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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多多不是宠物。在我们的大集体中，于多多是我们的一员，在我的身边，它是我喜爱、我信任的孩子！
第三部分谁是有钱人
改革开放二十年之后，我才知道有一本专门统计别人有多少钱的杂志《福布斯》。统计完别人的钱之后按照数字的大小排列一个名单，叫“财富榜”。上了财富榜的人既光荣又担心，从此做人要小心翼翼。
二○○三年的《福布斯》首次评选中国内地的文、体明星名人财富榜，多少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榜上有名。于是，有一些非常关心我的朋友打电话问我：胡子，怎么榜上没有你？
我接到这样电话的时候还不知道在怎么一回事，就依照授意上网去查看。原来如此云云。还有一些热心的网友在“留言”上表示质问和遗憾，意思是为什么像张纪中，还有某某明星那样“历历战绩在目”，娱乐、演艺成绩不容忽视的人却榜上无名？
由此我第一次相信了《福布斯》调查，职业与民间的“众心所望”是有着绝对的差别的。
民间的认为除了为我打抱不平的网友，直接电话询问我显得有点“愤然”的熟人，还有一些类似于这样的事情——
几个月前我接到一个陌生女子的电话。一路问我是不是张纪中，问了又问，确定了还要确定。在我老老实实一番连续的承认之后，她就挂了电话。隔了一天，这个陌生的女子电话又来了，这次就有些像熟人了，说“我就是昨天那个……”，然后说“我遇到了一些困难，只有你能够帮助我解决……”我说“我不认识你，什么事情只有我能够帮忙？你说。”扭捏一番，电话又挂了。一会儿，来了一条短信息：“我是……地方的一个蒙古族人，我需要二十万的钱，请你借我救个急。”类似这样的电话我也接过，但是深深浅浅也是个熟人，完全不认识的还没有。又过了一天，陌生女子又来电话了，这次完全是熟人的姿势了：“张导啊，我就是……”（述说这两天的经过）。我说“我不认识你”，“我给你发过短信啊……”（强调这两天的经过）。我只好说：“你就是我的真正熟人，我也没有钱借你啊。”欲挂电话不能。陌生女子语气完全变成对于我这样不仁不意人的委婉谴责：“我昨天不是给你发了短信了？你先借我钱我有点急用……”我说：“你是谁啊？你哪儿来我的电话号码？”女子正义凛然：“你不认识我没有关系，哪儿来的电话你也不用管，反正我认识你就行了……”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认为这是有谁在和我开玩笑。但是至今没有找到“玩主”。
偶尔清闲一下的时候我想，如果我是投资方，或者发行商就好了，那我就有可能既财富榜上有名，又可以江湖上大把、小把金钱救济所有开口之人“救个急”，做人倘若如此豪迈，一切都还真要以金钱为基础。
想完之后依然要为投资人打工。即便如此的关系，我该得的劳务还没有名正言顺的拿到手呢！
第三部分不能忘记的历史（1）
二○○四年要拍摄的戏比较多，都是在不知不觉中安排下来的，像《民工》，从剧本开始准备了整整两年了，现在是水到渠成；像《神雕侠侣》，也是一个按部就班的计划，还有另外一些堆积到了今年的工作。而另一件处心积虑，不得不在今年展开的事情，就是抗战题材小说《吕梁英雄传》的电视剧拍摄。
不仅仅因为二○○五年是抗日战争六十周年的纪念，十多年前，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末我就想要拍摄这部小说，就开始了相关的工作。那时我还在山西话剧院，我记得好像是从改革开放之后，全国的话剧院都有了电视剧拍摄的甲级许可证。山西话剧院与“吕梁”有着不同一般的关系，山西话剧院的基础力量都来自于“吕梁剧社”，那还是在抗日战争期间，解放后，成立了山西话剧团，整个吕梁剧社都调入山西话剧团内成为基础的骨干力量。文革期间，山西话剧团全团下放，又都全部重新回到吕梁地区，一待就是将近十年。因此可以这么说，山西话剧团的老成员们，从上到下都了解吕梁的历史和民间的风俗，老百姓是什么样的，他们会在什么时候怎么说话，怎么处世，怎么个过日子，吕梁的风土人情山川地貌，大家闭着眼睛都能够说出来。话剧院也因此排过不少讲述吕梁地区抗战故事的话剧，像《汾水长流》，《山城围困》。我虽然是一个北京人，北京生北京长，但是在一九七八年我进入山西话剧院的时候，已经在山西的农村插队、山西的煤矿教书十年了，那是从十七岁到二十七岁成长、成熟的十年，期间的种种积累远远超过我最先在北京待的十七年。因此在进入山西话剧院的时候，我已经“彻底被改造”，我不由自主，从心里面认为，我就是一个山西人，至今我在不假思索的时候，在心里还是这么觉得的，也因此了解了山西的民风民情，山西的历史，民间的种种“文化”。
《吕梁英雄传》是山西的作家马烽与西戎合写的、抗战时期一九四五年在《晋绥大众报》上首次连载的抗战故事。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马烽与西戎，在解放初期的五十年代，他们都是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作家，山西的名作家除了赵树理就是“西李马胡孙”，西戎，李束为，马烽，胡正（《汾水长流》），孙谦。我们想要拍摄《吕梁英雄传》，必须首先征得马烽与西戎的同意。八十年代末，我们与这两位作家联系的时候，马烽是当时中国作家协会的党组书记。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第一次与《吕梁英雄传》的作者马烽联系，出面的是当时话剧院的院长彭毅。那时我还在山西话剧院，除了参加一些山西电视台的电视剧拍摄，依然还在参与山西话剧院的话剧演出。彭毅老院长汾阳出生汾阳长大，自己就是吕梁人，十二岁参军当了红小鬼。用过去的话说，他是一个老革命，用现在的话讲，他是那段历史的参与者，见证人。每一个经历了抗战历史的人，无论是军人还是百姓，是被侵略的受害者，还是打击侵略者的军人，民兵，都不会遗忘那段历史。让山西话剧院拍摄《吕梁英雄传》，让山西人自己演绎吕梁英雄的故事，彭毅老院长不但是自己，也发动了我们开始奔波这件事。我对《吕梁英雄传》的热情很大原因来自于插队期间与山西农民之间培养出来的感情。现在城里的人已经很少机会去了解农民了，进了城打工的农民子弟，为了生存与发展在本质上也有了很大的改变。真正的农民啊，他们一辈子与土地厮守，他们对于土地的热爱和对于土地的感情，无需表达，却像是一个人与“呼吸”的关系。农民情感的质朴，他们的豁达，智慧，全部来自于土地与庄稼给予他们的启示。一直以来农民的理想就是“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农民爆发的所有战争都与土地有关，所以当外族侵略，当他们养以生息的土地面临被掠夺，家园的平静被枪炮声搅乱，老婆孩子不再平安，那他们打日本人是豁了命，一根筋地去打的，我在山西农村就听说过无数极其悲壮的打日本人的故事，日本人是机枪大炮，红了眼的山西农民举的是红缨枪，铁镐锄头这样的种田的用具。所以说起《吕梁英雄传》，无法不热血沸腾。
老院长彭毅亲自与作者联系，我在十多年前的工作是回一趟北京，找中央领导为我们的《吕梁英雄传》题写片名，寻求这样方式的支持。
马烽在当时是支持我们的意愿的，因为作为一个山西作家，他完全了解山西话剧院的背景，与吕梁地区的关系。《吕梁英雄传》很快进入到剧本的创作阶段。但是，剧本写了好几遍，无论是马烽还是我们话剧院，都是不满意。这样，有将近三年过去了，这件事情逐渐搁浅下来。这之后发生的事情是，老院长彭毅又开始忙碌、奔波话剧院其他的事宜，我呢，则开始渐渐全面转入电视剧的拍摄，制作。
然而，我们都没有忘记要拍一部“历史上”山西农民打日本人的故事，拍《吕梁英雄传》。
之后听说，山西电视台随后也参与过《吕梁英雄传》的拍摄想法，种种原因同样没有实现；再随后是北京电影制片厂买了《吕梁英雄传》的拍摄版权，也是经历若干年，直到二○○三年版权期限到期，也没有银幕实现。这样在忙碌和等待中度过了十几年，形势又回到八十年代末的状况：我们要拍摄《吕梁英雄传》。
同样具有这种想法的，还有山西省委。这十几年的变化之一，就是我更加具备了电视制作的经验和能力。我是北京人，但是实际上，无论是我自己还是山西的朋友，都认为我是山西人，大家都觉得，把这样一件与山西直接相关的事情交给我来做，是合适的——可以说我一直以来期望在屏幕上表现农民题材的故事，拍摄农民的生存与情感，统统来源于我在山西农村插队的生活，对农民的了解，与农民的感情。
第三部分不能忘记的历史（2）
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距离马烽与北京电影制片厂《吕梁英雄传》拍摄版权到期还有十天的时候，我回到山西太原。在非常追求商业价值的当今，《吕梁英雄传》不具备有完美的商业倾向，但是，想做成一件事情的愿望，告诉如今在电脑上熟练地玩着战争游戏的孩子们一段真实、残忍、永远不应该忘记的历史，都迫使我“不很娱乐”地要做这件事。
由山西省委中介，依然是由山西话剧院老院长——已经退休了的彭毅带领，我们找到了作家马烽的家。那时，马烽已经八十四岁。
但是他头脑清晰，虽然患有长期的心脏病、哮喘病，他依然像一个中年的作家，对他的《吕梁英雄传》滔滔不绝。那个时候马烽有他自己的想法，他既不想与北京电影制片厂续签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