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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第372页）
后来，不少专家倾向于认为，实际上是原子弹的威力迫使日本投降，改变了结束太平洋战争的方式。既然如此，中国外交家顾维钧也就有理由质疑美国是否有必要在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上，以牺牲中国主权等作为让步而争取苏联对日宣战（参见“封面中国”：《在峭壁之上》，载《收获》2006年第五期）。顾维钩甚至认为，苏联当时根本就没有必要出兵中国东北：
现在回忆起来，当时日本人是急切想结束这场战争的，俄国参战实在并无必要。甚至在苏俄对日宣战书中，莫洛托夫还提到远在1945年8月以前日本就曾要求和苏俄进行会谈。8月间。莫洛托夫宣读对日宣战书时，他同时第一次透露日本人在6月中旬曾通过天皇个人信函寻求俄国的调停。原子弹投下了之后，俄国人由于已知道日本人要求调停，便迫不急待地参战。尽管斯大林害怕已错过了时机，美国和英国却还急于要俄国加入战争。我常常想，如果没有人促使苏联参加这场战争，那会出现怎样的局面。（《顾维钧回忆录》，第234页）
历史无法假设。中国没有实力独立地打败日本，在欧洲战场硝烟散尽之后，日本依然在中国驻扎百万大军，占领着中国大片领土，其颓势并不明显。这些日本军队，在接下来进行的战斗中无疑是极大的威胁。那么，要结束战争，除了投掷原子弹和苏联出兵之外，还有别的更快捷的方式吗？而且，在这种情形下，国力衰弱且又陷入国、共冲突危机的中国，又怎能在大国间的博弈中抢占一个有利位置？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相当无情：作为坚持八年抗战的中国，在日本被打败、太平洋战争结束之时，尽管是无可争议的战胜国，但在美、苏两个大国的巨大身影下又显得瘦弱乏力，没有更大的主动权和发言权。
于是，在原子弹升腾而起的蘑菇云笼罩下，在“冷战”寒气席卷而来的历史场景中，顾维钧的质疑听起来只能是一声叹息：苍白，细弱，无奈。1945年8月的中国，就这样在迎接胜利的同时，也迎来了苦涩与严峻。
三 乞降
1945年8月15日，日本终于投降了！如今，六十年过去，胜利者的喜悦与欢腾，战败者的沮丧与狼狈，都已融入历史。
当有机会重新梳理这段历史时，我逐渐发现，中国的相关著作要么习惯于事件结果的粗略叙述，要么满足于简单概念的归纳，而对事件演变过程中的某些细节或微妙处却常常忽略而过。其实，在我看来，有些被忽略的细节恰恰更能说明历史的复杂性，更能反映某时某地历史选择原本具有的多种可能和偶然性。甚至，某些被忽略的细节，其历史容量也许更大，对未来的影响也更内在、更深远。
8月10日到8月15日的五天时间里，日本的乞降过程颇有变数，耐人寻味。围绕是否保留天皇地位的国际交锋，在胜利者与战败者之间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杜鲁门回忆说，8月10日上午七时三十三分，美国的无线电监听员收听到了由东京无线电台发出的消息，日本政府向瑞士和瑞典政府发出转致美、英、中、苏的照会——史称《日本乞降照会》。
翻阅《时代》当年报道日本的乞降过程，有趣的细节便为今天的历史追寻开启了一个走向深处的通道。《时代》描述了8月10日这天发生在白宫的事情：
杜鲁门总统处理着历史上压倒一切的事务。上周，在向世界展示出一种新的力量和欢迎太平洋战争有了新的盟友之后，他的事务之一就是在等待，在观望，如同别人一样，他想看看自己的行为是否值得。
星期五早上，他与通常一样早起，准备离开白宫二楼的房间。此时，陆军部的信使送来一份急报。总统接过来，念道：
“根据天皇陛下的圣旨……”
在珍珠港事件爆发三年八个月零三天之后，在美国人付出七万五千个生命之后，日本战败了。他们对此很明白，因此，他们希望“尽可能地”放弃战斗。
刚刚出任总统四个月的杜鲁门，对这一伟大事件以及他与之相关的联系感到震颤。这位来自密苏里的简朴的人，睡眼礞咙地快速翻阅黄页急报：
“日本政府准备接受1945年7月26日波茨坦所提出的条款……但可以理解为不包含任何要求有损天皇陛下为至高统治者的皇权。日本政府真诚地希望这……”
句子就在这里中断了。这是非正式的文件，只是铃木贯太郎首相在七点三十五分（杜鲁门的时间）在东京电台发表的讲话，由在太平洋海岸的海军收听到，再以电报发回华盛顿。总统尚不能与盟国正式讨论，或者予以答复，但是可以与某些人商量。总统想和人谈谈，于是，他立即召集四个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李海将军、国务卿贝尔纳斯、陆军部长史汀生、海军部长福莱斯特尔。杜鲁门要他们赶快来。贝尔纳斯欣喜若狂，几乎一溜儿小跑穿过大厅，跑进总统办公室。半个小时后他们离去。富莱斯特尔亢奋而抱有信心。他告诉记者，三十分钟后他们就可以得到消息。然而他错了 （《时代》，1945年8月20日）
富莱斯特尔是错了，记者们没有很快得到确切消息。因为对日本的乞降照会中提出的“不包含任何要求有损天皇陛下为至高统治者的皇权”的条件，盟国之间需要沟通，协调立场，再予以正式回复。《时代》写道：
同样的消息通过日、欧之间不确定的电台渠道，以外交电文的方式发往全世界。一是通过中立国瑞典（转达给俄国和英国），一是通过中立国瑞士（转达给美国和中国）。当全世界为这一消息感到震撼时，总统继续他的日常工作。
他的安排中的第一个来访者，是负责参议院亚洲事务的蒙大拿州参议员曼斯菲尔德（Milk Mansfield），随后，曼斯菲尔德感觉轻松地公开表示，美国不应该也不可能保证毫发无损地允许“天皇陛下为至高统治者的皇权”。
杜鲁门与其他来访者讨论局势。一天结束后，他的态度发生了根本变化。他倾向于不再对天皇采取任何措施（而在此之前，总统曾明确地称天皇为“那个杂种”）。
有一种力量对杜鲁门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依他当前所见，只有天皇才可能向仍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各个角落的所有日本军队，下达行之有效的投降令。
总统的一些顾问权衡再三，认为出于这一考虑，既然别无他人．那么对天皇最好是不予伤害地保留下来。总统考虑的是别的方式：天皇必须向胜利者明确无误地低头。（《时代》，1945年8月20日）
从咒骂裕仁天皇为“那个杂种”，到决定保留天皇的地位，杜鲁门的态度发生了一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他自己回忆说：
史汀生部长过去常常表示保持天皇对我们有利。现在他坚持同一观点。在他看来，我们需要保持所有日本人民所拥护的、唯一的权威象征。李海海军上将也提出，即使单单为了利用天皇来实现投降这一理由，我们也应该接受日本的建议。国务卿贝尔纳斯对于我们是否应接受次于毫不含糊的投降声明的任何东西，表示没有把握。他辩论说，在目前环境下，提出条件的应该是美国而不是日本。海军部长福莱斯特尔提议，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答复中表示愿意接受日本投降，但同时用能彻底实现波茨坦公告的意图和目的的方式来确定投降条件。
下午二时，内阁开会，我向他们宣读了日本照会的原文。接着贝尔纳斯提出了致日本的答复的草稿，并指出我们用什么程序征求盟国的赞同。我们向伦敦、莫斯科和重庆发出同样的电报。在每一份电报中我们都指示我们的大使立刻把电报送交收报人，以示迅速是最重要的因素。
我们发出的电报的部分内容如下：日本政府已接受波茨坦公告条款，但声明：“附有一项谅解，上项公告并不包含任何有损天皇陛下为至高统治者的皇权的要求。”我们的立场如下：“从投降时刻起，日皇和日本政府统治国家的权力即须听从盟国最高统帅之命令，以便采取他认为适宜于执行投降条款的步骤。……”（《杜鲁门回忆录》，第328页）
这里，虽然强调了天皇须听从盟国最高统帅的命令的原则，但也基本同意了口本保留天皇的要求。法西斯日本与法西斯德国的不同因之体现出来。纳粹德国的战败是以希特勒的自杀为标志，报道这一事件的《时代》，其封面人物是希特勒，他的画像上画上了一个红红的叉子。现在，日本战败了，却无人可作代表。难怪《时代》的封面选择了血红的太阳，上面画上的则是一个黑黑的叉子。
《时代》报道说，保留天皇的决定，曾引发了一片反对声：
在华盛顿的总统周围，以及世界各盟国，激烈的争论爆发了。在菲律宾，一位情绪激动的人喊道：“让他们保留他们的天皇吧——我要把他打得屁滚尿流！”哈尔斯（Halsev）将军曾说过，他很想把裕仁吊起来，骑上他的白马穿过变为废墟的东京。当问他是否改变意见时，他大喊道：“绝不！”议员们也变成了两派，一派主张“废黜”，一派主张“保留”。突然之间，帝国事务成了太平洋和平的事务。在此之外，无数人的生与死被放置一旁了。
总统的压力相当大。国内的民众，海陆军的官兵，认为和平已经来临。他的一些最忠诚的顾问争论说，日本提出的条件根本不可行——显然不足以保证战后的和平。蒋介石告诉他，中国和他都反对向天皇让步。英国的艾德礼不承担责任。只有斯大林的观点——如果有的话——赞同杜鲁门。（《时代》，1945年8月20日）
蒋介石的答复电报，在8月11日早晨送至杜鲁门手上：
我同意您的一切条件，并支持您就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宣言一事所作的答复。我尤其同意须由日本天皇和日本最高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