回避什么。七妹与父亲交谈时都显得心不在焉，辞不达意。中午席尽人散，我扶父亲回房休息，希望他能好好休整一下，以应付晚间担当评委的忙碌。时钟滴滴答答地逝去了一个小时，当我蹑手蹑足地走近父亲的床边，发现他大睁着眼睛空洞地望着天花板，额头渗出星星点点的细汗。我替他轻轻地擦拭，他掀被而起，满脸的辛酸就像暴风雨前的乌云。我害怕漏出真相，抽身想走，但衣袖被拉住了，父亲厉声问我：“阿姨到底啥个病？”
我以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希望确保父亲心灵的安宁，但“戏法”既被戳穿，我也只能直言相告：“肾癌，晚期。”
父亲的脸色瞬间铁青，冷汗劈劈啪啪地砸在地板上，砸出一个个麻点。这时他刚刚站起来，听后颓然后退跌坐于沙发上，挥挥手，要我离去。父亲就这样默默地独坐了一个下午。晚上6点半，一辆小车泊于弄口，两位接送者走入丁宅。小海与惠儿争相告之，来者表示同情和理解，但嘴里还是止不住喃喃：“评委太少了，太少了……”
就在这时，楼梯上沉重滞涩的脚步声吸引了所有的目光——我父亲穿戴得整整齐齐，皮鞋擦拭得光可鉴人，扶着栏杆，一步一步地挪下楼。他对来者说：“走吧。”
“解老师，侬还没有吃晚饭呢！”
父亲没吭声，步履坚定地朝门口走去。
晚上，我们全家守着决赛的电视实况转播。荧屏上一次次地出现我父亲的身影，他笔挺地坐在评委席上，神情庄重肃穆，脸颊上找不出一丝笑纹，我隐约觉得他握笔的手在微微颤抖。我最担心的还是他的病躯，多年的喉癌病魔，突兀而至的灾难消息，又空着肚子去做评委，不定什么时候说倒就倒了。幸好现场什么也没有发生。接下来28日和29日，父亲如期履约，镇静地完成了评委的工作。大家都想劝他去住院，原以为父亲不会同意，于是艰涩的劝说工作就落在我肩上，只是没想到几乎没费什么力气父亲就同意了。次日上午，当我为父亲办完入院手续，又去探望丁阿姨的时候，电话急急呼我回去。等我赶回丁宅，在楼下便听见父亲的悲嚎，一个男人的失却了嗓音的嚎啕！原来自我出门，老人就抱起丁阿姨的相框，长呼短号，泪流成河，无人能够劝阻。
第五部分第19章 人自伤心水自流（2）
不知过了多久，父亲止住了哭泣，丁阿姨的玻璃相框上泪珠涟涟，一片模糊。我劝也无可劝，就坐在他身边，把头倚在他肩上，轻轻地抚摸他的后背，理顺他的气息。父女俩的交流尽在不言中。许久，父亲舒出长长一声叹息，双颊病态地潮红，他怯怯地解释：
“假如没侬阿姨，我活不出这十年……”
丁阿姨是坚强的，最具有生命的张力。我理解父亲的话，若不是丁阿姨，也许父亲坚持不到最后，我的母亲就是这样的例证。虽然在我们看来丁阿姨冷傲得像一座又凉又硬的石头山，但我们的父亲爱丁阿姨，爱得无怨无悔，愿意任何时候都以她为重，唯她是瞻；可是丁阿姨爱我们的父亲么？常言道爱屋及乌，如果爱，哪怕不是太多，也该为他想想，给他留下哪怕是一点点的面子。也许正是这一点深深刺伤了我们做儿女的自尊心，觉得阿姨与父亲的婚姻像一个不平等条约，阿姨是强国大国，父亲像弱小民族，以至于我和弟弟一直以为父亲和我们一样，心底里深爱着我们的母亲、他的前妻，只是因为怕丁阿姨……但父亲的泪水击溃了我的自信，勾出我发自内心的疼痛。爱，哪怕是对于父辈的爱，也一样有排他性。
在沪剧院里，有人背着丁阿姨送给她一个绰号：“假人头”。那么真的在哪里呢？从我弟妹们的嘴里，听到的是丁阿姨的另一面。在1971年上海城上山下乡的热潮中，丁阿姨主动去居委会表态：“我们响应党的号召，解惠芳应该上山下乡，越远越好。”紧接着，惠儿就于10月5日去了位于中苏边境的黑龙江兵团。六十年代，我从上海到北京读书都觉得南北的生活差异很大，而小妹只身去了北方边陲，这日子可想而知。我父亲于心不忍，割舍不下，曾数度嘱我给惠儿邮寄酱菜饼干等等。1980年，政策规定儿女可以顶替父母回城工作，父亲以自己的退休换来惠儿返沪，进入了上海市博物馆。本来文化局领导说，解洪元可以不退，解惠芳可以因患有高血压办理回沪。但丁阿姨和我父亲都不肯，因为他们要照章办事。解惠芳回来后，父亲就退休回家了。丁阿姨屡屡对惠儿说：“侬要想想清爽，爹爹为侬作出多少牺牲！”
1982年春，解惠芳跟一同在兵团的男友成婚，男友家境贫寒，父母都是普通工人，男方双亲登门求亲时，丁阿姨只露了一面，男方家长庆婚设宴，丁阿姨不去，也不让我父亲去。她说一声婚事新办，送嫁的只有潘小海一人。
次年惠儿难产，三日三夜挣扎于血水中，新女婿向她求助，她冷冷地说：“寻我做啥？寻他们单位去！”惠儿出阁，丁阿姨花四五百元买了一台电视机作陪嫁，却要惠儿每月支付十五元，一年后她才免去小夫妻俩支付。
丁阿姨从香港旅游回来，箱满包鼓，给惠儿一件薄尼龙衫，又把一件穿过几冬的手织毛衣扔给惠儿，显出一副心疼的样子，憨厚倔犟的解惠芳当即把一个月的工资掏了给她，她居然照收不误。复出后的丁阿姨不太重钱财，但对惠儿却一直斤斤计较。在落实政策的大潮里，丁阿姨经过两度春秋的努力，于1984年要回1958年响应号召让出的底楼。收回底楼后，她把后间给了潘小海作新房，只把二楼转角处的一小间阁楼给了解惠芳，让他们一家三口从婆家搬回。一座小楼住三家显然是有些挤，等到小海生子，也许是潘门有后勾起丁阿姨对湖州潘家兜小村的全部记忆，她后悔不该让惠儿一家挤入潘家私地。在大上海，没有比房子更金贵的东西了。丁阿姨佯装提出三家分而治之，结果只有惠儿一家单起炉灶。随之经常借故滋事，甚至把解惠芳女儿吃下的瓜子壳扫起来倒在惠儿的房门口，做出来的事情与里弄的家庭妇女差不了多少。
第五部分第19章 人自伤心水自流（3）
我母亲坠楼后，石门二路的居处被收走。丁阿姨劝慰我弟弟：“姆妈过世了，侬自家想开点，每月休假就回华亭路。” 她的语气极诚恳，态度极和善，这样的话温暖了一个少年的心。 当时我弟弟在奉贤星火农场劳动，回来休假时就住在丁宅。
1975年底，我弟弟上调回沪，户口落在何处，成了老大问题。接受的工厂认为，应该落到父亲家，丁阿姨却不愿意收留。几经交涉，丁阿姨勉强同意，让他挤住在老夫妻卧室前的阳台上。一张三人沙发代床，一只高茶几代桌，算是我弟弟栖息的一个空间。
初初两代人相处尚属平安。弟弟不像我，生性比较温和乖巧，丁阿姨并不反感他。然而亲娘的冤死总是难以让人释怀，有一天，我弟弟把母亲的遗像放在了小桌子上。丁阿姨很不高兴，她要弟弟收起来，弟弟没吭声。两双眼睛对峙，泄露了深深浅浅的不友善。一方作为女主人，拥有居高临下的威严，一方作为苦主之子，有着悲屈不伸的怨愤。血气方刚的怨愤最具杀伤力，女主人的目光被折断了，她转身而去，把落地玻璃窗带出一片稀里哗啦。
两天后，父亲劝儿子“不要放，阿姨不高兴”，可我弟弟的伤口已被撕裂，他痛心父亲的懦弱。年轻人自然很难理解老父的委曲求全。按理形势在渐渐好起来，母亲坠楼身亡的这一年父亲喜获解放，两年后丁阿姨也重获人权，生活依稀出现几丝希望之光。我母亲还没有平反，丁是娥越是想表现进步与革命，越是战战兢兢。在她奋力前行的时候，不允许脚下有任何羁绊。我弟弟的小朋友来家弹弹吉他，丁阿姨斥之资产阶级靡靡之音。我弟弟买了辆新自行车放于过道里，这是用一年的积蓄才购置的一件贵重物品，要说多宝贝就有多宝贝，但丁阿姨说妨碍交通，指使潘小海搬到墙门外面去，于是两人就吵了起来。此时，父亲不在现场，丁阿姨又装聋作哑，自管自地蹲着身拭擦楼梯扶手。我弟弟当然明白潘小海仅是马前卒，他觉得自己一味地忍让，忍让，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一团怒火从他的脚底升起：“我要到剧团去告侬，用不着侬挖空心思赶我走，我一年之内离开华亭路！”
丁阿姨猝不及防，她没有想到，看上去像解洪元一样懦弱的星儿也会反抗，好久，她才缓缓起身，把抹布摔在栏杆上，抛出的字像一个个冰球：“好。侬有志气，我欢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