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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是有豁免权的，任何古罗夫都奈何不了您的，您不再觉得他可怕，而是可笑了。”
少校知道拳头往哪儿打，不过，乌索夫虽然也感觉到打击达到了目的，他身子晃了一下，但还是站着，果断地回答：
“我是个办事的人，想同老板谈谈。您所说的党，我甚至不知道它是个什么党。”
“用政治家们的用语来说，我们的谈判是建设性的。快去解决您的迫切问题吧。如果您被列入候选人名单，您就得离开这里。您的位子将由阿尔焦姆·杜罗夫来取代。最后一点是您必须解决家庭问题。”
“这不可能！”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有人会同您妻子和儿子在应有的水平上进行谈话，会向他们解释，您受到毁谤，反对您的那些材料，是捏造的。快解决自己的问题吧，今后会有人来帮您的。”
于是乌索夫坐在围椅上，望着秋天的树叶，尽管他不会判定树叶是什么颜色。他时不时地望望躺在床上的搭档，猜测着他到底是睡着了，还是在装睡。同少校谈话以后，弄清楚了是谁可能在逃跑时帮助小伙子，巴维尔·彼得罗维奇已不再生阿尔焦姆的气了，因为他明白小伙子说的是真话，解释又解释不清楚，他自己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要是我，也会沉默不语的。”乌索夫自己承认。不是一切都不明不白地可疑吗？别人可能会想：这小子出卖给皮货商了，要不就是勾搭上了民警。其实，民警并不是这么工作的。只可能是古罗夫，虽然他是个冒险分子，可也不是小孩子，不会去掩护一个根本不认识的人。而仔细研究，古罗夫又没有时问。我要盯住这个人。他到底是个什么人？他人很倔，虽然也很有才华，可是一条蠢汉，想一个人把一座山搬走。你看，要是我当上杜马代表……
杜罗夫猛的一下站起身来，打断了他的思考。杜罗夫坐下来，望也没望就把摆在床头地板上的一瓶酒抓了起来：
“欢迎您，长官！”他把瓶口送到嘴边，转念一想，走到桌旁，往杯子里倒酒。“你责备我？”
“为什么？你是个聪明的汉子，知道分寸。”
阿尔焦姆往杯子里倒酒，一口喝光了，开始嚼一块很滑的火腿。
“你想出什么新点子了吗？”他挑衅性地问道。
“我们一起来想吧。”乌索夫心平气和地回答，同时望着半裸的、扎着带血的绷带的杜罗夫。“你告诉我，那个从院子里掩护你的人的枪法如何？”
“是什么样的人吗？”杜罗夫往杯子里喷了一口酒。
“什么样的人，我说不上。”乌索夫嘿嘿一笑。“至于有这么个人，而且开过枪，我是知道的。”
“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你很能干！”杜罗夫说道。他没再喝酒，而是开始穿衣服了。“你还打听到了什么？那个不认识的人是在我背后开的枪，所以我设法回答。不过根据装有消声器的手枪被打哑、“ЪMB”车被打中来看，此人枪法不错。”
“是专业人员。”乌索夫看了一下手表。一般的人在这时是休息的，不过土匪这时也可能工作。他把电话机推了过去，拨了个电话号码。
“我在听着呢。”答话的是一个熟悉的男中音。
“谢尔盖·里沃维奇，在您这个年龄，在这样的时候您该在游泳池里同姑娘嬉戏。至少该到赌场里玩一把小小的。可您，对不起，却像区委会的六座面包车，仍然在工作。”
“您怎么不用自动电话，而使用普通电话呢？”萨比林以问作答。他等电话已经等了两天两夜，可此刻他却惊慌失措。“要是我派人来呢？”
“带钱来吗？”乌索夫问道。“凑齐了吗？我祝贺您。不过，由于您的过失，发生了一点小小的差错。现在您该付的不是两百万，而要加上利息，数目就大多了。”
“钱你可以得，不过不要厚颜无耻。我错了，准备付钱。两百五十万，星期一你打电话来。”
“好，但你不要耍任何花招。你的命抵押在我的手里。要是出什么事，钱我倒无所谓，可你得死。”
“你别吓唬我，你也不是一辈子老呆在自己的洞穴里。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
“我好久不去大剧院了。以后再最后确定，是星期一还是星期三，地点是大剧院第四和第五根圆柱之问。时间是白天。”
“第四、五根之间，从哪边数起呢？”
“你是人家用麻袋装着运进莫斯科的吗？大剧院有八根圆柱。”乌索夫把话筒放下。
“你同他谈得很坦率。很坦率。”杜罗夫把酒喝干了。“可谁去呢？”
“你委托他收回两百五十万美元的那个人。”乌索夫回答。
阿尔焦姆把一瓶酒喝完，把瓶子倒过来，叹息一声说道：
“只好痛饮一通才行了，否则这么多钱我搬不到汽车上。”
第七章
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密探们的办公室里，也亮起了灯。古罗夫和克里亚奇科坐在自己的位子上，翻阅承办的凶杀案的刑侦案卷，在个别的页子上作了一些只有他们才懂的笔记。
“常常遇到一些例外，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杀手们的水平很低，他们按老一套工作，没有想象力。”克里亚奇科议论道。“保镖很不中用，最令人震惊的是造成了一种印象：要不是他们不相信有可能谋害他们的老板，要不就是他们对自己的性命漠不关心。”
“这种那种情况，都是有的，”古罗夫回答。“你钱拿得多，坐高级轿车，最初那些日子是比较警觉的，后来对老板慢慢习惯起来了。你是一个任何人都不需要的人，可你却养着我摆架子，提高威望。我相信，银行家，一般所谓有钱的人，应该处理好自己的活动与可能的危险之间的关系。人人都知道什么时候他踩了谁的脚。”
电话铃响了。古罗夫吃惊地看了看手表，把话筒取了下来。
“我在注意听您说话。”
“是列夫·伊凡诺维奇吗？”一个令人愉快的男中音在说话。古罗夫马上听出声音来了，不过，他没有表露出来。
“是我。我在听着。”他向克里亚奇科做了个威胁的手势，意思是说：你闭嘴。
“您好，列夫·伊凡诺维奇，同您谈话的，是您不久前去过他的办公室，在日历页上写下过您的电话号码的人。”
“您好，谢尔盖·里沃维奇，”古罗夫回答。“我们的电话要偷听虽很困难，但却是可能的。而说话应该自由，去掉细节。”
“我明白……我不相信，我做的是否正确……”
“对，谢尔盖·里沃维奇。如果想在电话里谈，就应该先打电话约好见面的时间和地点。厨师街即过去的沃罗夫斯基街，您知道吗？”
“当然知道。”
“过多长时间您才可以乘车来到最高法院大楼边？”
“四十来分钟。”
“很好。四十五分钟后，您把车子停在最高法院对面，我来坐您的车。”
晚上快到九点的时候，古罗夫从克里亚奇科的。“梅尔谢杰斯”车上坐到萨比林的“ЪMB”车上。
“您好，”古罗夫说完，向坐在后座上的两位保镖点了下头。“请你们改坐我的车。”
“ЪMB”和克里亚奇科驾驶的“梅尔谢杰斯”拐进一条联接厨师街与新阿尔巴特街的小胡同，停了下来。
古罗夫稍稍放下窗玻璃，抽起烟来，然后说道：
“谢尔盖·里沃维奇，一定是有人给您打电话，告诉您债款增加了，暗示有人要杀您，并建议您把钱带到指定地点。”
“什么钱？”萨比林懒洋洋地反驳。“我从没谈过钱的事。”
“他们派来要钱的小伙子，当然就是从您那里跳窗而逃的那个人。”古罗夫停顿了一下，让对方有可能进行回答，但他却没有作声。“您已决定发表关于受到勒索的正式声明吗？”
“当然不。”萨比林很快地说道。“我给您打电话了。现今当局的代表应该只能依法办事。”他以审视的目光望了古罗夫一眼。
“如果您认定，值得给我行贿，那您就白费心机了。最近二十四年里我没收受过贿赂，而在此以前，也没人向我行过贿。”
“我知道，有人警告过我。我为什么要与您会面呢，我不明白！”
“我同意。直率地说，您的处境，不值得羡慕。如果您向我们正式提出请求，我们可以把联络员和钱一起抓起来，开始正式起诉。照我的理解，钱的数目很大，而且没有正式经过会计核算，这就是所谓的‘黑钱’。”
“我要这一切干什么？”
“的确。您给过收据吗？”
“给过，但那不是拿来付款的。”
“就算您打算否认这笔债，控告他们敲诈勒索，同时希望帮助有关机关揭露罪犯，您会在约定地点、把‘洋娃娃’交出去吗？”
“那他们一定会把我杀死的。”
“总数多少？别再装黄花闺女了，我要知道这里牵涉到多少款子。到那时我才能决定，他们是会杀死您还是会等您。”
“两百五十万。”萨比林悄悄地说道。
“很大的一笔款子，但是您可以付，不必声张。”古罗夫说道。
他违反了秘密工作的一条主要原则，把一个前来受雇的人，推开了。不过，这个人也太令人讨厌。古罗夫明白，知识分子的外表，掩盖着一个非常残暴而又毫无原则的人。他曾想把杜罗夫关起来拷问，或烧或杀，以便获得必要的情报。现在，当力量在对手那一边的时候，他又来向当局寻求支持了。除了个人的恶感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使古罗夫反对萨比林。古罗夫还没有找到摆脱困境的办法，他抓住的那根线，不是通向反萨比林运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的。来取钱的，毫无疑问是阿尔焦姆·杜罗夫，此人没有这个案子，刑侦机构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