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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心情格外沉重
“连人家那稿子上有个括弧，里面写着‘少举几个例子’，他都愣给念出来了，‘括弧，少举几个例子，括弧完。’当时下面全笑了，把他笑火了，问我们笑什么，大家都不敢吭声，那时候田保善我们都是三分场的，唯独他站起来了，他说大家是因为听见有人放了个屁才笑的。田保善老狱油子明明是骂他哪，他不但没听出来，还训斥说：‘放屁有什么好笑的！’ ” “田保善既然这么耍他，怎么还叫他当杂务？” “咳，田保善什么人物啊，见风转舵快着哪，于教导员一当上砖厂的头儿，他立刻就糊上去了，舔屁股溜沟子这份儿拍，别提多露骨了。教导员只要一到工地，自行车往办公室门口一支，他准过去给擦得锃亮，结果还真给提了个杂务。” “于教导员怎么不提防他一点儿呢？” “也就是于教导员吧，要是在三分场，他这一套谁吃呀，三分场文化革命前是劳改系统的红旗单位，虽说现在不那么香了，可实际上就是比这儿强。丁队长就是从三分场调来的，在砖厂就吃不开，连犯人都看得出来。” 卞平甲这一席话，使周志明在后来几天里心情格外沉重，他越来越明白地看到，在这个砖厂里，干部队伍涣散，牢头狱霸横行，管教力量薄弱，改造质量……当然更谈不上了。十五年！他将要在这里度过十五个寒暑年头，前途茫茫，那个“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懊悔一天甚于一天地折磨着他。那么急切地想使自己成为一个光明磊落的强者，那么天真地想不辱没一个共产党员的坦白和责任，结果怎么样呢？连党员的称号也被剥夺了，而自己也并没有成为一个强者，说不定将来还会变得更加软弱和猥琐，他得服从田保善之流的支配，连杜卫东，一个扒鸡摸狗的偷儿，也敢公然从他碗里抢饭吃，他还得赔笑脸，装出无所谓的样子来。十五年！在这群历史的和社会的沉淀物的包围中，他也许会被这帮人淹了，溶解了！ 每天，他仍然很留意早上喇叭里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的新闻，农业战线一片大好，工交战线一片大好，教育战线一片大好，可在这一片大好不是小好的形势下，这个办了二十多年的大农场，为什么连一点荤腥都闻不着？为什么连段科长这样一个喜怒不形于色的硬汉，在一次偶尔听到群众中流传的总理遗言中周总理为老百姓的苦日子难过这话时也要掉眼泪？为什么性情耿直的江伯伯，谨慎持重的施伯伯，待人如兄长的安成，本来自己就是弱者还要同情弱者的萌萌，还有许许多多相识不相识的人们，老实得不能再老实的人们，都要到十一广场，天安门前，去泼着命地闹事呢？难道那么多人都错了，都疯了吗？大家都是为了什么！还不是替自己的国家着急，替自己的党着急吗！他曝毁胶卷为什么？从根儿上说，难道不是为公安事业本身吗！ 可是，国家，党，现在到底是怎么啦？为什么看不见老百姓的心呢？我没有做对不起国家对不起党的事，为什么要让我在这儿和田保善他们挤在一通炕上？他想不通！他肯定是冤枉的，可跟谁说去，谁承认！ 一次在窑上休息的时候，他和卞平甲去推开水，路边没人，他忍不住问：“老卞，你说，外边那么乱，里边又这么糟糕，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什么？”卞平甲没听明白似的。 “你说咱们国家，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咳！”卞平甲笑起来了，“你这都是操的什么心哪！” “老卞，”他犹豫了一下，“你过去是党员吗？” “我？哪儿够啊。” “我，我在外面是入了党的，你知道，我们搞公安的人就爱认真，我实在不愿意我们国家老是现在这个样子。不光我，你要是在外面就知道了，有多少人上了十一广场，还有北京的天安门！” “哎哎，咱别说这个了，咱别说这个了。”卞平甲胆战心惊地前后看看，“你呀，将来非得跟我一样不可，吃亏就吃亏在这张嘴上。你不是党员了，不是公安干部了，你是犯人，犯人说这个有什么用啊，弄不好罪上加罪。” 他生气地叫了一声：“我没罪！” “得得，说这没意思，没意思，这不是找不自在吗？”卞平甲实在不愿意再谈下去了。 他也不再说了。也许因为卞平甲关的时候太久了，对外间的民情已经十分隔膜，所以才没有他这种强烈的苦闷？可卞平甲是因为写错了个字而蹲牢的，岂不是比他更委屈吗？大概正像卞平甲第一次见他时说的那样，他是从小就没有受过委屈，所以才会有这么大的委屈感的。其实卞平甲并不深知他的身世，公允地说，他也是经历过一些委屈的，至少当过几年“可教子女”吧，而且父亲因那个坏保姆推脱责任，也错打过他，还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