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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冰室诗话》
复辟中之康有为
康有为天才卓越，学贯中西，固一代异人也。戊戌政变后，流亡海外，足迹遍地球各国，真可谓目营八极，胸罗万有。然独于君权思想毕生不变，诚不可解。民六张勋阴谋复辟，事前亦曾得康指示。是年二月，康六旬寿诞，张派员至沪祝寿，并请示复辟机宜，康即力促其成。后张在徐召开督军团会议，康亦有密使居徐，作幕后活动。迨张入京，将有所行动时，康于六月廿八日乘津浦路三等车入京，身衣蓝布粗服，手持大蒲扇，人皆以为乡间老农，赴京探亲，不知彼乃胸怀谲变，将挟风云以俱来之康有为也。康下车，即乘洋车至法源寺，卸下行李后，复乘洋车径至南池子张勋私宅，策画一切。至七月一日，遂有复辟之变。故溥仪第一道上谕，发表各部大臣，即任康为弼德院副院长，赏头品顶戴。及张勋失败，康仍以老农装束，乘三等车出京。当时都中搜捕复辟从犯，康独安然赴沪，无人察出，斯亦异已。
康生平得意门生，一为梁启超，一为谭嗣同。戊戌之役，梁跳免，谭遇难，康挽谭联云：“逄比孤忠，岳于惨戮，昔人尚尔，于汝何尤，朝局总难言，当随孝孺先生，奋舌问成王安在；汉唐党锢，魏晋清流，自古维昭，而今犹烈，海疆正多事，应共子胥相国，悬眸看越寇飞来。”予（作者俞血轮）幼时，即闻先辈诵此联，叹为绝作。
《绮情楼杂记》
康有为暮年
复辟之役，康有为简弼德院长，当时创举用人不拘资格，于有为旧职未之计及也。有为奉诏谢恩，以一品服色往，见者知其未脱草野之气，莫不匿笑。当道不得已，赐以头品秩。有为奔走经年他无所得，仅顶带荣身而已。时敌军露布曰：“将帅则乌云瘴气，几榻烟霞，谋臣则巧语花言，一群鹦鹉。”出于梁启超手，不为有为稍留余地，无论知与不知，皆哂焉。有为仕清终未改节，暮年耽于古刻，游陕西至某大庙，买得宋刊经典以归。运经汴洛道中，为土人所觉，诋为攘夺而追取之，其中什一已携至沪。有为故后，有好事者影印陕中宋藏，其所缺者犹假诸有为之家，始成完璧云。
《异辞录》卷4
第五册梁启超（1876—1929）（1）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举人出身，从学于康有为，并成为康氏高足。甲午战争后参与康氏之公车上书，著有《变法通义》，成为戊戌变法核心人物，并称康梁。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创刊《新民丛报》介绍西方政治学说。辛亥革命后，曾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1815年袁世凯谋划称帝，策动蔡锷组织护国军反袁。晚年主要从事学术文化活动，大倡“史学革命”“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影响颇大。其著作结集有《饮冰室合集》。
梁启超事略
启超字卓如，亦字任公，广东新会人。当有为讲学万木草堂，以启超学识言辩为最，诸弟子无能及之者。有为既以仲尼自况，而拟启超为颜渊，因以得名。李端典试粤东，睹启超为文如长江一泻千里，不以其肤浅而短之，置前茅，顾左右曰：“此人它日名位出吾上。”招与语，益奇其才，知尚未有室，以女弟妻之。端还朝，盛夸启超于公卿士大夫间，京师靡不知梁孝廉者，争欲一见也。启超与谭嗣同交密，嗣同荐于湘抚陈宝箴，得主讲长沙时务学堂，虽诋毁排满，而鼓吹变法。耆年如王运、王先谦辈，闻而哗然，谓启超莠言乱政，宝箴不为动。盖宝箴素同情康、梁，其子三立尝以强国必变法为辞。学政徐仁铸亦维新之士，既获启超，往往讨论国事至深夜始散，密缄其父致靖，以启超才胜大任，乞荐诸朝。致靖时为礼部侍郎，一日德宗召见，问新政人材，致靖以启超对，得旨赏六品衔，任印书局编译事。将大用，而政变祸作，启超为《时务》官报事已先赴沪，未及于难，亟渡日本，成《戊戌政变记》娓娓数万言，斥那拉后之非，而太息德宗不行获其志。自是久居扶桑，编著《清议报》、《新民丛报》，众以其文字畅达，几人人手置一篇。
宣统末造，郑孝胥、张謇、汤寿潜等设预备立宪公会，与启超互通声气。启超刊《国风报》，指摘亲贵弄权干政，复抗同盟会。时章炳麟方撰《民报》，持论有异同，卒为丑诋。启超不为下，报以恶声，而启超好辩，夫人而知之矣。项城自洹上入都，志欲取而代，既遣唐绍仪、杨士琦南下议和，复召启超归。启超久蛰思动，悉项城优于谋略，遂匆匆就道。自朝鲜经沈阳，东三省盐运使熊希龄迎于郊外，相见语不及私。启超曰：“政治不修，基于贵胄盲从妄作，无预汉族之人。我辈宿主保皇，德宗虽不在人间，幼帝无知，监国昏暗，后死者之责益重。今持民主共和之趋者众，殊不适国情，即论共和，亦当虚君为治。”希龄韪其言，而已为项城所闻，请诏授超司法部副大臣，促速履任。启超濡滞不行，项城复遣亲信要之，遂去。既相见，绝口不谈往事，仅以倒清抑存清为问，项城佯笑曰：“予安敢叛，倘政策不容于当世，旦夕且退。”启超默然。
迨民主之制昭告天下，项城膺元首之选，使入赞密勿。启超辞曰：“非其时不仕，非其官不为。”项城知旨曰：“吾当成子之志，储材以俟他日，子且耐守之。”启超乃著《庸言》月刊，谓性好弄翰，志在立言；复纠合同类创共和党，为文论币制甚详。项城即起为币制局总裁，启超辞勿胜，有以“不才之才，为无用之用”语。岁癸丑，希龄拜组阁之命，请于项城，以百端待举，宜得高尚之才相助为理，荐启超掌司法部，时称第一流内阁。旋退，授参政。筹安会兴，杨度布《君宪救国论》，谓止乱莫如帝制。启超愤然正色曰：“此何时，此何事，项城又何人？而可如是其轻且易耶？”作《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累万余言，讽刺项城，且诋度，一时舆论归之。有告之者曰：“子置身虎穴而履虎尾，可乎？”启超悟，间道走桂林，说陆荣廷举兵，卒成西南护国之图，启超被推为都参谋，而项城死矣。黄陂入继大位，复集国会，以段祺瑞主内阁。对德宣战问题，府、院争论久不决，启超既成《欧战蠡测》一书，力持加入协约国有利，祺瑞谓然，而国会解纽矣。不一月而复辟乱作，黄陂被逼而去，祺瑞张讨逆之师，征启超为左参赞，预戎机。事平，授财政总长，不安于位退。
自是不复出，讲学北之清华，南之东南诸大学间，为报章杂志撰文，谓将以教授与记者终其身，不复从政，其言凄惋。久之积劳撄疾，医断为腰伤，剖腹取左腰而出。越二载，疾革，医以镜视，惊曰：“现存之一腰固损坏者，然则已割之一腰得毋误乎？”亟察影片，始悟损者存，好者去，而启超遂死庸医之手，人皆惋惜不置。倘尽其天年，他姑勿论，著述当益富矣。
睇向斋主曰：有为、启超以师生齐名，论者以有为品德不修，不无可议，论政则弥有坚忍不拔之志，笑骂由人，垂老无贰心，乃其长处；启超则善变，莫测其意旨所在，言行恒为人所疑。是说也，予并存之。
《睇向斋逞臆谈》
还君明珠双泪垂
梁启超乙未（光绪二十一年）会试，副考官李文田极赏其卷，已议取中矣，卒为正考官徐桐所厄，以致摈弃。李氏于落卷批“还君明珠双泪垂”之句，以志慨惜，传为文字因缘佳话。胡思敬《国闻备乘》纪其事云：“科场会试，四总裁按中额多寡，平均其数，各定取舍，畸零则定为公额，数百年相沿，遂成故事。乙未会试，徐桐为正总裁，启秀李文田、唐景崇副之。文田讲西北舆地学，刺取自注《西游记》中语发策，举场莫知所自出，惟梁启超条对甚详。文田得启超卷，批不知谁何，欲拔之而额已满，乃邀景崇共诣桐，求以公额处之。桐阅经艺，谨守御纂，凡牵引古义者皆摈黜不录。启超二场书经艺发明孔注，多异说，桐恶之，遂靳公额不予。文田不敢争，景崇因自请撤去一卷，以启超补之，议已成矣。五鼓漏尽，桐致书景崇，言顷所见粤东卷，文字甚背绳尺，必非佳士，不可取，且文田袒庇同乡，不避嫌，词甚厉。景崇以书示文田，文田默然，遂取启超卷批其尾云：‘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启超后创设《时务报》，乃痛诋科举。是科康有为卷亦文田所拔，廷试后不得馆选，渐萌异志。”据余所闻，李批梁卷，仅“还君明珠双泪垂”七字，未引下句也。梁领得落卷后，见李批而感知己，谒之。李闻其议论，乃大不喜，语人以此人必乱天下。梁主本师康有为（时名祖诒）之学说，宜不相投。又相传徐桐之坚持摈梁，系误以为康氏卷。梁代师被抑，而康竟掇高魁焉（中第五名）。时康名已著，其文字议论为旧派人物所恶，斥以狂妄。
《一士类稿》
菊花砚佳话
梁任公启超在湖南日，唐佛尘赠以菊花砚为缔交之始。谭复生撰铭语，江建霞手镌铭曰：“空花了无真实相，用造别偈起众妄。任公之砚佛尘赠，两君石交我作证。”戊戌之变，梁出奔海外，砚亦不知所在。壬寅冬，黄公度贻书梁曰：“吾已为君作蔺相如矣。”且加媵一铭焉，铭曰：“杀汝亡璧，况此片石；衔石补天，后死之责；还君明珠，为汝泪滴。”且以拓本示之。及至，则别一砚也。自是人间有两菊花砚矣。
《东华琐录》
梁任公读书得间
近人有以孔子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为愚民政策者。自梁任公改正朱注，于“民可”及“不可”各加一逗，而文意大明，深符庶政公诸舆论之义。而与现代民主主义契合无间，使反孔者无疵可摘，任公不第读书得间，且有功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