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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面开始下雨了，有几个学生头上罩着塑料袋从雨中跑到银行的大厅里躲雨。他们开心地说笑，后来干脆在地上铺张报纸玩起牌来。银行工作人员走过去告诉他们这里并不是他们打牌嬉笑的地方。“哦。”看样子他们很听话，可是待那个人刚刚走远几个男孩子又偷偷地抽起烟来。他看到并没有谁禁止他们吸烟，便也抽出一支点上。本来他打算离去，不等下去了。但突然袭来的暴雨令他相信这是缘分使然。他又坐在位子上，或许他会在等待的时间里好好回想一下过去的事情。
事实上并没有那么多的经历可回忆，八一年，减去五十七，他只有二十四岁。他母亲在前一年翻过两座山，趟过一条河，走过一片葱郁的树林为他说了一门亲事。对此他未曾表露过任何心情。他那种对终身大事冷漠的态度让他母亲感到不可理解。直到秋天，从他母亲死去的那一天起，他才真正开始对人生的价值有所反思。“平庸的生活。”他在《安娜·卡列尼娜》的扉页上写道，“就如父母和生于此地的其他人。”他渐渐明白一旦结婚，他将不可避免地和他父亲生活在同一种模式下，放弃少年时的理想，每天早出晚归地耕地，连夜里的做爱都会成为一种责任，而不是令人兴奋的感官愉悦。他决定逃离这一切，然而还没有足够的勇气。随着婚期的临近，这种彷徨无定的心情在大年初四才有了最终的取舍。那天他堵死了自己的后路，让自己就此别无选择。
大年初四他听从他父亲的安排带着年货翻山越岭沿着他母亲一年前走过的路线去女方家里拜年。那是他第一次见到他的未婚妻。在路上他想好了四条理由以推迟婚礼的举行，然而当他见到女方时他就发现，最初的计划脱轨了。姑娘远比他想象的漂亮，而且他盯了一会儿就想起来不久前在集市上见过这女孩，那时候他坐在街对面的茶馆里一直注意着她，她的一言一行都令他心动不已。而现在他却要说服自己和她分手。“莎士比亚的绝妙反讽。”他想起《罗密欧与朱丽叶》，不禁苦笑起来，默不作声地吃起瓜子。
家里人似乎是有意回避，他们嚷着要去串亲戚，然后一窝蜂地消失了，只把他们两个留在屋子里。整个房子都贴着红福和年画，显得屋子暖洋洋的。他不自觉地搓着双手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他想还是等她父母回来公开挑明的好，告诉他们人各有志，谁也不能把谁锁在一起。虽然那姑娘较平常打扮得更漂亮一些，不过看上去她比他还要尴尬。实在无话可说的时候她问他到那一天穿什么衣服好看一点儿。“这件？”他摇摇头。“那这个呢？”他还是摇头。在她拿出第三件衣服的时候他才意识到他的摇头不是针对某一件衣服，而是针对这场婚礼，自己的优柔寡断，以至难以自拔的生活感到不满意。所以他没有对最后一件衣服做出任何表示。姑娘以为这是肯定的默认。“我试试。”她说着脱下了白色毛衣。他对她那么随意地脱下毛衣感到惊讶，然而使他更为惊讶的是自己到这时候居然还会对她粉红色内衣下隐约可见的乳头饶有兴趣。他移开盯得发呆的视线，看着别处。“耳环太重了，”她不但没马上穿新衣服，反而说起别的来，“我都跟我妈说了，耳环可不是越大越好看。”她侧过身求他帮忙摘下来。尽管他没接触过耳环，不过他自信可以帮这个忙。他向她凑过去，闻到一股薄荷香，手指碰到她脸庞滑滑的。他情不自禁地吻了她的耳垂，然后胆怯地看着她。奇怪的是她并没有责怪他什么。他单臂抱住她的脖子，向下倒去。有孩子在外面放鞭炮。“应该拉上窗帘。”他听从她的话抬头望去，玻璃上起了一层厚厚的白霜，六个大福字贴在每一块玻璃上，映得屋子里红彤彤的。
“结婚吧，”他躺在床上看着昏黄的吊灯想，“一生毁于一瞬间。”院子里的狗叫起来。她母亲推开房门惊呼：“天哪，看你俩的好事！”她女儿钻进被里面趴在他肚子上哭了出来。而这一切没有打断他的沉思，他看着她母亲微笑着。“怕什么？怕什么呀？”她隔着被子摸到她女儿的头，说，“还有十天就结婚了呀。”“阴谋，”他坐起来穿上衣服，想，“精心设计的诡计。”他开始厌恶这个家，厌恶他自己，以至于接下来的几小时里他一句话也没说过，连晚饭都没吃就往回赶了。
当天夜里他父亲还在熟睡的时候，他带走了家里所有能找到的钱坐了一夜汽车到了武汉。越来越拮据的日子慢慢表明武汉并不是他新生活的开始。二十天后他在那封绝望的信里面告诉他父亲最坏的结果是他不成样子地回去。“就像只丧家犬。”他说。令他欣慰的是他父亲在回信里劝他不要回来，他说他也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儿子和他一样，单调而苦闷地生活一辈子。他心怀感激地听他父亲的指引来到长春。尽管他父亲没说出来，但是他知道，在女方家里的催逼下，他父亲一定过着难以想象的贫苦生活。第一个月他省下十五元，自己留下三元，其余的十二元寄给了父亲。后来他觉得每个月花销一块二毛钱的邮费有些得不偿失。于是他决定每月先把钱存下来，待攒到一大笔再一并寄过去。遗憾的是等他攒到一百零八块的时候，这笔钱都用在了结婚上面。
外面雨已经停了，几个坐在地上的孩子又跑了出去。他看着大钟，掐灭烟头，站起来拍拍衣服，银行的几个出纳员从里面走出来。他一直在等的人来了。
“咦？”她奇怪地看着他说，“已经下班了。”
“我知道。”
他说。他发现她不但很迷人，而且还比其他的出纳员热心。
“您有事儿吗？”她问。
“我在等人。”
“里面已经没人了呀。”她说着走到门口，“怎么下雨啦？”
“你什么都不知道。”她的朋友们拉着她往外走。
“袁南。”他在后面叫她。
“咦？”她回过头。
“走不走啊？”朋友们在雨里催促她。
“你们先走吧。”他说，“我是她朋友。”
其余的人跳过一摊水，踩着现拿红砖搭起的路向远方走去。
“等等我！”她喊。那些人没有听见，拐过红房子，消失了。她转身说：“我不认识你呀。”
“我们认识的，你很像我的小学的一个同学。”
她笑了起来，说：“小学？你知道我在哪儿念的书吗？孤儿院。”
他向后退了几步，后鞋跟踩碎了大厅地面的积水中的光影。“但是我认识你的。”他语气有些无奈，“你叫袁南，我是张文再。”
袁南想了一会儿，然后笑了，指着墙壁上贴有几十张相片的光荣榜问：“你真认为我是那里面最漂亮的吗？”
他没说话，点起一支烟。这让她觉得自己说的话是不是有些自以为是。她脸红起来，低声说：“我想我们的确两不相识。”
这时一个矮小的清洁工推着一把能有两米宽的拖布以仿佛在擦拭这世界般缓慢的脚步硬要从他们中间走过。他又向后退几步，靠在墙壁上。“哦，”他肯定地说，“你是所有人里最迷人的女孩。”
第四部第2节 我的故事开始
她看了他一眼，转身向门外走去。屋檐下在滴水。她听见有脚步声跟在她身后。“从今天起，”她想，“我的故事开始了。”
第二章
一直到九月份张文再去了六次银行找她。每一次他都是从四点半开始在大厅里静静地坐上一个小时，直到五点半她从里面走出来的时候才显露并不自然的笑容。为了更频繁地见到她，他将每月存一次钱的习惯改为两次。这样每个月的十一日和二十六日他都会心情不安地一路送她到女子公寓，然后听着心底严厉的斥责声匆匆赶回地下室。他为自己近乎懦弱的性格自责，以至于他根本就不能说出——哪怕是一半——头天晚上准备好的话语给她听。大多数时候他们谁也不说话，张文再常常看着马路上奔跑的汽车或是路旁的一支蒲公英来掩饰内心的狂乱。
“我担心这是今年我们能见到的最后一场雨了。”有一次她说。
走到中途突然下起雨来，雨水从屋檐上流下来，润湿将要枯黄的草地。一些树叶浇落下来，飘飘荡荡地落在路旁，被向下流淌的积水带走。他们逆流而上，艰难地行走。
“是吗？”他说，“我以为还要下的呢。这是我到长春的第一年。”
他们各自撑着一把伞，文再后悔带着伞来。他没想到袁南已经对这场秋雨早有准备。这样便无法如他所想，两个人在一把伞下漫步。他把伞压得低低的，看着地面荡起水花的流水。
“在这一年里，我认识了你。”他鼓起勇气说了一句含混不清的话。
“哦？”她笑了，“你不是说你早就认识我了吗？”
他没再说什么，始终和她保持着大约半米的距离，心里却在哀叹着两颗心的距离如此之远。他走上马路边的台阶，双手插在裤袋里，像走独木桥一般小心地任凭水流穿过他的脚趾向后滚去。
“袁南！”
快到女子公寓的时候他叫了一声。她回过身，看着遮住他面孔的伞，等待接下来他要说什么。他想好要说的话了。“去你家避避雨吧。”或者是“你在雨里看起来比我想的还要漂亮。”他扔下伞，向她走近两步，忽然发现眼前的人是如此陌生。
“你的衣服全湿了。”他说，“回去还是洗洗吧。”
他右手在裤袋里狠狠掐了自己的大腿，然后转过去向原路返回。他又一次谅解了自己的胆小，决定不再回头望她了。
“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