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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斯坦尼斯拉夫来了，库拉根说他知道在妓女瓦列京娜·谢罗娃的住宅里设有埋伏。库拉根双倍地难受。一方面，同他在一个处里工作的是一些贪污腐化的军官，他们隐藏着一个特别危险的罪犯，而且企图杀害民警的军官、他的朋友；另一方面，他，一位反间谍局的中校，把他住的房子里的垃圾弄出去了，让家丑外扬了。
古罗夫和克里亚奇科再一次互相看了看，他们感到羞愧。如果巴维尔是绝对真诚的话，那么为了原则和友谊，他去冒了险，可朋友们却不相信他的话，弄得他满脑袋糊涂。如果巴维尔是暗中受人利用，他就不是一个同他们格格不入的人；如果他搞双重游戏的话，那他就是个卑鄙的家伙，而且谁也不该相信他了。
在长时间的停顿以后，古罗夫问：
“巴沙，你为什么要撕自己身上的内衣？在国际刑警的通知到达之后，我们马上就明白了：恐怖分子是上层人士请来的，一个阴谋正在形成。你的同事参加进去了，你感到震惊吗？没有特殊勤务局人员的参加，任何一个阴谋都是搞不成的。同时有两个要美元的妓女失踪了吗？她们失踪不是事实。也许她们正在澡堂里洗澡，用自己沉重的劳动挣钞票。这里不好的只有一点，就是她们中的一个在我那里过的夜。我明白，维卡不是修道院的姑娘，但却没有想到她是美元女郎。巴沙，你不是知道吗？我是从不给女孩子付钱的。”
“但你给钱也不行，”克里亚奇科插进来说。“那是白搭。于今随身带钱很紧张。”
“真的为什么我这么没精神？”库拉根轻松地吁了一口气。“你们都是好样的，很友好，大家都好幽默，你们的上司很了不起。”
“我们经常教育彼得，”斯坦尼斯拉夫解释说。“让上司骑在你的脖子上，在生活中你是不会有好日子过的。”
“你是怎么知道所发生的事的？”古罗夫突然问道。“你们那里的人不是都知道你我关系很友好吗？”
“他们夜里利用我的办公室作指示，”库拉根回答。“可从我的前任伊林去世以后，你不是知道吗，办公室就装上了自动录音装置。我来以后，本想把暗藏的录音机拿掉，可后来改变了主意，认定它或许会用得着的。再以后沃洛金将军邀请我，态度是那么亲切，说：你去会会你的好朋友古罗夫，了解一下他昨天夜里干什么，于是他就给我讲了妓女的情况。”
古罗夫想起那两个中尉描述同他们谈话的那个办公室时，他就知道那过去是伊林的、现在是库拉根的办公室。也许是偶然的，办公室不够？也许我们的阴谋分子中间有一个同盟者害怕公开谈话？他想警告？很可能那个人知道他自己的办公室有人窃听，所以转到别人的办公室里，于是就被碰上了。在这里你也闹不清楚，也不值得去闹清楚。
“埋伏等待你的两个小伙子不是在中央机关里工作的。他们都是战斗人员。他们与匪徒发生过冲突，但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没有使用过武器，只受过一些擦伤，流过一点点血。”库拉根沉默了一会儿。“有趣的是，阴谋是在什么层面上结束的呢？我的顶头上司是什么都能干得出来的，而局长我实际上并不认识。我怎么办？我必须逐级上报，否则我就会变成同谋者。”
“你的沃洛金和局长之间的关系怎样？”古罗夫问道。
“的确不是友好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关系，鬼也弄不清楚。我同他们没有在一个桌子旁边坐过，也不是他们的同事。”
“你去找局长：如果他接见你，就是说他不相信沃洛金，想亲自找处长谈判。你同内务部发生接触是完全合法的。你告诉将军，你觉得民警挖出来一些有趣的东西，不过他们不相信沃洛金，不愿意同他分享情报。如果各总局的局长们直接见面，你认为是有益的。”
“你们真的掌握了一些情况吗？”
“可能的，但要求工作。我们的人力不从心，对付不了那些人。他们是你们的工作对象。你记得叶戈尔·雅申吗？”古罗夫问道。
“怎么不记得呢？！他原来是在科尔夏诺夫那里工作的，假美钞案发生以后，他被赶出了保卫局。前不久我见到他，他精神抖擞，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库拉根摊开两手。“似乎他背后有一股什么力量在支持他。要是别的人干这种事的话，他们肯定会把它埋起来的，你用挖土机也休想挖得出来。”
“他是维罗尼卡·尼古拉耶夫娜·日丹的的情夫，而她的丈夫大家都知道是总统的助理。再说科尔夏诺夫也不愿意他的工作人员卷入一场大风波中去，所以就刹了车。也许在雅申的电话机上安上了窃听器？”
“需要有根据。”
“有人见过雅申同那个很像正在受到侦查的恐怖分子在一起。”古罗夫回答说。
“谁像谁的事还少吗？”库拉根信心不足地说道。
“你想得到录像带和谈话的录音吗？”古罗夫发现克里亚奇科疑惑不解的目光落在自己身上，大为光火。“也许你们需要他们亲手写下的坦白书？雅申涉嫌假美元案，可能会受到特殊勤务局的监视。他很诡弱，别人一压，他就会乖乖地投降的。”
古罗夫的话是根据所谓事情的发展编造出来的，但他越往下说去，他越对自己的编造感到满意。
雇佣一名要价很高的恐怖分子，不让他取得联系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必须从某一个人的手中得到炸药。这就是说，他需要一名联络员。在刑事犯罪分子的上层中间，忠实的人没有，也不可能有。通过财政机构时间太长，环节多，而经手的人一多，冒的风险就越大。
斯坦尼斯拉夫听朋友说话时，既愤怒，又赞赏。不能把设想的方案建立在空地上。只有一个小小的事实，那就是在给两个战斗人员作指示时，有一个像雅申的男子在场。从这一假想出发，古罗夫编造了一个完整的故事。
“不知道我打中了哪里，没打中哪里。雅申是很适合担任联络员角色的。他经常同总统助理来往。”
“根据假想，安排窃听……”
“别把我的脑袋搞糊涂了，”古罗夫打断他的话。“你不是在出席新闻发布会，我们不是新闻记者，知道你们打听到了多少。维罗尼卡·尼古拉耶夫娜是个好虚荣的女人，她是能够把自己的丈夫拉夫干任何冒险的勾当的。”
“具体点行吗？假定我到了局长的办公室，我向他报告什么呢？”
“你就说，民警掌握了一些情况。”
“什么情况？”
“信号正在受到检查，让我们别去管这件事吧。让将军们自己去决定。”古罗夫说完，把他的风衣交给库拉根，将他送到门口。
第十六章整个星期六和星期日，民警局的工作人员都在倒腾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的个人登记卡，寻找五个过去绰号为眼镜蛇的刑事犯罪分子。但他们中间只有一个活着，而且无论是年龄和相貌，都与正在追查的恐怖主义分子不符。
星期一，古罗夫把自己抽屉里所有的一切必要的文件全都极其仔细地检查了一遍，深信已制订的侦查方案，完全不会有好的结果。古罗夫感到很心烦。他曾对绰号寄于很大的希望，原则上它可能是唯一现实的线索。他注意到有一个人的姓名对面打印了什么，后来又用墨水把它涂掉了，然后再写上：一九八○年牺牲于阿富汗。古罗夫看完了全部材料，起初他发现人已牺牲，便不再去了解他的其他详细情况了。可现在把全部材料一看完，不禁“哎哟”一声：原来死者与正在追查的人很相似。年龄、个子、入伍前住在桑采沃，两次受审，因流氓犯罪而被判刑，坐牢一年，第二次因抢劫而受审，但鉴于证据不足，未予判刑。既然此人十五年前就已被打死，还有什么值得详细描述的呢？不过他的名字对面起初写了些什么，后来又打上了别的字，然后涂了又改。
克里亚奇科坐在对面，怒冲冲地皱着眉头，正在写关于车库里一辆为杜马代表服务的“伏尔加”的报告。斯坦尼斯拉夫像任何一名刑侦人员一样，很不耐烦写报告。
“斯坦尼斯拉夫，你看看吧，”古罗夫把一张纸从桌子那边递过来。“在丹尼这个姓的对面原来打印了什么，后来涂改了，你看是不是这样呢？”
“唔？”克里亚奇科高兴地停止书写。“顺便说一句，‘伏尔加’已经固定由乌索夫使用了。很有趣的巧合，不过这一点为什么要详细写下呢？”他接过古罗夫递过来的那张纸，对着光亮看了看，然后垫上一张新纸，写了点什么，说：“从字数和间隔来看，是‘失踪’二字。我预先告诉你，桑采沃我是不去的，什么也弄不出来的。大家都知道，关于去阿富汗的人的材料一大堆，一个人失踪或者死亡，谁也弄不清楚，即使送回来了棺材，也不一定就是死了。”
克里亚奇科把自己讨厌的纸推开，沉思地继续说道：
“我理解你，很有意思，许多东西巧合……现在这个丹尼恐怕有四十岁了，受过审判，过去住的地方，离阿基姆…廖恩奇克不远，是个工兵中士，一切都相符合。但十五年，可不是猫打一次喷嚏那么点时问。你听着。”斯坦尼斯拉夫活跃起来了。“让我们试着去找找派出所长。你还记得吧，那些年的派出所长可是些好寻根问底的人，大家都知道可不像现在这样，早起一杯酒，整天没事干。”
“对，”古罗夫表示同意。“但是主动总是要受惩罚的，所以还是你去找吧。”他接着就指着电话机。
“我报告还没写完，”克里亚奇科嘟嘟哝哝，急急忙忙把纸叠好塞进公文包里，锁在保险柜中，然后把电话移过来。“各个区的分局都改成局了，不过，我希望各个分局还在原地。七十年代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