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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2月26日，军部“少壮派”中下级青年军官举行武装政变，占领了政府重 要机关，并且袭击高级官吏府邸，杀死内务大臣、财政大臣和教育总监等人，向陆军大臣提 出“兵谏”，要求成立“军人政府”，建立军事独裁，这就是“二二六”事变。事变发生后 不久，陆军省采取了镇压手段，使政变未能得逞，不过经过此次事变，军部中的法西斯势力 得到极大加强，其侵略野心亦日益膨胀。
绞刑文职战犯广田弘毅（4）
事变后，就继任首相人选，有两个考虑，其一是近卫文，另一即是广田弘毅。近卫文是公爵出身，与军部和右翼势力联系密切，并且在国内声誉较高，颇受重臣西园寺的赏识。但近卫文考虑到当时军部内斗剧烈，又得处理棘手的“二二六”事变的善后，他不想在情况不明的时候去趟浑水，因而就以生病为由，坚辞不就 。元老重臣西园寺转而考虑到广田弘毅，一方面广田任外相时，极力配合军部的对 外政策，应能为军部所接受，另一方面他有丰富的外交经验，应能处理好对英、美等国的关 系问题。因而，西园寺就委托近卫征求广田的意见。若在平日，能当上大权在握的首相，自 然是一件风光的事，但这时，傻子也能看出情况的错综复杂，尤其是已有首相（犬养毅）被极 右势力暗杀之先例，广田当然也不会甘冒此风险，因而他以“难以胜任”为由而拒绝。但在 西园寺的坚持下，最后广田不得不接受组阁重任。
3月5日下午，广田弘毅拜谒天皇，接受了组阁大命。广田弘毅的组阁工作开展得 很不顺利，法西斯右翼力量不断扩张的陆军以推荐主张对华强硬的寺内寿一大将入阁任陆相 为条件，并且提出加强国防、明确国体、安定民生、革新外交四项要求。吉田茂等“带有自 由主义色彩”人员的入阁，则受到军部势力的极力抵制，广田弘毅最后不得不屈从于军部的 压力，将吉田茂等4人排除在内阁人选之外。到3月9日，所有阁僚人选才最终确定。
广田“傀儡内阁”在组阁声明中广田弘毅宣布，新阁内将奉行“革除以往弊政，积极主动调整国际 关系”的方针，这实际上就是完全接受了军部之要求。可见，广田弘毅内阁从一开始就揭开 以前的虚伪的“亲善”面纱，在军部的压力之下，赤裸裸地进行对内的法西斯统治和对外的 扩张侵略，成为极具军国主义色彩的“军部傀儡内阁”。
广田弘毅上台后，采取一系列强化法西斯体制的措施。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 1936年5月，恢复了“军部大臣须由现役中将及以上者充任”的规定。在军部大臣的任用上， 日本历史上也曾实行过从现役军官中选拔的制度。1913年，山本权兵卫内阁时期，扩大了军 部大臣的任用范围，规定预备役、后备役将官也可出任军部大臣。从此，这种制度就被延续 下来。广田内阁陆相寺内寿一建议修改这项制度为“军部大臣只从现役将官中任用”，不再 从预备役、后备役中选拔，这就恢复到1913年改革之前的规定。
“军部大臣现役制”的重新确立，使内阁与现役部队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现役 军队可以通过成为阁僚来推行其战争政策，同时也为现役军官的提升拓宽了范围，激励其“ 战场立功”。广田弘毅通过了寺内寿一的要求，并于1936年5月18日公布施行，从而大大加 强了军部通过现役陆、海军大臣对内阁的控制，更加直接地贯彻军部的侵略政策。
除此以外，为了压制国内的民主运动、加强对国民的思想控制，广田内阁还制定 实施了《不稳文书取缔法》、《总动员秘密保护法》和《思想犯保护观察法》等为法西斯专 政服务的法律法规。
1936年8月7日，广田弘毅主持召开了“五相会议”，制定了《基本国策纲要》， 该《纲要》的目标是，“内求国之巩固，外谋国运之发展”，而达到此目标的具体方针则是 ，“外交与国防互相配合，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同时也向南海扩展”。这一“国策 基准”实际上即主张“南进”又不放弃“北进”，企图二者兼顾以期消除长期以来日本陆海 军在此问题上的争议。以此为指导，日本政府开始积极进行扩军备战活动。
陆军专门制定了扩军的五年计划，准备充实空军的装备技术和增加关东军的兵力 ，海军则制定了一个庞大的造舰计划，以加强海战能力。广田弘毅提出了“广义国防”的口 号，将扩充军需工业、发展军国主义教育甚至发展对外贸易等各方面都纳入“国防”体系— —实际上的战争体系——进行备战工作。
除了进行备战外，广田内阁还进行了中央机构的巨大改革。1935年9月21日，陆 相寺内寿一伙同海相永野修身向广田弘毅提出“庶政一新”的改革方案，提出“设立掌管有 关重要国务的调查，统辖预算的控制调整等事务的机关，改组、强化内阁首相管理下的情报 委员会，并将其统一合并于该机关。该机关的长官，可列为阁僚”；“设立掌管有关统制 、革新人事行政事务的机关，由内阁首相管理”；“合并外务、拓务两省，强化与统制对外 政策”；以及将议会完全变为辅助机关，削弱政党政治的能力，等等要求。其实质就是改革 中央行政机构，否定政党政治，强化无制约的首相的权力，为实现独裁奠定基础。
在调整国内机构，加强专制独裁机制建设的同时，广田内阁也不忘为日本的对外 侵略扩张寻找“国际支持”，为此，广田弘毅努力倡导加强与法西斯德国的关系。1936年11 月25日，日本为了不刺激采取绥靖政策的英、美政府，便以“反苏反共”为掩护，与德国正 式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这是日本走向国际法西斯联盟罪恶轴心的重要一步。
推行侵华政策是日本历届内阁的重点，广田内阁也不例外。1936年8月11日，广 田内阁通过了《日本政府第二次处理华北纲要》，规定日本对华政策的目的在于保证华北的 行政“独立”，建立反共亲日地区，取得必要的军需物资，还提出了具体实施步骤。
绞刑文职战犯广田弘毅（5）
由于日本对华侵略的步步加深，中日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从1936年9月15日以 后，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与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张群经过多次会谈，未达成任何协议。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十年内战结束，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步形 成。广田内阁原来对华外交政策在巨大冲击之下，变得更加积极地促进侵略。日本军部酝酿 已久的侵华战争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1936年12月8日，陆相寺内寿一就已经开始叫嚣：“ 我们的协调精神和态度是有限度的。只要南京政府不放弃现在的反日排日思想，今后两国关 系的调整是困难的。我们有坚强的决心：今后帝国正当权益濒于危急，在华日侨生命财产受 到威胁，将立即采取必要的措施。”然而就在广田内阁受军部操控，积极准备发动战争扩大对外侵略的时候，向法西 斯政权过渡的政府组织机构自己却出了问题。
前面说过，由于军部在内阁的活动，使日本原来政党政治的活动受到极大压制， 但“政友会”成员仍是议会议员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对内阁以及军部的做法早就深感不满 。1937年1月20日，即日本第70届议会复会的前一天，就有政党议员指责：“官僚自以为是 ，军部充满优越感，排斥异己，企图干预国家机能的一切事务。”并且强调如果再这样下去 ，就会阻碍民意的畅达，使日本陷入“名为立宪政治，实为寡头专制”的状态。1月21日，第70届议会复会。会上，藏相马场瑛一在财政演说中提到将要扩大军 备军费，以这个问题为导火索，爆发了政党人士在议会中反对军部的激烈行为。年逾70的“ 政友会”成员滨田国松，是时任众议院副议长的政界元老，他发表即席演讲，指责军部干预 政治会导致独裁政治，而且指出，现在“强化独裁政治的思潮，一直在军内泛滥，它时刻有 破坏文武恪守其准则的危险。这正是国民所共同忧虑之处”。滨田的演说反映了当时政党议员们胸中郁积已久的不满，他们频频报以热烈掌声 ，支持滨田。陆相寺内寿一在滨田结束演讲后，立即迫不及待地走上讲台，极为生气地说： “刚才滨田君的演说中有些侮辱军人的言辞，很遗憾。”滨田在议员们的支持下，出语反驳：“本人忝为国民的代表，如有人寻衅说我侮 辱了国家荣誉所归的军队，我将寸步不让。”寺内寿一听完，马上冲着滨田叫道：“由于滨田君的发言有损于国民一致的精神 ，我在此提出忠告。”滨田被他的不逊所激愤，在讲台上，语调颤抖地抬高声音说：“我究竟是否说过 侮辱军部的话，请查一下速记记录。如果有，我剖腹向你谢罪；如果没有，你要剖腹！”寺内寿一被滨田的气势所压倒，气极而无言以对。这一次议会辩论之激烈，曾被 时人戏称为“剖腹辩论”。
在正式复会后召开的临时内阁会议上，寺内寿一怒气冲冲，坚决主张解散众议院 。对于这样的要求，商工相小川乡太郎、铁道相前田米藏、农林相岛田俊雄等亲军派考虑到 ，如解散议会，就意味着对政党的惩罚，这会进一步导致政党反抗军部，国家“就会陷入危 险的境地”，所以表示反对。
寺内寿一不屑于这种“危险的境地”，在23日召开的内阁会议上，他更加坚决地 要求解散议会。事实上，要求解散议会不光是出于对滨田演说的反弹，更重要的是，作为傀 儡的广田弘毅内阁，在执行军部的侵略计划时，并不太听话，广田弘毅并不是军部想要的能 够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强硬阁魁。1937年1月23日，广田内阁在政党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