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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人是用眼角从下往上“斜挑”着看，与梁鸿志看人情志神似。
抗战胜利后，吴鼎昌为蒋介石出主意，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国共和谈之后，双方厉兵秣马。1946年6月23日，上海人民请愿和平代表团代表马叙伦、阎宝航等赴南京，在下关遭国民党特务毒打。26日，请愿代表团质问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为什么用武力打内战解决问题，吴回答说：“我们也知道武力不能解决问题，可是现在不打，将来又怎么办呢？”
1950年12月，傅斯年在“省参议会”上回答“参议员”郭国基就台大招生尺度放宽等事项提出的问题，回答完毕后，刚走下发言台，只说了一句：“不好。”然后就倒地昏迷了。原来是脑溢血发作，一昏不醒。之后，“参议会副议长”李万居对外宣布：傅先生弃世了。结果这位议长的国语不太好，被一些记者听成了“气死”。消息马上传开，说傅校长是被郭国基“气死”的。郭国基以盛气凌人著称，傅斯年也以“大炮”之名行世，深爱傅斯年的台大学生们深信此说不谬，于是打着“痛失良师”的旗帜，围攻“省参议会”，要收拾郭国基。后经多方劝导说明，学生们方才散去。傅斯年遗体火化后，葬于台大校门右侧一空地，名为“傅园”。
1953年，胡风举家北迁，在景山公园与什刹海之间的一所幽静小院里安家落户。他在院子的四角种上了四株树：一棵梨树，一棵桃树，一棵白杏，还有一棵是紫丁香——因此他把自己的书房命名为“四树斋”。有人提醒他，这不是“四面树敌吗”？胡风只好放弃斋名，但在劫难逃，一年后即被捕入狱。
茅以升在20世纪30年代以主持建造杭州钱塘江大桥闻名于世，在50年代被迫检讨说：“
我于1920年初返国，自此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对于反动统治下的所谓建设，但求能参加促成，而不惜阿附其权势。”他甚至给自己戴上“剥削者”的帽子，说“这种剥削手段，最集中地表现在钱塘江桥工程上，那都是劳动人民的血汗，我因此而得名”。
张贤亮打成右派后下放农场劳动，有一天收工回来，看见一个乡下人蹲在号子门口呼天喊地地哭，问他怎么也会成为右派。原来他们县要押送二十个右派来劳改农场，押送的人已经派好了，他却想趁此机会到外面逛逛，非要争取这趟差事不可。苦苦请求，领导才同意他跟另一个干部一起押送右派。走到半路时，一个右派逃跑了。两人向县里打长途电话请示办法，县领导说：二十个，跑了一个，不够上级规定的指标了，就让他顶那个空缺吧。
在反右结束时，孙静轩和雁冀走到“大跃进”游行的文艺界队伍的最前面。他当右派，是“自己跳出来的最后一个”。因为他说过：“他妈的，这个也是右派，那个也是右派，谁有本事把我也打成右派试试！”有人向上汇报了，他因此成为右派。
阎锡山临终时给其亲属留下了六点遗嘱：“一、一切宜简，不宜奢；二、收挽联不收挽幛；三、灵前供无花之花木；四、出殡以早为好；五、不要放声而哭；六、墓碑刻他的日记第一百段及第一百二十八段；七、七日之内，每日早晚各读他选作之《补心录》一遍。”生前，阎锡山还自作挽联数幅，嘱家人在他死后，贴在指定位置。贴在灵前的是：“避避避，断断断，化化化，是三步功夫；勉勉勉，续续续，通通通，为一笔事功”。横幕为“朽嗔化欲”。贴在檐柱前的为：“摆脱开，摆脱开，沾染上洗干净很不易；持得住，持得住，掉下去爬上来甚为难”。横幕为：“努力摆持”。贴在院中的为：“有大需要时来，始能成大事业；无大把握而去，终难得大机缘”。横幕为：“公道爱人”。贴在院门上的为：“对在两间，才称善；中到无处，始叫佳”。横幕为“循中蹈对”。中间两幅较易为人理解。对前后两幅，凭吊者往往莫明其妙，不解其意。有人说“阎一生喜弄玄机。临终还留此谜联，让人动脑筋”。
1960年，中南海怀仁堂上演郭沫若新编历史剧《蔡文姬》，这是一部为曹操翻案的戏。罗点点回忆说，散戏之后，大家正在退场，一位将军对他旁边的人半开玩笑地大声说：“曹操如果像郭老写得这样好，我就介绍他入党。”康生等在场的人都笑了。
第六部分 二十一世纪该是中国人世纪第51节 现实主义百分之一
“大跃进”期间，杨献珍到河南调查。当时的河南省，据报纸报道，样样都好得了不得，居全国第一，号称千斤省。小麦卫星、玉米卫星、钢铁卫星，一个一个放，好不热闹。某卫星公社小麦亩产吹到7320斤。杨到下边一看，卫星全是假的，普遍营养不良，人人患有浮肿病，还饿死了不少人，杨献珍说：“这是叫花子共产主义，甚至比叫花子还穷，因为叫花子还多一条打狗棍嘛！”当时河南“假大空”名正言顺，干部的基本功就是要学会弄虚作假，在河南省党代会上，一个县委书记发言说：“不虚报，就不能鼓足群众干劲；不虚报，就不能促进大跃进的形势；不虚报，就与群众脸上无光荣……”杨献珍跟河南省委辞行时，省委书记腆着脸说：“我们的缺点很多，就是浪漫主义多了一点儿。”杨说：“浪漫主义百分之九十九，现实主义百分之一。”
吴祖光到北大荒劳改，时值“大跃进”，农村的荒唐事层出不穷，亩产粮食万斤、10万斤地吹。因为说实话倒霉，人们均以沉默对待，至多在亲朋好友之间议论。新凤霞去河北农村劳动，亲眼见公社干部们如何指挥社员连夜把几亩地的麦子移到一块田里，点上大灯，开起风扇猛吹（怕密不透风，闷坏麦子），然后向上吹牛说密植带来了丰收。回到城里，她把老舍当作好友，将此事告诉老舍，老舍忙叮嘱她：“你千万别跟人说呀！”
“文革”期间，革命人民养成了每天“三祝愿”的习惯。早上、午前、午后上班前，都要站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像前，手捧《毛主席语录》，由一人作司仪，他说一句，大家跟着念一句。“首先，让我们衷心祝愿，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愿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随后是对领袖的祝愿词，右手高举语录本前后摆动。上行下效，某省委领导人要求群众“三祝愿”时还要祝愿这位省委大员“比较健康”。
“文革”期间，河南西部山区一个公社中学有一位女学生，英语考试不会答题，便在考卷上写一首打油诗：“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会ABC，一样为人民”。女学生受到学校领导批评，自杀身亡，江青知道此事后，认为这是教师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号召打垮“师道尊严”，反对“智育第一”。该中学校长和有关老师被捕判刑。
“文革”期间，戴乃迭被关进监狱，她的唯一读物是《人民日报》和小红书——《毛泽东语录》，后来可以看到美国的左翼刊物，监狱还给她发了一支铅笔，一个笔记本。她了解到，在美国监狱里可以学习，可以和家人通信，可以每天放风，就在笔记本上写道，她嫉妒他们，这惹恼了看守：“难道你不知道他们是法西斯监狱？我们这里是……！”戴说：“那么，我宁愿去坐法西斯的监狱，那样还可以收到家人的信。”看守说：“你的思想问题太大，你得好好学习。”
“文革”中，每当毛泽东发表一段讲话以后，大家都要敲锣打鼓上街游行，庆祝之后，回单位认真学习。在一次学习中，沈有鼎指出“最高指示”中有一个标点符号用得不对，结果导致一片“打倒”的喊声。
“文革”中，工宣队进驻北大，很多教授被隔离审查，俗称“蹲牛棚”。教授们一切听指挥，早请示晚汇报都得排队，排队时必须报数，同时要自报自己的政治帽子，冯友兰个头较高，曾被叫排头一个，并叫他说：“报数！我叫冯友兰！是……是反动学术权威。”红卫兵说：“不行！重报！你这是避重就轻！你是反动学阀！”冯便改口：“我，我是反动学阀。”洪谦先生由于害怕，怕也说他避重就轻，就说：“我叫洪谦，反动学阀！”红卫兵说：“不对，你还不够格，你是反动学术权威！”洪吓得连忙改口。冯定自报“反动学术权威”时，红卫兵说：“你不就是写过一本《平凡的真理》么？你还想往反动学术权威里钻！你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冯友兰在牛棚里受折辱，但他饭照吃，觉照睡，其早餐是一窝头，两大碗玉米面粥，一分钱的咸菜丝。咸菜不少，一般人都吃不完，唯冯友兰不够。经郭兰芳提醒，冯大着胆子向红卫兵要两分钱咸菜，红卫兵瞪大眼睛说：“人家一分钱咸菜都吃不完，你还吃两分钱的，你怎么吃这么多？”冯答：“我……我吃的多。”话虽受斥责，竟还满足了要求。洪谦与冯友兰个子差不多，而饭量只有冯友兰的四分之一。
聂绀弩对古典名著有极深的造诣，黄苗子为其书房题斋额：三红金水之斋，意思是：“三国红楼金瓶水浒之斋”。“文革”开始，这斋额首先受到冲击。一天，几个戴着红袖章的造反派来到聂府，指着那斋额问什么意思。毫无准备的聂绀弩急中生智，回答说：“思想红、路线红、生活红，谓之三红；‘金’是红宝书上面的烫金字；‘水’是旗手江青姓的偏旁，因为尊敬，所以不敢直接写出来。”几句话说得来人目瞪口呆，但还是一把撕碎斋额骂道：“你是什么人，你也配！”斋额被毁后，聂绀弩特意跑到黄苗子处报告前后经过，然后说：“将来你另外给我写幅大的，我给你裱好再挂上。他们还没有抄掉我的钱，我有钱，几时我请你吃饭。”
1973年，王洪文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比他资格老的张春桥心中不满。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