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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林明确保证在一个确定的日子参战（据最可靠消息来源称，这一天是8月15日）。现在，不管今后亚洲将面对什么样的政治反应，美国军队再也不会帮助中国解决日本在满洲的正规军了，日本也不再可能延长战争了。（《时代》，1945年8月20日）
处在极为有利地位的斯大林，在波茨坦有充分理由感到踌躇满志。
就个人而言，二战爆发后世界上最有影响的美、英、苏三国首脑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三巨头，只有斯大林一个人是在领袖位置上亲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过程。罗斯福在1945年4月因病去世，没有亲眼看到纳粹德国的灭亡，接替他出席波茨坦会议的是新任总统杜鲁门。丘吉尔虽然出席了波茨坦会议，但会议期间正逢英国举行大选，他领导英国取得了战争胜利，但他的战后国内政策和“冷战”态度受到批评而导致落选。会议中途休会，丘吉尔离开波茨坦回国等待大选结果，这一走他就再也没有回来。几天后，接替他来到波茨坦出席会议的，是英国新首相艾德礼。
这是历史的有趣之处。美、英政坛领袖相继更迭，苏联的斯大林则牢牢地掌握着领导权。遥想当年，在杜鲁门和艾德礼两位新手面前，斯大林这位政治强人坐在波茨坦的会谈桌前，想必会镇定自若。富有政治经验和外交谋略的他，运筹帷幄，静看欧战硝烟消散，凝望远东风云变幻，寻找着最佳的机会以获取苏联的最大利益。波茨坦——既是盟国间合作的最后舞台，也是各方博弈的新阵地。得与失，利与弊，是与非，哪怕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也未必能梳理清楚，说个明白。
半个世纪后我来到波茨坦，秋雨中的塞两林宫竞已有些凄冷。朋友说，这已经不是旅游的好时节了。其实，对于我，能够站在雨中看看当年的老房子，想象曾经有过的场景，就很知足了。
“这个窗户是斯大林的房间——这个是丘吉尔的，后来是艾德礼用——这个可能是杜鲁门的……”我们浏览杜鲁门在回忆录中所说的耳房，窗户一个接一个，像画框把历史定格。窗下是草地，一直延伸到远处的树林。撑着伞，伫立草地中央，雨敲打在伞上，像时钟的滴答声。在庭院出口处有一个石球，上面隐约可见刻着一个五星。五星旁是一个俄文单词——我在波茨坦找到的唯一可以触摸到的、真正属于五十年前的遗迹……
有哪一座建筑比眼前的塞西林宫对战后世界更显得重要？对于来自中国的访问者，感受尤为强烈。
自1945年年初雅尔塔会议以来，围绕着敦请苏联出兵与日作战，勒令日本无条件投降而进行的大国间的讨价还价，是世界外交风云的焦点之一。抗战中的中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虽因成为美国的盟友而一度被视为“大国”，但却先后缺席了雅尔塔会议、波茨坦会议。正是在中国缺席和不知情的情况下，由三个大国决定了与中国主权相关的事宜。这就难怪，中国外交家顾维钧虽然没有亲临波茨坦会议现场，但他在伦敦等地焦急地关注着波茨坦，从不同途径了解着这里的进展。读他的回忆录，让人感慨万分。
不过，波茨坦毕竟是决定通牒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地方。中国虽然没有与会，但仍被邀请联合签署了以中、美、英三国名义发表的《波茨坦宣言》（全称为《中美英敦促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宣言》）。有意思的是，波茨坦会议的一个主角——苏联，由于此时尚未对日宣战，故未列入该宣言的签署国。苏联的参加，要到十二天后的8月8日，这一天苏联正式对日宣战。安排波茨坦会议的苏联不是签署国，没有与会的中国却是签署国。当年历史的复杂与微妙，至今仍耐人寻味。
在日本投降过程中，《波茨坦宣言》的签署和发表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可是，在一些相关历史著作中，除了几句概括性的叙述外，很难读到对这一历史事件的更为具体的细节叙述。譬如，公告是如何起草的？没有与会的中方是如何参与签署的？其实，对于有着历史兴趣的渎者来说，了解它们或许更有必要。好在《杜鲁门回忆录》提供了一些历史细节。
杜鲁门回忆说，《波茨坦宣言》的草案，是他从美国带到波茨坦的：
我来到波茨坦的时候曾携带一份号召日本投降的最后通牒的草案，这个草案我想同丘吉尔讨论一下。这将成为美国、英国和中国的政府首脑们的联合公告。在我于7月24日送给他看一份草案的副本之前，我曾等待参谋长联席会议在我们的军事战略方面达成协议。丘吉尔和我一样渴望俄国参加对日作战。他和我们的军事领袖们一样都认为俄国的参战将加速日本的溃败。同时，丘吉尔很快地同意了那个公告的原则，并说他将把那份副本拿去进一步研究它的具体内容。
斯大林当然不能参加发布这项公告，因为他同日本仍保持着和平，可是我考虑到最好是让他知道我们即将采取的行动。因而在会议开会的期间，我曾私下同他谈到过这件事情。
丘吉尔和我都认为蒋介石应被邀参与发布这项文件，而且中国应被列为发起的政府之一。于是我就把这项文件的内容电致在重庆的赫尔利大使，并指示他从速取得蒋委员长的赞同。电报是通过海军方面发出的，同时也经由陆军的电讯系统发出。可是经过了二十四小时以上仍未获得答复或回音。丘吉尔即将回伦敦了解大选的结果去了，不过他在离去前传话给我，对公告的措词表示赞同，并同意由我自行处理发布这项文件。（《杜鲁门回忆录》，第286页）
丘吉尔返回伦敦等待大选结果，重庆方面的答复却迟迟未到。随后赫尔利在电文中呈报其中的原委。杜鲁门写道：
当丘吉尔动身返回伦敦时，我们仍未得到蒋介石的答复。送致给他的电报碰到了意外的困难。首先是在檀香山的通讯站传送时耽搁了。其次是檀香山和关岛之间的通讯繁忙也推迟了它的发送时间。但这份电报终于在重庆时间晚上八时三十五分送达赫尔利。
赫尔利大使拍回的无线电报说，给日本的公告已经送给宋院长了，但是蒋委员长却不在重庆而在长江对岸的山上。他说那份电报将于当晚译出送给委员长。随后赫尔利就叙述了要见到蒋氏的困难：
“电报的译文到半夜以后才译毕。那时我们想找到一条渡船过长江也有困难。院长不愿意在深夜出来，同我一起赴黄山。今天早晨，外交部次长吴国桢陪着我到了黄山蒋委员长的官邸。蒋委员长仔细阅读了译文，然后吴国桢把我所说的需要立刻同意的理由，翻译给他听。委员长自始至终谦恭有礼。在他对我说他同意这项公告之后，宣传部长王世杰博士来到了。于是又有必要把整个事情再向王世杰解释一遍。顺便提一下，王氏将继宋院长任外交部长。当蒋介石对这份电报表示了赞同后，我们发觉电话坏了。因此我只有回到重庆才能应用各项设备向你转达……”（《杜鲁门回忆录》，第289－290页）
蒋介石基本同意公告草案，但他提出一个修改意见，希望将自己放在英国首相之前：
蒋介石的同意附有一项保留条件：他要我们把列在上面的三个发起国的政府首脑的名字次序更换一下，他要把他放在英国首相之前，因为这样做会在国内对他有利。为了迎合蒋介石的心意，公告就作了这项改动。（《杜鲁门回忆录》，第290页）
于是，经过此番磋商改动后，公告第一款的表述最后确定如下：“余等，美国总统、中国国民政府主席及英国首相，代表余等亿万国民，业经会商，并同意对日本应予以一机会，以结束此次战事。”（转引自《杜鲁门回忆录》，第290页）
《中美英敦促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宣言》于1945年7月26日签署并发表，三国向仍在顽强抵抗的日本发出了最后通牒：
（甲）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者之威权及势力．必须永久剔除。盖吾人坚持非将负责之穷兵黩武主义驱出世界，则和平安全正义之新秩序势不可能。
（辛）吾人通告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并对此种行动诚意实行予以适当各种保证，除此一途，日本即将迅速完全毁灭。”（转引自《日本问题文件汇编》，第6－7页）
然而，日本当即拒绝了无条件投降的最后通牒。很快日本会发现，这将是使它付出最惨痛代价的顽固与怠慢。他们不会想到，几天后，人类历史上最有杀伤力的原子弹，就会相继轰炸长崎、广岛；与此同时，苏联对日宣战，苏军挺进中国东北，日本百万关东军一夜之间溃不成军……
且让我们顺着《时代》报道的脉络，重温当年的纷繁场景。
二 蘑菇云在日本上空升腾
遥想当年，当读者拿到1945年8月20日出版的《时代》时，他们想必会感到新奇。这一期的刊物，居然没有像通常一样安排一个封面人物，而是一幅图像：通体白底，中央一个太阳，红得如血，上面画上了一个浓黑的大叉子。强烈的视觉效果，明确地告诉读者一个不争的事实——以太阳旗为国旗的日本终于战败投降了！
从7月26日《波茨坦宣言》发表，到8月15日东京电台播放裕仁天皇亲自宣布日本投降的讲话录音，前后一共二十天。这是远东局势最有戏剧性变化的二十天，也是人类历史上至关重要的二十天。二十天里，原子弹在人类战争中首次使用，于改变战局的同时也给人类留下永远的精神伤痕；二十天里，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二十天里，历时四年的太平洋战争以日方失败而结束，中国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随之获得了胜利。
不限于此。二十天里，围绕着是否保留日本天皇制而引发的僵持不下，使结束太平洋战争的努力又多了一些外交变数。更加令人关注的，出于对咄咄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