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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薇拉，”他以忧伤的目光、痛苦的声调呼唤着他说，“我爱你，但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不理解我们。你刚13岁，而我已经24岁了。如果我们真的生活在一起，我会被投进监狱的。你懂吗？”
“太荒唐了，”美丽天真的孩子却不假思索轻率地声称，“我早就不是处女了。我们从五年级开始就玩‘野菊’游戏了。”
这使化学家更加放肆，无所顾忌。为拍C组片要找一个固定的女孩，比每次选新的更加安全可靠。A组片中出演的都是成年妇女，其中虽然并不都是妓女，但她们却默默地干着。慕男狂的情况更复杂更危险。对于卡扎科夫来说，薇拉就成了最好的目标，特别是他为她编织了设法积攒很多很多钱逃往国外的幻想之后。一个如此聪明伶俐的女孩竟然相信他的胡说八道，使他无比惊喜。他有时甚至怀疑她是不是假装成轻信的姑娘。但他和薇拉在他家消磨时间的那个晚上，他的一切疑虑烟消云散。
“下一次我们可以到别墅去，虽然我并不喜欢那里，”薇拉说，“自从莉里娅走后，我在那儿总是伤感。”
“莉里娅是谁？”化学家说着挪动身体，好在枕头上躺得更舒服些。
“莉里娅是爷爷的情妇。比他小40岁。嘿，爷爷是多么爱她呀！”她不无嫉妒地感叹道，“每年都带她去国外几次，又是到现代的疗养圣地，又是看那些大博物馆，有一次，她提到很想看一看真正的英国公园，他便专程送她到英国。莉里娅是个快活而且善良的姑娘，爷爷给她买了套住宅，但她更喜欢住在别墅，整天整天地坐在台阶上看那些树木。后来爷爷把她嫁给一个公司的老板，她便随他去了维也纳。在走之前她请求我和她一起到别墅去一趟。我们在花园中散步，她抚摸着每一棵树，大哭了一场，哭得非常可怕。她说，与我爷爷一起度过的那些日子是她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每当我到别墅，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她当时悲恸的情景。因此，在那儿我总是很伤感。”
“为什么你爷爷自己不娶她呢？”
“你说什么？”薇拉从枕头上欠起身子，惊诧地注视着化学家，“那奶奶呢？他还不打算和她离婚。”
于是化学家想：“她不仅出自于一个无忧无虑的家庭，而且这个家庭的钱多得使他们享有另一种生活方式。对于他们来说，去罗马或巴黎也不过是像我去哈尔科夫或鄂木斯克一样。难怪她相信我的话。你想，出国是多么美的事啊！真想知道她的爷爷是什么人。”
可是化学家并没有直接打听，怕引起女友的警觉。他是设法迂回弄清的。弄清了，倒害怕起来，但退却已经来不及了。在这之前薇拉·杰尼索娃已参加拍摄了五六部影片，认识了谢苗和达米尔，还知道了摄影棚的具体位置。只有寄希望于成功了。但要想成功不化为泡影，必须特别细心，处处事事让薇拉相信他亚历山大·卡扎科夫对她一往情深。没有薇拉，他的生活不堪设想。亚历山大已竭尽全力，尽其所能。可突然他怎么溜走了？她一定会想她被抛弃了。
对娜斯佳来说，到山谷疗养院的第七天一切都变了。昨天晚上她睡得很早，希望能睡个够。但醒来时天还没亮，又不再想睡了。像她这样的真正的“夜猫子”，早起无疑会产生受刑一般难过的感觉。她在被窝里转动着身体，想躺得舒服些好再打个盹，但很快就放弃了无谓的努力，她不想再骗自己。
六天来，她总算蒙骗了自己，让自己相信“这不是她的事”，她不是在上班，而是在治病和疗养。六天来，她故意不理会自己意识到的，脱离逻辑常规的各种迹象。整整六天她忘却自己身为刑事侦查人员的形象，也算是成功了，却落得个自尊心受伤害和忍辱含垢的愚蠢境地。娜斯佳下定决心再不要作践自己，我愿意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思考问题就是她最热衷的活动。
她跳下床去洗淋浴。像平时工作前一样，她为自己制订了一套智力训练项目，好使大脑进入工作状态。今天她选定芬兰一乌戈尔语系的语言中对直接补语提问题的规则作为练习内容，在她做完练习之后又把淋浴的水温调冷到刚刚可以忍受的程度，顿时浑身感到一种熟悉的令人愉快的振奋。娜斯佳决定不去用早餐，煮了咖啡就开始工作了。
上午11点左右她下楼到前厅买了那里有的各种报纸以及堆在书报亭里的一个月来的各种广告信息，她夹着一大堆报纸走出大楼，在疗养院花园里漫步了大约一个小时，只是稍稍改变了以前走的路线。她在长椅上读了一会儿报纸，然后回到房间在一些零散的纸上画起离奇难解的笔画。
到中午她的笔下已形成大体上完整的画面，其中虽有不少空白处，但娜斯佳已大致想象出怎样把它们填满。这有待进一步核实和澄清。这时她对昨天提问她的侦查员的满腹怒气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她意识到，作为一个就在阿尔费洛夫死前见到过他的人，她一定还会再一次受审问的。很可能出面的是另一位侦查员。他不会是那么疲惫不堪的样子，因此她有可能把她深思过的一切告诉他。
侦查员已经来了。为方便工作给他一个空房间按顺序接待证人。阿娜斯塔霞·卡敏斯卡娅在他最急于谈话的第一批约见者之列。她认为这是个好的预兆。
娜斯佳发誓要控制自己的情绪。她搞侦查工作也不是第一年了，知道地方警察局的人是怎样对待住不久的莫斯科人的。他们故作友善姿态，掩饰厌恶心理，只等莫斯科刑侦局或部里的人一走，便不停地发泄满腹牢骚。从首都临时调来工作的人往往不知深浅，指手画脚，恣意妄为，搞乱了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制定的行动方案。还要把他们迎进宾馆，要保障与莫斯科的通讯，又要解决交通工具。为了表现主人的好客，还要给他们灌伏特加。这种前呼后拥的客人除了让人头疼之外，一点益处也没有，当然，也有例外，如果是完全忠于职守的人，那么例外就会多于习以为常的现象。但不管怎么说，人们对中央来的“协助者”总是抱有期望。
娜斯佳考虑到这种种情况，决定尽可能以礼相待。不要一进门就摆出自己的一大堆推理，而要等待适当的时机，当自己感到需要的时候。最后，她想，人命案到底是人命案，帮助自己的同行也是责无旁贷，但愿有那种机会。
侦查员对她很客气，以她的名和父称相称谓，体谅她，如果她想吸烟，可以吸。他穿戴得过于年轻，笔挺的西装，鲜艳的衬衣，同样鲜艳的领带，与他的年龄极不相称，他脸上的皱纹和稀疏的头发无法掩饰他的年龄。
娜斯佳料想，侦查员很可能提出嫉妒杀人的说法，继续昨天定下的思路。可是，他一开始却提出这么几个问题：谁在什么时间来的，是否有人企图当面或通过她认识阿尔费洛夫。娜斯佳立刻明白这是在验证“蓄意谋杀”的说法。戈洛文昨天曾对她说，死者在一个公司当司机，为总经理开车。她想到，一定是当地的刑侦处已经和莫斯科通了电话。看吧，明天、后天一定有人从戈尔杰耶夫那儿来。娜斯佳心里很高兴。
“阿娜斯塔霞·巴甫洛芙娜，您能说出阿尔费洛夫是哪一天到疗养院的吗？”
“不，不能。我只是在花园里，当他走近我时才注意到他。难道他来的日期在疗养证和登记簿上没有记载吗？”
侦查员毫不理睬她的问题，仿佛没听见似的。
“那么，你认识杜布雷宁是在阿尔费洛夫之前还是之后？”
“之后，第二天。”
“他没有请您介绍他与阿尔费洛夫认识吗？”
“何必呢？”娜斯佳不解地说，“要知道他们同住在一个房间。”
侦查员没任何反应，只顾接着提问：
“他们两人中是谁，阿尔费洛夫还是杜布雷宁告诉您说他们两人住同一房间？”
“杜布雷宁。他们在饭厅也正好坐在一起。”
“为什么说‘正好’呢？”侦查员已问得不耐烦了。
“因为这表明他们是同时来的。您可以去问问营养护士，让她给您解释吧！”娜斯佳本想发火，但及时清醒过来。忍耐一下，她叮嘱着自己。
“在疗养院期间，有谁向您献殷勤吗？”
“达米尔·鲁特费拉赫马诺维奇·伊斯马依洛夫，他来自新西伯利亚，住在二楼的豪华套间。”
“他没请您介绍他认识阿尔费洛夫吗？”
“没有。”
“他没有向您打听他或是杜布雷宁的情况吗？”
“没有。”
“他比阿尔费洛夫先来还是后来？”
“我不知道阿尔费洛夫什么时候来的，也不能说出伊斯马依洛夫什么时候在戈罗德露面的，但不会在10月22号星期五之后，也许还早，但不在那之后是完全肯定的。伊斯马依洛夫自己应该告诉您他什么时间到的。”
“阿娜斯塔霞·巴甫洛芙娜，您已经不是第一次向我提问题了。我不想表现得不礼貌，因此我首先让您理解您的行为不适宜。如果您理解暗示，我不得不提醒您：您作为证人，应当回答问题，而不是提问题。请原谅。”
“忍耐，”娜斯佳告诫自己说，“再忍耐！工作总归是工作。”
“您曾提到，参加打赌的共三个人。您知道谁是这场闹剧的第三个参加者吗？”
“他并没有对我作自我介绍。杜布雷宁说他叫热尼亚，在疗养院当电工。阿尔费洛夫没有否认这些情况。但是……”
“等等，”侦查员打断她的话，“您想说，当您认识那个热尼亚的时候，甚至没问他叫什么名字？您怎么解释呢？”
“我只能解释为：我一点都不想和他认识。他曾两次想跟我攀谈，两次都被我回绝了。因此，我就没有问他的名字，也为了不给他造成我准备和他谈话和进一步认识的错觉。我解释得清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