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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章 对携款潜逃职务犯罪案件的思考哪些人在携款外逃近年来，经济领域职务犯罪案件不断上升，其中犯罪嫌疑人携款外逃案件愈来愈突出。来自基层检察机关的调查报告显示，当前的携款外逃案件有以下特点：案发部门比较集中。调查显示：河南已归案的107 名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中，发生在金融部门的有23起，占15％；发生在国有企业的有46起，占43％；嫌疑人身份为经营管理人员、财务人员、业务员的有52人，占48％。这就说明金融部门、国有企业是发生职务犯罪的热点部门，经营管理人员、财务人员、业务员则是重点人员。另据某基层单位的调查，金融系统一线职工占携款外逃作案者的27％，而企业销售人员占的比重高达57％，由于企业销售人员掌握着企业流动资金，从而为他们作案提供了条件、机会和时间。
年轻人是重点人员。合肥市检察机关近三年来共立案侦查银行工作人员犯罪案件47件48人，其中，1998年立案侦查15件15人，1997年立案侦查14件14人，1996年立案侦查18件19人。这48名涉案中，35岁以下的共27人，将近60％。另据调查，作大案的多为年轻人。在这些银行工作人员犯罪的案件中，涉案金额在100 万元以上的共6 件，作案人全部在35岁以下；涉案金额在50万元至100 万元之间的共3 件，其中，2 件系35岁以下人员所为；涉案金额在20万元至50万元之间的共8 件，其中，6 件系35岁以下人员所为。
作案者多是单位骨干。有较熟的业务知识，因而有作案成功的可能。他们在单位一般工作时间较长，业务熟悉，肯钻研，赢得了领导、同事的信赖，作案隐蔽性深，不易被及时发现。
手段为侵吞和挪用。据对安徽省合肥市金融系统职务犯罪的调查统计，涉案金额在20万元以上案件中，挪用共8 件，贪污共7 件，受贿共1 件，其他占1 件。据分析，挪用和贪污主要集中在具体的操作人员身上，这些具体的操作人员大多是在银行工作的年轻人，而受贿、违法发放贷款则主要集中在银行的领导干部身上。由于此类人员直接和资金打交道，手中掌握着一定量的资金，有可能直接侵吞或占用。
如某木料公司业务员王明臣挪用公款一案。王受本单位委托，从单位开往黑龙江省黑河市工商银行9 万元、建设银行15万元，王收款后于3 月份只发回8 万元的木材，余款从银行取出后潜逃。
侵吞公款金额大。他们钻单位内部规章制度不健全，制约机制不完善，管理松弛的空子，伺机作案，得手后逃窜，数额之大令人触目惊心，其中重大案件占此类案件总数的80％，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犯罪嫌疑人携款潜逃后，因长期不归，使案件无法继续查处，影响结案、审判、追赃；有些犯罪嫌疑人将所携公款大肆挥霍，给国家和集体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
短期作案。此类犯罪由于数额较大，作案时间短，最长不过几个月，更多的是一次性作案潜逃；作案者多是事先预谋策划，对怎样利用职务之便，针对管理工作和规章制度中漏洞，采取何种犯罪方法，往往深思熟虑，作案时不易被察觉，给他们成功作案和逃窜带来可能。
据分析，导致经济犯罪分子携款外逃，除社会客观因素及犯罪嫌疑人主观方面的原因外，尚有以下几个主观方面的原因：现金管理失控。近年来，一些企业严重违反现金管理制度，直接利用大额现金进行结算，致使现金体外循环的状况加剧，甚至处于失控状态，给经手大量现金的少数经理、出纳、会计提供了可乘之机。如某公司副总经理张某，利用经手大量现金的便利，将28万元公款挪用或据为己有，然后逃之夭夭。
单位领导失察。一些发案单位的领导用人不慎，把关不严，官僚主义作风严重，对财会人员缺乏必要的考察，更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直到案发才大吃一惊。如某交通局运管所原会计王某、出纳李某二人携带28万元公款潜逃多日，而单位领导对此却毫无察觉。
制约机制失衡。目前，一些企业的公章、法人代表印章、财务专用章等普遍由出纳、会计经管，甚至有的会计、出纳一人兼管，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从而给少数图谋不轨的人打开了方便之门。
单位领导爱面子。他们怕有损单位名誉，被上级部门处罚，想私自协商追回款物，自行处理，不及时报案，这是形成犯罪分子作案后潜逃的又一主要原因。
潜逃者如何拿到巨款携款潜逃者有许多共同点。本小结以银行为例作以论证。应当说，目前银行的制度已经比较健全了，那么，在银行工作的年轻人不止一次地作案且数额特别巨大为什么还能够屡屡得逞呢？
权力失去了制约。年仅26岁的朱继兵，在担任建设银行合肥市分行合作化路分理处副主任主持工作期间，先后挪用公款。非法拆借资金、发放贷款共计人民币1690万元，至今仍有1625万元无法追回。朱继兵主要的作案手段是采取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的方式，将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他这种并不高明的作案手段之所以能够屡屡得逞，就是因为他利用主持工作的副主任这个职务便利，他把本应该3 个人做的事情一个人就做了，不给别人插手的机会。
“好人光环”的遮蔽。31岁的刁涛作为一名银行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却贪污了公款420 万元。他的微机操作能力特别强，在单位的表现也特别好，为了工作还经常加班加点，被同事们尊称为“刁老师”。他的“好人”形象，使同事们放松了警惕，经常加班加点给了他充分地作案机会。
“替班”滋生犯罪。银行工作人员犯罪现象主要集中在一些小的储蓄网点。为了市场竞争的需要，银行的储蓄网点在短时间内迅速增多。由于人手不够，这些储蓄网点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替班现象”。“替班现象”的存在，使银行的监督机制形同虚设，这样的储蓄网点也就成了滋生犯罪的温床。
外界的诱惑。银行内部子弟杨某的工作职务是票据交换员，他先后非法拆借资金1200余万元，立案时年仅25岁。由于抵不住外界的诱惑，他经常出去吃饭、跳舞，而他非法拆借资金的受益方给他的好处一次也就是几百块钱。
“金融掮客”的勾引。合肥市的王志平60岁出头，是一个“老混混”了。他一直没有固定的职业，经常找在银行工作的年轻人“牟取”资金，4 个年轻的银行工作人员被他先后拉下水。朱继兵也是王志平给拉下水的，先后挪用公款。非法拆借资金、发放贷款共计人民币1690万元的朱继兵，从中捞的好处费尚没有王志平捞的好处多。
银行工作人员犯罪数量增多，是几家银行竞争时开始出现的。犯罪人员年轻化，是近几年银行工作人员犯罪的新特点。加强对银行工作的年轻人的教育，让监督机制更好地发挥作用，已成为预防犯罪工作中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挪用公款案件为何追赃难？
1991年以来，职务犯罪嫌疑人外逃现象十分突出，通过对职务犯罪嫌疑人外逃的调查研究发现，职务犯罪嫌疑人外逃呈现出一个新的特点：贪污、挪用公款型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所占比例相对较高，而受贿犯罪在逃人员并不多。据分析，造成此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贪污和挪用公款犯罪的证据容易收集到位，犯罪嫌疑人往往迫于检察机关已经掌握其犯罪证据而潜逃，而受贿犯罪则大多是“一对一”证据，犯罪嫌疑人存在侥幸心理。
从办案实践来看，检察机关在办理贪污案件中，追赃相对比较容易，而办理挪用公款罪案中，普遍感到追赃工作越来越难。1999年1 月至2000年10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挪用公款案件33件，涉案金额1。88亿元，至今追回赃款8500余万元，赃款追回率不足45％，这意味着有一半以上的被挪用公款无法追回。而且挪用公款数额越大，赃款追回率越低。承办人普遍感到挪用公款案件追赃工作越来越难，国有资产流失严重。据对某基层检察院所办案件的调查，当年共立案侦查挪用公款案件7 件，涉案犯罪金额总计达290 余万元。截至目前，仅追回61万元，占应追赃款的21％。挪用公款案件为何追赃难？经调查分析，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挪用公款案件追赃工作量大。在这7 起案件中，挪用金额最小的数十万元，最大的达上千万元，比一般的贪污贿赂案件犯罪金额大得多。因此，追赃的工作量比贪污贿赂案件也要大得多。
挪用公款流向复杂。有的被犯罪嫌疑人借给一些所谓的“亲戚朋友”，但由于缺乏正常手续，检察机关追赃时，有关当事人抵赖，无法追讨；有的被犯罪嫌疑人借给他人经商办企业，由于生意不景气，一时无法筹措大量资金退还或者因为生意失败根本无力偿还；有的挪用公款归个人进行风险投资，炒作股票或期货，因市场的行情不好而被高度套牢，造成巨额损失；有的借款人为了躲避债务甚至携家带眷，远走高飞，造成讨债无门。
携款潜逃现象逐渐增多。在某基层检察院查办的7 起案件中，携款潜逃就占了3 件。如农行某营业所主办会计屈某，先后10多次挪用公款，数额累计达80余万元。
案发后，屈携款潜逃到浙江金华，后几经周折，检察机关才将其抓捕归案。
刑法对挪用公款不退者的惩治力度不够。《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中，对“挪用公款数额较大不退还的，以贪污论处”。最高法定刑为死刑。新刑法实施后，取消了这条规定。挪用公款犯罪不论退与不退，只能定挪用公款罪，最高刑是无期徒刑。这一修改从法理及罪行均衡的角度讲是科学的；但是从实践中看，新的立法对拒不退赃的犯罪嫌疑人威慑力减小，使犯罪嫌疑人产生了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