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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伯伦被她骂得红皮青脸，心里气恨已极，面上又不敢有丝毫流露，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心里乱哄哄地不知该怎么样才能尽快离开这个对他来说地狱一般的办公室。行长最后这几句话却让他心里象是突然捅开了一道天窗，他顿时想通了，祸是他闯的，但是行长也有份，他们俩是捆在一条绳子上的蚂蚱，行长倒霉他好不了，同样，他要是倒霉行长也好不了。行长要自保，就必须先保他。别的不讲，如果这场官司打输了，光是追究渎职罪，他和行长都别想有好下场。所以，不光是他，就是行长也得千方百计全力以赴地应付这场官司。想通了这些，他对行长的惧意顿时开始消退，又在脑子里盘算着找个机会把自己搭进去的钱捞回来。于是试探着问：“行长，到省城办事你看提多少款比较合适？”
“提多少？提多少也不够你们捞的。马丽芃也不是好东西，当着我们的法律顾问，每月拿着上千块的工资，还挖行里的墙角，让她给牛刚强送一万块钱，她说给了，给个屁，牛刚强拿了她的钱还能向着姓程的？给她四万块钱让她送何庭长，她说全送了，我就不信，她起码捞一半。你也不是好东西，跟她一个路数，借由子就花天酒地公款消费，上个月光这笔钱你就报了三万多，我到梦巴黎查对过了，每次消费你至少多开一半发票，你他妈还是个玩艺吗？”行长说着又来了气，汪伯伦也有点尴尬，他没想到这个老娘们会到梦巴黎查他的账，便口气硬硬地说：“行长你要是这么不相信人，今后这种事你安排别人去办，省得你事后还要查我的后账。”他是想用这种理直气壮的样儿来表示自己的清白，也多多少少有些要挟的意思，他知道，行长起码眼前还得靠他办这些事，别人不是圈里人，行长信不过。
行长却不是他能拿得住的人，听了他的话脸都气白了，腾地从椅子上坐起：“你给我过来！”
汪伯伦不知道她又发什么疯，迟迟疑疑地走了过去。
“把裤子脱了！”
汪波伦吃惊了，他以为自己听错了，眨巴着眼睛不知所措。
“把裤子脱了，脱了！”行长怒吼了，巴掌拍的桌子“啪啪”震响。
汪波伦被行长的威势震慑住了，他失去了反应的能力，就象按行长的吩咐去办理一笔贷款，老老实实地解开裤腰带，裤子乖乖地滑落在脚边。
女行长毫不客气地扒下了他的裤衩，伸手握住了他的阳物，拨来翻去的摆弄着：“真他妈被踢肿了，象个紫茄子。”
行长的口气带着耍弄的味道，汪波伦失去了思维能力，任由行长摆弄着。女行长丰肥的手柔软光滑，他盯着行长蓬松的烫发、发髻以下白皙的脖颈、滚圆的肩头和顺畅的脊背曲线，心里念叨着“这个老娘们，这个老娘们……”下体居然起了反应，猛然将女行长拥到了怀里，行长身上的香水味儿和烟味儿一起袭进他的鼻腔，他冲动地鼓涨着。就在这时，行长在他的东西上猛力的一捏，剧烈地疼痛让他忍不住叫喊起来：“妈呀！”如同一盆冰水浇到他头上，上头跟下头的血液同时退潮了。
行长厌恶地甩开他的丑陋物件，推开捂着裆部弯腰弓背泪流满面的汪波伦，用食指拐敲着他的头鄙视地说：“你个龟孙子，敢给老娘拿一把，你以为老娘能看得上你这种小鸡仔？告诉你，你再敢耍老娘，我就先骟了你，滚！”
剧痛已经过去，被行长狠狠捏了一把的东西象是用火在烤，热辣辣地。汪伯伦提上裤子，草草扎上腰带，趔着两腿从行长办公室退出来，他被彻底击垮了，甚至在心里连“臭骚老娘们”都不敢再骂。
《越轨诉讼》第二章（14）
走廊里，两个走过汪伯伦身旁的职员好奇地盯着脸上挂着泪痕的汪伯伦，关切地询问：“汪科长，你怎么了？是不是不舒服？”
汪伯伦有气无力支吾而言：“没啥，没啥，头有点疼……”边说边艰难地朝楼下走，背后两位职员议论的话语传了过来：“还用问，准是又被行长刮了。”“咱们行长不愧是女强人，这个银行也就亏着有她，换个别人还真不一定能镇得住。”
七
博士王在海兴活动了两天，基本上搞清了案件被移送的来龙去脉。情况和他推测的完全一样，银行利用在本地的能量，构筑了一座坚固的堡垒，从法院、公安局到市里的个别领导都成了这座堡垒的基础。作为法律专家，博士王也不由为银行的高明而叹服，不能不承认，移送是摆脱困境、逃避法律追究的最佳办法。当然，这一招不可能由银行想得出来，能想得出这一招，并使之付诸实施的人，肯定是懂法懂到了对法律的空隙一清二楚，并且绝对有操作能量的人，这种人在海兴有两个，一个是法院院长，一个是主管这个案子的法庭庭长。
移送肯定是错误的，两院一部通知讲得很清楚，在民事纠纷案件审理中，发现原、被告之间有诈骗嫌疑的应移送公安机关侦办。而这桩案子，诈骗者是伪造印章从银行将款提走的骗子，银行与厦门的程铁石之间并不存在诈骗，起码没有证据证明二者之间有诈骗行为。作为原告，程铁石追究银行的错付责任，要求赔偿，是正宗的经济纠纷案，程铁石与银行，银行与诈骗犯，完全是不同的法律关系，把一宗民事案件移送给公安局，其目的很明显，就是要推卸责任，转移矛盾，把公安局的办公桌抽屉当成银行的避风港，保护银行免受法律的追究。当然，他们也明白，由于在原被告之间不存在诈骗嫌疑，公安局不可能对银行采取任何措施，公安局也不可能在没有当事人报案的情况下自行立案对诈骗嫌疑人进行追捕。
情况摸清了，下一步该怎么办博士王大费心思。他目前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到省高级法院申诉，请求省高级法院调案审理，但法律上对移送案件上级法院是否有权调案审理没有规定，虽然法律上规定一审法院裁定不予受理的案子原告有权上诉，可是移送究竟不同于不予受理，高级法院也不大可能将这个案子直接调卷立案审理。当然，如果有过硬的关系或强劲的后台，高级法院直接审办是完全可能的，虽然他博士王有很多法律界的关系，但是，能量足以推动高级法院对这个案子采取措施的关系却没有。他也相信，程铁石更不会有这种关系，否则他的官司也不会弄到这种悲惨的地步。
另一种办法就是促使公安局主动将移送过来的案子再退回去，迫使海兴法院审理，这个渠道是比较简洁的，只要案子退回法院，法院即使无视事实与法律，判程铁石败诉，他还可以上诉，他相信，坚持干到底，这个案子程铁石必胜无疑。目前遇到的问题仍然是，谁能澄清海兴那盆混水，使案件的审理回到本来的轨道。能够拨动法律的杠杆，让法律起到公正裁判的作用，在目前的中国，还需要超法律的权力。
两条道路，遇到的是同一个障碍：在法律已经被奸污的情况下，谁来给法律主持公道？法律，准确的说是执法机关和执法者，需要有效的监督，必要时还需要强力的干预，在目前执法队伍素质差，执法过程随意性大，执法主体受到物质利益强烈诱惑的非常状态下，这种监督、干预是必不可少的。可是，这样一来，法律就面临着两难选择：彻底否定非法律因素的监督与干预，法律将会被胡作非为的执法者变成牟利的工具；鼓励或顺从非法律因素的监督与干预，法律又可能变成某些领导机关和领导者个人的仆人和姬妾。这个课题解决不好，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就永远是一个美好的愿望。社会主义中国的法制建设面临的最重要、最困难的课题，不是立法，而是执法。立法不难，真正难的是让执法者公正、忠实、尽职尽责地执法。现实是，某些执法者利用自己的法律专业知识和手中掌握的权力，贪赃枉法、胡作非为，却可以轻松愉快地逃脱法律的追究、惩罚。在这种条件下，制定的法律越多，执法者牟利的机会越多而已……博士王想的有些失神，也有些气馁，他极力拉回脱缰的思绪，把思路集中在眼前的问题上。通过什么关系，采取什么手段，找哪位可以扭转乾坤的神仙来纠正海兴法院和公安局明显的执法错误呢？
夜已经深了，博士王仍然没有睡意，也没有想出一个他认为可行的、有效的行动方案。忽然想起，今天是去看望岳父和妻的日子，他从沙发上爬起，准备出发，又想到好几天没跟程铁石、黑头他们联系，万一他们来电话怎么办？他不知道他们的住处，能够接上头的唯一希望就是等他们的电话或传呼。犹豫再三，他决定在家等，同时也好再理理思路。他对这个案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当初答应参与此案，只是看在黑头的面子上，纯属朋友帮忙。随着对案情的深入了解，他发现这个案子审理中的波澜曲折所涉及的法律的、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种种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这个案子本身，他可以预见到，这个案子的诉讼过程将是一个极为艰难而又充满挑战的过程。随着事态的发展，他将会遇到更多的冲突、矛盾、争斗和阴谋。美与丑、善与恶将会围绕这个案子做更加充分的表演和竞争。通过这个案子，他可以获得对司法审判过程中种种缺陷和暗疾的新认识。
《越轨诉讼》第二章（15）
想到这些，他有些兴奋，就如地质队员发现了矿藏，探险者面临新的挑战，他想马上就找到程铁石他们，可是上次跟程铁石他们见面时，心想反正他们知道自己的家和电话，有事自会来找，匆匆忙忙没有留下他们的住址。如今自己想找他们，却就犯难了。心里正在着急，电话响了，他急忙抓起话筒，却是一个拨错了电话的冒失鬼，在电话里一个劲打听去殡仪馆怎么走，博士王说：“你出了门往南走三百米，往东走两百米，往北走三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