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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多铎占领南京后的策略行动中，不是又能看到他的汗兄的某些影子吗？
七日，摄政王多尔衮以大兵日久劳苦，命多罗贝勒勒克德浑及洪承畴前往替代驻守江南。十月十五日，多铎班师还京。顺治皇帝亲率诸王贝勒、文武群臣到南郊迎接，并赐金五千两、银五万两，又加封多铎为和硕德豫亲王。
从清军入关后，短短的一年多时间内，打垮了李自成数十万大军，推翻了腐朽的南明政权，统一了整个北方和江南地区，进展神速如霆击飚举，战功显赫令人心惊目眩，在中国历代统一战争中可谓罕有其匹！除了其他方面的原因，摄政王多尔衮的善于审时度势、博采众议，能在关键时刻作出明智果断的决策，是主要原因。对清王朝而言，多尔衮居功至伟。
可惜这位具有杰出政治和军事才能的摄政王，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错误地估计了形势，竟在胜利之际，不听任何劝阻，悍然发布了剃发令！这本来是由他因认识到不顺民情而自责、而下令停止推行的法令，却又由他用“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严酷形式布告天下：凡“不随本朝制度剃发易衣冠者，杀无赦”！
入关之初，多尔衮为了安置大批满洲贵族官兵，发布过圈地令，发布过强迫汉人投充旗
下的投充法以及防止投充汉人逃跑的严酷的逃人法，历史上称之为清初三大弊政。平心而论，前者对于征服者的满洲贵族而言，势在必行，后两法也是满族当时所处的封建农奴制社会的必然产物。而且跑马圈地主要在京畿地区，波及山东等邻省，投充为奴的汉人在全国范围内终究是少数，所以这三大弊政还是局部性的弊。剃发令就不同了，它关系着长城内外、大河上下整个汉民族的每一个男人、每一个家庭！这道侮辱人格、损害民族感情的法令，理所当然地要激起广大汉民百姓的反抗。
事实正是如此，随着剃发令的下达，本来已经帖然归附的江南，顿时斩木揭竿，纷然四起，杀官披甲，奋起反抗，安徽、山东、江西、湖北、陕西、甘肃等地，都因此而掀起了抗清斗争的汹涌怒潮。这在客观上促成了大顺、大西等农民军与南明永历朝廷联合抗清，形成了以南方为主的全国性的抗清高潮。
入关初，只用了短短一年完成的统一大业、大好形势，就这样毁于一旦，再次统一全国，又花了整整十七年！这十七年间，清朝劳师糜饷，战事连年，给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被胜利冲昏头脑的多尔衮，失却了他素来的明睿，不但不能预见这些弊政的严重后患，也收起了入关之初虚怀若谷、从谏如流的风度，一意孤行，坚持他的民族高压政策，竟然在朝廷下令说：“凡有为剃头、圈地、衣冠、投充、逃人牵连五事具疏者，一概治罪。奏本不许封进！”
在封建君主制社会，权力集中是一种不可遏制的必然趋势。勋劳日著、地位日崇、威望日高的多尔衮也不出此例。由于入关大战，他和他的同胞兄弟阿济格、多铎，已掌握了两白和正蓝三旗，又对两黄旗进行分化拉拢，以致两黄旗大臣纷纷投靠多尔衮。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八月，他借故罢济尔哈朗辅政，封多铎为辅政叔德豫亲王，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势力。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他又以微罪为口实，将平定山东、四川，镇压大西军，射杀张献忠有大功劳的肃亲王豪格监禁致死，最终除去了自己的最大政敌。
从努尔哈赤起兵，为帝业东征西杀开始，爱新觉罗氏家族同中国历史上无数皇族一样，在奋斗的过程中，充满了骨肉相残的血腥气。多尔衮借刀杀豪格，不是第一件，也决不是最后一件。政治斗争本身所具有的残酷性，也是客观规律。
第一部分：太后下嫁之谜太后下嫁（6）
顺治帝福临即位的最初几年，还是个幼童，再聪明也无法过问朝政。接受群臣朝拜，举行各种大典，他都只不过是个傀儡，是个象征。一切军国大事，由摄政王掌管。摄政王自然也须向小皇帝奏事，表示对皇帝至尊的承认，其实也是在向小皇帝的母亲两宫皇太后奏事。这时的摄政王对小皇帝和两宫皇太后，可说是外托君臣之义，内结骨肉之亲。摄政王凡有所请，小皇帝和两宫皇太后无不允准。一些朝廷大臣的尊崇摄政王的提议奏疏，无论是出于他们自己想巴结多尔衮，还是他们受多尔衮暗示所托，小皇帝和两宫皇太后也都一概同意，并以皇帝的名义发出诏书，不断给多尔衮加尊号，为多尔衮歌功颂德。
宫中的这些举措，在开始的时候，是出于真心的感激之情，所谓心甘情愿；后来就成为不得已了。因为宫中的母子们只有富贵而没有权势，他们的存在，只能仰仗摄政王。好在多尔衮与布木布泰的情分一直不薄，以他们两人的特殊身份，彼此支持、互相配合，使得顺治初年的清朝统治集团能够基本上维持稳定团结和进取精神。
入关之前，多尔衮与布木布泰或许已经有了娶嫁之约。但入主中原以后，战事频繁，国政丛集，一时难以顾及；而且布木布泰作为天下之母，出嫁不能不格外慎重；而多尔衮因君臣之分的限制，也不能不有所顾虑。自然，他们因国事、因皇帝的教养、因自己的私情经常来往，当时也不会在满蒙八旗中引起什么非议。因为就亲族关系而言，布木布泰是寡嫂，多尔衮是小叔，按满蒙习俗原有婚姻之分。此时满洲是新来的统治者，威焰正盛，处于奴才地位的汉臣汉人，谁敢议论皇族的家事，谁敢对满洲的习俗说半个不字！
但情况正在变化，敏锐的布木布泰感到，越来越不对头了。
不错，她支持多尔衮集中大权于一身，为的是处于复杂而又变化剧烈形势下的大清朝廷，能够迅速适应变化、迅速作出正确的反应和决策，她相信他的明智和才干。多尔衮打击豪格并监禁致死，她也不曾反对，因为皇长子豪格是对她的儿子皇九子福临帝位的潜在威胁，除去豪格也是除去一个后患。
但另一个威胁的阴影却笼罩到福临头上，更大也更现实。这威胁来自她所信赖和亲近的多尔衮。多尔衮的举动越来越出格，布木布泰的不安日益强烈。
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五月，因清军攻占南京，叙功，多尔衮由叔父摄政王加封为皇叔父摄政王。济尔哈朗于是提议说：皇叔父代天摄政，赏罚等同于朝廷，因此必须加礼，开了诸王大臣对多尔衮行跪拜礼的先例，以后便形成了制度。
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五月，多尔衮借口处理紧急军情需要，竟将贮存在紫禁城宫中的皇帝专用印信兵符，取回他的睿王府贮存使用。
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年底，新年朝贺大典即将来临，多铎领受多尔衮的示意，联合济尔哈朗上奏，说多尔衮因有风疾，不胜跪拜，请免去君前行礼。十岁的顺治皇帝当然照准。但，普天之下，什么人能在天子面前不跪不拜？为什么多尔衮不愿在他已经跪拜了五年的小皇
帝面前继续跪拜了呢？
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是多尔衮在朝廷里威风大发的一年。这年三月，摄政王以包庇部下冒功之名，将刚从四川凯旋而归的肃亲王豪格议罪削爵，下了大狱。随后又算老账，指责济尔哈朗当初在盛京时不举发两黄旗大臣谋立豪格的私议，将去年已经罢了辅政的郑亲王降为郡王。
这一切，表明这位皇叔父的野心正在日益膨胀，摄政王已经满足不了他的胃口了。
但是促使布木布泰下最后决心的，却是一条由她的耳目私下传递，却又是千真万确的消息：多尔衮卧病时，曾对他的心腹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以我为皇帝，以现今的小皇上为皇储，我哪里会得病呢？”
这句话的中心是“以我为皇帝”，“以现今的小皇上为皇储”不过是个陪衬。他若真的达到了做皇帝的目的，皇储未必还属于福临。
第一部分：太后下嫁之谜太后下嫁（7）
情势极其危急，母子们的前途顿时变得凶吉难卜，恐怕是凶多吉少。
布木布泰与多尔衮私会时，也探过他的口气，但这样的篡夺大事，又与布木布泰休戚相关，就是最亲密的情侣，也不可能透露一分一毫，何况多尔衮又如此精明、如此老谋深算？
布木布泰为了防止母子们坠入厄运，终于走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以国母太后之尊，下嫁摄政王多尔衮！
降尊下嫁，是布木布泰主动提出来的。时间当在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十月前后。为了更有力地制约多尔衮的野心，她要把太后下嫁的婚礼办得格外隆重，格外豪华，格外引人注目！要办得天下人皆知！
首先，通过顺治皇帝表彰多尔衮治国平天下的大勋劳，尊多尔衮为皇父摄政王。将皇叔改为皇父，已经表明了多尔衮与皇帝和太后关系上的质变。
其次，以顺治皇帝的名义，发布太后下嫁皇父摄政王诏书，布告天下。
再其次，命礼部为太后下嫁增添新的仪注，使这次婚礼成为一次国家大典礼。
最后，把婚礼定在了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的二月初八日，因为这一天是布木布泰的生日，太后诞辰称圣寿节，原是万民同庆的日子，再加上婚礼，喜上加喜，双喜临门，节庆的气氛更加热烈喜兴了。
婚礼欢欢喜喜、热热闹闹、轰轰烈烈，京师及天下百姓都沾到了喜气。诸王贝勒和满蒙贵族、八旗将士，都为此欢欣畅饮；汉官汉民尽管心里称奇，表面上一样称贺不已，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