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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呀，可了不得！一定是咖啡煮焦了。”玫宝陡然间推开椅子跳了起来。客厅里弥漫着焦咖啡的浓香。玫宝看见吕仲卿缩在客厅的角落里，立刻气冲冲的跑过去指着他喊道：“你们看看，咖啡烧得一塌糊涂，他却坐在那儿发傻。你难道是死人哪！咖啡香得刺鼻子了，你也不会去替我看看。”
吕仲卿一脸涨红，迟疑的站了起来，吞吞吐吐的说道：“我——我这就去替你去把咖啡端来。”
玫宝把牌摔到桌上摆摆手阻住他道：
“算了，算了，你这种人还能做出什么好事情来？”说着一径走过去把电炉上的咖啡壶拿了起来。吕仲卿站在客厅中央，脑子里嗡嗡作响，他看见粉红色灯光下的三位女人都咧开擦着口红的嘴向着他，他盯着一只枯黑的手上那粒闪着紫光的蓝宝石喃喃的说道：
“真抱歉，我——我——没在意——咖啡煮焦了——”
三个女人都一齐哄笑起来，玫宝的对手朝着玫宝叫道：
“玫宝呀，你的先生真有意思。”
玫宝端着咖啡走过来，擦过吕仲卿身旁对他冷冷的说道：
“你趁早替我走开点，我看见你就一肚气。痴不痴，呆不呆的，四十靠边的人了，就没做出过一件叫人看着爽眼的事情来，整天只会跟着人穷磨，你为什么不学别人的先生，自己出去逛逛街，看场电影去呀？”
三个女人笑成了一团，有一个喘着气叫道：
“玫宝呀，你真要不得，把你先生说成那个样子，我觉得你先生怪好玩的。”
吕仲卿感到头有点晕，眼睛迷迷檬檬的，整个客厅都浮在一圈粉红色的光晕中一般。他趔趔趄趄退到了卧房中。里面几个太太的小女孩子正在学跳水手舞，收音机里播着普里士莱唱的《不要那样残忍》，声音颤抖而急切。几个女孩子看见吕仲卿闯了进来，都发出了一声尖叫，一窝蜂撞进吕仲卿的怀里，把他推出房门叫道：
“吕伯伯不要来捣蛋，吕伯伯快点出去。”
吕仲卿跌撞出来，结结巴巴的说道：
“乖乖，吕伯伯想问你们要不要吃点心，吕伯伯想——”
外面玫宝拍着桌子大叫道：
“你不要去搅她们好不好？你为什么不出去，要死赖在家甲呢！”
“玫宝，别去管你先生，让我们打牌。”
“不行，我一定要他出去，他在这里，我玩都玩不痛快。”
“算了罢，你先生在这里并不碍事啊。”
“不，不，我要他出去。出去啊，听到没有你替我快点走！”
湿雾像一面面沾了露水的珠网，一层又一层的罩到了吕仲卿的脸上，吕仲卿的双手往裤袋里愈插愈深，手掌心流出来的汗水，沁湿了他的裤袋。新生戏院最后一场戏散了，一大群人涌到街心，向四面散去，霉红色的水雾裹住了他们的头部，吕仲卿看见有几个穿着艳色旗袍的身躯在雾影里晃动着。他不自主的往灯柱后面退去，将额头紧紧的抵在铁柱上。他的心开始像擂鼓一般，一下一下沉重的敲了起来。那股奇怪的欲望在他胸中，愈翻愈急，慢慢升高胀大，他又觉得有人从他的裤袋中把他的手往外拉扯了。“玫宝——”他咽呜的低喊着，他耳朵里仿佛响着玫宝尖叫的声音：“下流！下流！”
暖雾如同千千万万只软绵绵的小手指，不停的在吕仲卿的头发上颈子上轻轻撩拨着。笃，笃，笃，一阵高跟鞋的声音，朝灯柱这边走了过来。吕仲卿紧握着拳，手指甲抠进了掌心，一阵刺痛钻入他的心房，他咬着牙齿，下巴颏不停的抖动着。雾里现出了一个紫色的身影，朝他愈逼愈近，他感到一阵强烈的昏眩，好像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一缕极细微，极熟悉的声音，邪邪的召唤他道：“你摸摸看——你摸摸看！”那个穿着紫缎旗袍的身躯从他身旁摇曳着走了过去，高跟鞋沉笃的踏在水泥地上，臀部的地方箍得发出了一团紫色的亮光，吕仲卿陡然觉得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把他插在裤袋里的手猛拔了出来，他朝着那团紫光踉跄的奔了过去。
一阵女人失惊的尖叫把行人统统集中过来。吕仲卿见霉红色的湿雾中人影憧憧，从四面八方朝他围拢，人声哄隆哄隆，好像雾里发出来的哑雷一般，他张着口，拼命的在吸气，他觉得胸口被塞住了似的，他看见许多人头在他面前摇晃着。一对对眼睛朝他冷冷的瞪着。他感到非常疲倦，全身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他想蜷着身子，躺到地上去。他听到一阵女人尖锐的咒骂声。他觉得衣领手臂都被人钳住了。他没有挣扎，任凭别人推来扯去。突然他觉得口角上起了一阵剧痛，一只粗壮的手在他颊上狠命的批打起来，他失去了重心，倒在别人的身上。
吕仲卿回家的时候，牌局早已散了。全屋漆黑，他摸索着进了卧房，玫宝已经安睡了。他脱去鞋子，赤着足，悄悄的爬到上铺，钻进自己的毛毯中去。这晚吕仲卿睡得十分安稳，他把玫宝挂在床头的浴衣拿上去拥在胸前一块儿睡。浴衣上幽幽的散着“柔情之夜”的浓香，合着他嘴角上流出来血的甜腥，一阵阵薰到他面上来。他感到喝醉了一般，脑门昏陶陶的。在睡梦中他像满足了的婴儿一样，天真的咧开嘴笑了起来。他好像觉得自己的头枕到了玫宝的膀子上，一双手却舒舒服服的藏进了裤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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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灰
父亲的骨灰终于有了下落。一九七八年哥哥摘掉帽子从黑龙江返回上海，便开始四处打听，寻找父亲的遗骸了。他曾经数度到崇明岛去查询，可是不得要领，那边劳改农场的领导已经换过几任，下面的人也不甚清楚有过罗任平这样一个人。“文革”期间，从上海下放到崇明岛劳改的知识分子，数以千百计，父亲在交通大学执教，虽然资格很老，但只是一个普通数学教授，还称不上“反动学术权威”。他在崇明岛上的生死下落，自然少有人去理会。那个年代，劳改场上倒毙一两个年迈体衰的知识分子，大概也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哥哥奔走年余，父亲的骨灰下落，始终石沉大海。父亲在崇明岛上劳改了八年，是一九七六年初去世的，离“四人帮”倒台，只差几个月的光景。哥哥信上说，按规定，骨灰保存，时限是三年；三年一过，无人认领，便会处理掉，因此他焦急万分，生怕年限一到，父亲的骨灰流离失所，那么便永无安葬之日了。未料到今年秋天，突然间，峰回路转，交通大学竟主动出面，协助哥哥到崇明岛追查出父亲遗骸的所在。哥哥把父亲的骨灰，迎回上海家中，马上打了一个电话到纽约给我，电话中他很激动，他说交大预备替父亲开追悼会，为他平反，恢复名誉，并且特地邀请我到上海去参加，这，都得感谢美国福斯特惠勒公司。今年六月福斯特惠勒与中国工业部签定了一项合同，卖给北京第一机械厂一批巨型涡轮，这批交易价值三千多万美金，是公司打开中国市场的第一炮，因此分外重视，特别派我率领一个五人工程师团，赴北京训练第一机械厂的技术人员。工业部的接待事项筹划得异常周到，连我们上海徐家汇的老房子也派人去赶着粉刷油漆了一番，并且还新装上电话，以便我到上海参加父亲的追悼会时，可以住在家中，与哥哥团聚。不消说，父亲的追悼会，一定也是细心安排的了。
一九四九年春天，上海时局吃紧，父亲命母亲携带我跟随大伯一家先到台湾，他自己与哥哥暂留上海，等待学期结束，再南下与我们会合。不料父亲这一个决定，使得我们一家人，从此分隔海峡两岸，悠悠三十年，再也未能团聚，母亲在台湾渡过了她黯淡的下半生，从她常年悒郁的眼神以及无奈的喟叹中，我深深地感觉到她对父亲那份无穷无尽的思念。最后母亲缠绵病床，临终时她满怀憾恨，叹息道：“齐生，我见不到你爹爹了。”她嘱咐我，日后无论如何，要设法与父亲取得联系。
一九六五年我来美国留学，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工程博士，第一件事就是托香港一位亲戚，辗转与父亲联络上，透过亲戚的传递，我与父亲开始通信。我们只通了六封，便突然中断，因为“文革”爆发了。从此，我也就失去了父亲的音讯，哥哥信上说，父亲是因为受了“海外关系”的连累，被打为“反革命分子”的，而我写给他的那几封家书，被抄了出来，竟变成了“里通外国”的罪证。父亲下放崇明岛到底受了些什么罪，哥哥一字未提，他只含蓄地告诉我，父亲一向患有高血压的痼疾，最后因为脑充血，倒毙劳改场上，死时六十五岁。
旧中国的行程，都由公司替我们安排妥当，十二月二十日乘泛美飞往上海，十九日，我先飞旧金山，打算在旧金山停留一晚，趁便去探望两年没有见面的大伯，在他那里过夜。大伯住在唐人街的边缘，一幢老人公寓里，在加利福尼亚街底的山坡上，是一座灰扑扑四层楼的建筑，里面住的都是中国老人，大多数是唐人街的老华侨，也有几个是从台湾来的，三年前，我到旧金山开会，第一次到大伯的住所去看他，我进到那幢老人公寓，在那幽暗的走廊上，迎面便闻到一阵中国菜特有的油腻味，大概氤氲日久，浓浊触鼻，大伯住在楼底一间两房一厅的公寓里，那时伯妈还在，公寓的家具虽然简陋，倒是收拾得整整齐齐的。客厅正面壁上，仍旧悬挂着大伯和萧鹰将军合照的那张放大相片，相片差不多占了半面墙，框子也新换过了，是银灰色，铝质的。几十年来无论大伯到哪里，他一直携带着那张大相片，而且一定是挂在客厅正面的壁上。那张相是抗战胜利还都南京的那一年，大伯和萧将军合照的。大伯说，萧将军从来没跟他部下合照过相，那次破例，因此大伯特别珍惜。相中萧将军穿着西装，面露笑容，温文儒雅，丝毫看不出曾是一位声威显赫，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大伯那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