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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进步了，因为“文革”时认为，你虽然蹲过日本鬼子国民党的监狱，但不等于就是共产党，你也可能是因为偷鸡摸狗诱奸少女之类才蹲监狱的，甭企图鱼目混珠癞蛤蟆戴眼镜冒充大肚子老干部。况且就算你真的由于抗日爱国而蹲监狱，你也可能叛变投敌，反过来屠杀革命同志，比敌人还凶残十倍啊！凭什么蹲过几天监狱就向人民要求这索取那的，四万万人民受了那么多苦，他们向谁显摆、向谁索取去！
我讲这一番阴阳怪气的话，并不是要说蹲牛棚者都是罪有应得。我知道他们中很多是冤枉的，还有一部分确实跟极左势力进行了斗争。我想提醒的是，大凡一件事成了时髦，就难免有假冒伪劣跟着起哄。就像我小时候，连老地主都企图忆苦思甜，那一桩桩“血泪史”，里面有多少水分？我们有过这方面太多的经验，今天不应该重蹈覆辙。现在的学生，以为牛棚是比监狱还可怕的地方，里面天天是杀人、自杀、拷打、饿饭。这样的牛棚固然也是有的，但全国各地，情况千差万别，而且“文革”的前中后期也颇不一样。真正实事求是的态度，是应该勇于回忆那些对自己现在处境不利的往事，如同真正的学者，不能隐瞒对自己观点不利的材料。一切隐瞒都是要遭到历史的报应的。“牛棚”问题也是如此，不要戏剧化，神秘化。在回忆知识分子受苦的文字里，杨绛先生的《干校六记》和季羡林先生的《牛棚杂忆》的写作态度是值得赞赏的。它们有立场，但是不夸大；有幽默，但是不歪曲。任何人的回忆都难免主观性，但只要心态端正了，不是企图去分一杯权力之羹或是妄想成为“历史问题决议”，那么那个主观性本身也就容易成为客观性了。
怀着这样的想法，我也来打个秋风，回忆一下我跟父亲“蹲牛棚”的经历。我先声明，我回忆的“牛棚”可能是全国情况最好的“牛棚”，完全没有那些凶巴巴、血淋淋的场面。我不敢以这个“牛棚”代表全国的“牛棚”，正如我反对用个别人的“文革”代表7亿人民的“文革”。如果有人不喜欢我的回忆，您可以否认我说的地方是“牛棚”，专门把“牛棚”定义为殴打屠杀知识分子的特别监狱好了。
“文革”时我的确是小孩子。我1964年出生，尽管早慧，两岁以后的事基本都记得，但也不过是记忆力强而已，当时的判断力是没有的。我一生都喜欢不加判断地记住尽可能多的东西，需要判断时再判断。因为判断不是永恒的，记住的却是真东西。相比于用兵一时，我更喜欢养兵千日。
大概是1970年左右，我五六岁的时候，反正是我上小学之前、我妹妹出生之前、林彪摔死之前，我的小人书不到100册之前，我有了一次跟父亲“蹲牛棚”的经历。那时不知道“牛棚”这个词，这个词分明是南方来的。我们北方牲口的寓所一般不叫“棚”，都叫“圈”，有马圈、牛圈、羊圈、鸡圈。老舍《四世同堂》的真实故事地点就叫“小羊圈胡同”。南方朋友经常攻击我们北方人的“普通话话语霸权”，其实我们吸收了大量的南方词汇，泰山不辞土壤，沧海不捐细流，这点霸权来得容易么？比如现在我也觉得“牛棚”这个词很好，显得比“牛圈”更简陋更恶劣，更能突出“四人帮”对自由主义英雄的迫害，所以我就用“牛棚”。
事实上直到以后，我才听说世上有“牛棚”这东西。后来就越听越可怕，好像是纳粹的集中营，有过一阵切齿痛恨的时期。再后来弄明白，他们说的“牛棚”并不是本名，原来是个比喻，而且是局部地区的比喻扩大到全国，也就是“话语霸权”，指的就是“文革”中各单位强迫“牛鬼蛇神”和其他有问题的人员集中接受思想改造包括劳动改造的临时性管理场所，当时多数叫“学习班”。这么一来就想到，那东西咱不陌生啊，小时候经常看见，邻居们很多去过，本少爷还亲自驻扎过呢。
记得是一个碧蓝碧蓝的下午，父亲没有在外面喝酒就回了家。他不喝酒时非常英俊，浓眉大眼，鼻直口方，一看就是当过解放军下级军官的那种英武气质，比孙道临、王心刚、于洋都漂亮。我的小朋友们经常到我家瞻仰我父亲的戎装照、抚摩我父亲从部队转业带来的东西。那天父亲跟母亲商量了一些什么，我在外面跟小朋友玩“打击侵略者”，没注意。但我知道父亲有件不痛快的事，就是厂子里有人告他是假党员。父亲是1948年在淮海战役中入的党，二十多年了，审查党员时，他找不到当初的介绍人。他是个懒惰的酒鬼，一年也写不了两封信，因为文化低，在部队里上不去，早早转了业，跟老战友联系甚少。他这时当一个车间主任，不巴结领导，却经常跟落后工人喝酒。特别是他在厂子里动不动就摆老资格，说老子是抗日战争参加革命的，把厂子里的领导都骂遍了。这回好了，人家抓住他的把柄，狠狠给他穿了一回小鞋。不过我觉得，一个人天天说自己是老革命，把党的领导都骂尽，可是一审查他的党员资历时，他却连自己的入党介绍人都说不清楚，那么这个人是应该收拾收拾，起码应该帮助他找到自己的介绍人。不然，党在群众中还有什么威信？我父亲仗着自己的老资格和做人正直，骂了领导一辈子，领导也经常给他穿小鞋。但是说到“迫害”，那是没有的，毕竟是工人阶级的领导。他们厂历任大小领导，全都来我家拜访过，被我父亲强迫喝上一口糠麸酒，咽下一口什锦菜，然后脸红而去。在那时看来，这就算“腐败”了。
父亲因为资格“老”，在“文革”初期就被揪斗过。说是“蹶了一宿”，就是被强迫弯腰接受批斗一晚上的意思。不过到党的“九大”以后，人们的心理上普遍认为“文革”已经过去了。大人们经常说“文化大革命那时候”如何如何，我父亲就操着一口鲁南话，经常骂“文化大革命那时候”，主要是骂“打砸抢”和不孝敬父母、不尊敬老师。我们直到宣布“文革”正式结束，才知道：哦，刚才还是“文化大革命”哪。到1970年前后，我个人感觉是物质精神生活都很正常，包括父母经常参加什么学习，我认为，谁学习都是应当的，不学习，还是个人吗？
可是这天父母的神情仿佛有点怪。他们告诉我，父亲明天要去参加一个学习班，要住在那里。我听了就有点羡慕，我一辈子喜欢吃别人家饭、住别人家床、听别人家话、给别人家干活——天生的无产阶级的命。所以次日早上父亲出门时，我要跟他去。父亲在楼门口抱了我一会儿，放下走了，我又追上去，父亲又抱起我。我从小性格与父母不合，父母经常打我，特别是四五岁后，抱我很少。所以这个场面我记得非常清楚，连同那高远晴朗的天空和楼里各家炒菜的香味。我长大后经常想到他们对我温情的一面，也就原谅了他们对我的无理殴打。这时母亲唤我回去，父亲却说就让这王八蛋跟我去吧。于是我就这样跟父亲来到了“学习班”。
那时的“学习班”就是各单位专门成立的对有错误、有问题的人员进行强制性思想学习和思想改造的内部清理机构。一般不许回家和自由出入，不许随便对外联络。至于时期长短、具体规则，那是百花齐放。据说有的学习班如同拘留所，学员如同犯人，挨打受骂。而有的学习班则如同养老院，美食终日，读读报纸，大概跟美国拳王泰森蹲的监狱差不多。泰森如果描写美国监狱，肯定跟非法移民入狱者大不相同。
我父亲去的这个学习班是哈尔滨市商业局系统的一个大班，学员有好几百。学习地点是在一个大学，好像是哈尔滨师范学院（今师范大学）。报到时要交几块钱伙食费和几斤粮票，这有点象征性，实际吃的东西价值远远超过这些。报到后发现许多叔叔阿姨我都认识，包括父亲厂子的一些党员干部。他们看我来了都很高兴，因为他们都知道我“有两下子”。其他单位也有带小孩来的，但都没精打采的，可能不是自愿来的。然后是分配房间，8人一屋，很大，有20平米。小孩跟大人一张床。房间非常干净，我觉得像旅店，现在想想，那是学生宿舍。
以后我就过了一段十分愉快的日子。每天三餐的伙食非常好，天天有肉有细粮，而且花样很多。我家当时只我一个孩子，生活是那一带比较好的，但因为开支无计划，父亲总在外面大吃大喝，所以一般礼拜天才吃肉，米面也不能天天吃。这个学习班里，吃饭时8个人一桌，早上是馒头、烧饼、玉米粥，四盘素菜，两小碟咸菜。中午和晚上是馒头、发糕、油饼、花卷、米饭、面条轮换，六到八盘热菜，荤素各半。有时也吃窝头或饺子、包子，吃窝头时就配大米粥，吃饺子、包子时就不给菜，但酱油醋和大蒜随便吃。父亲提醒我不要多夹肉，要把肉留给别人。可是别人经常把肉夹给我。我在这儿倒是学会了集体生活的一些规矩。父亲在部队生活多年，对这种大锅饭十分习惯。他给大家讲了很多部队上吃饭的趣谈。比如怎样能够多吃到饭？你如果盛一大碗饭，以为很多，可是等你吃完再去盛时，饭桶里已经没有了。聪明的人应该先盛半碗，比别人先吃完，再去盛一大碗。不过父亲对这里的伙食似乎不太满意，因为没有酒。后来他和几个酒鬼叔叔还是不知从哪儿弄到酒，喝了好几次。
吃饭之外就是学习。每天上午集中学习，经常是个什么领导作报告或是请个贫下中农忆苦思甜，大家记录。我父亲是私塾出身，字写得很好。他常常说：“‘文化大革命’以来的这些个中学生，那个字儿写得个屁呀！哪有我写得好哇！”我总想说他污蔑文化大革命，但是我自己的字儿就写得狗屁一般，只好任他污蔑。他们总让我溜出去玩儿，但我不愿意跟那几个孩子一块玩儿，半懂不懂地跟大人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