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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历（公元1751年—公元1762年）至天明、宽政（公元1781年—公元1800年）的约50年间，日本盛行歌舞饺。它是一种将舞蹈、音乐、动作、说白融为一体的戏剧，由室盯时代的能乐和民间乐舞形成，是在唐散乐和元杂剧影响下形成的，所以歌舞伎中存在着中国古典戏剧的某种形式，可以明显地看出受中国戏剧的影响（参见第七章）。
二、绘画书法
德川中期传入日本的中国画，日本称作“南画”或“南宗画”，又叫“文人画”。南宗画或文人画是一般士大夫或业余画家画的，与职业画家所画的“北宗画”（宋元传统的画院派山水画）相对。中国至明代，南宗画压倒其他一切派别，清代南宗画更盛。南宗画最大特点是线条柔和，构图宽广，以烘染代替过去的浓彩重墨。
宽文12年（公元1672年）日本翻印了中国的八种画谱（1620），宝众7年（公元1710年）又第二次翻印。画谱的出版，对日本的南画运动影响很大。元禄15年（公元1702年）翻印了杨尔曾编的《图给宗彝》（1607）。宽延元年（公元1748年）翻印了集南画之大成的《芥子园画传》，后来又不断翻印，约有10种版本。据统计，当时日本翻印的编辑的清人画论画谱有六、七十种。
享保5年（公元1720年）以来，精通南面的商人伊字九（吴兴人）经常到长崎经营，带去南画的画法。到长崎求教的日本人很多，但真正继承伊字九画风的只有池大雅（公元1723年—公元1776年）和与谢芜地（公元1716—公元1783年）两人。他们开创日本南画，不拘格局，清新奔放的风气，由此推广到全国。
花鸟写生画家沈南苹（名栓，吴兴人）影响日本画坛也大。他于公元1731年到长崎2年，画的特色是构图精致，色彩华丽，模仿者多，形成了日本南苹画派。后又发展到京都，大扳。
黄劈诸僧书法出色，以大字取胜。朱舜水和陈元斌也是书法家，推广唐样书法。杭州人俞立德，深得文征明笔法，将书法传授给北岛雪山。后又有草书家胡兆新、徐荷周等推进了学习明人草书的书法。
陶瓷器方面。公元1833年清人朱淡撰《陶说》由葛西因是翻译出版，刺激了日本陶业的发展。九州佐贺县伊万里的陶工在长崎从中国人周辰官学会了“红绘法”（制色袖瓷法）后，经刻苦钻研，于公元1643年烧成半透明彩瓷。它是白地画红、绿色图案的瓷器。这种瓷器以伊万里为集散港，所以叫“伊万里烧”，也叫“有田烧”。
纺织品方面。德川时代从中国进口大量生丝及纺织制品，其种类有金缕、缎子、蠕子、缚珍、绢纳、纱续、南京织、白绢、黑绢等。中国纺织制品的输入，促进日本纺织业的发达，特别是京都西阵纺织业。西阵人模仿中国的丝织品，织出金桶、缎子、缮子、细续、绉纱等。还生产一种以五色丝织成各种图案的“唐织”，因模仿蜀锦，故称唐织。
印刻及文房用品方面。日本的印刻技术是中国黄劈僧独立传入的。他著有《独立禅师石印》一书，后于明治3年出版。其次是心越，他带来了清？陈策的《韵府古篆汇选》。此书元禄年间（公元1688年—公元1703年）被翻印出版。黄劈山万福寺15、18代住持中国僧大鹏，著有《印章篆说》，（公元1811年出版）。这些关于印刻技术的书籍的出版，使日本印刻术发达起来。
德川时代的文人爱用中国的文房四宝——笔、墨、纸、砚，促使日本文房用品制造业发达。当时日本能生产一种“和唐纸”（日本制的中国纸），还能生产一种名“华研写”的中国砚，同时出现了唐墨的模仿品。此外，核装技术也从中国传入，清．张潮编《昭代丛书》第19集《装裱志》（清？周嘉胃著）对日本裱装技术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四、黄荣宗的传入
从室町时代起，日本的五山十刹逐渐衰落，至德川时代，佛教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后以长崎唐三寺建立为契机，每年总要聘请中国僧赴日定期（三年）担任住持。德川初年，兴德寺逸然闻福州黄劈山隐元隆琼（公元1592年—公元1673年）之名，便向幕府推荐，4次招隐元前往。隐瞻元于承应3年（公元1654年）7月率弟子东渡长崎。那时已63岁。
隐元到日后，曹洞宗及临济宗的憎人先后受教。万治元年（公元1658年）隐元到江户见德川家纲，家纲给他山城宇治（在京都南郊）地方的土地，让他建立黄劈山万福寺。宽文3年（公元1663年）建成，成为日本黄梁宗的大本山。宽文4年（公元1664年）隐元将黄劈山法席让给弟子木庵。
木庵到江户遏见德川家纲，家纲赐银2万两及土地。后黄荣宗又发展到关东。木庵的弟子铁牛、慧极和潮音在各地建立禅寺，大扬宗风。木席另一弟子铁眼，经11年经营，于1678年完成了1618部7334卷日本黄粱版《大藏经》（根据明万历版）的翻刻。
黄粱宗来日僧侣都擅诗文、书画、印刻、医药，长崎唐三寺也黄劈山为本庙。黄粱宗带给日本文化的影响十分深广，如隐元传残明代南方寺院的建筑样式。黄梁诸僧将当时独特的中国书法、画、音乐（明代章、笛）、佛像雕塑、医学等传给日本，甚至日人家食用的胡麻豆腐、隐元豆腐、黄劈馒头等到今天还受到喜爱。
＇1＇大庭修：《江户时代的日中秘话》第34—37页，东方书店，1980。
＇2＇迁善之助：《日本文化史》第5卷。
＇3＇1981年中华书局汇集其全部诗文，书札问答编为《朱舜水集》。
＇4＇元资烧：一种以濑户的陶土作原料，用蓝色颜料作画，涂以育白色釉，有透明感且雅致的陶瓷器。
＇5＇让善之助：《增订海外交通史话》第669一670页，内外书籍株式会社。
＇6＇王晓秋：《近代中日启示录》第24—37页，1987。第十五章 日本资产阶级革命——明治维新
第一节 明治政府的成立
—、农民起义与市民暴动
德川幕府末期，农民反对幕府封建统治的斗争日趋激烈，至庆应年间（公元1865年—公元1867年），斗争发展为暴动，并与市民暴动相结合，形成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公元1866年5月初，大阪近的西宫（今兵库县东南）发生了贫民捣毁米店、袭击武士的暴动。接着扩大到兵库、滩、池田、伊丹等市镇。5月中旬又扩大到大坂。参加暴动的1万多名大坂市民群众，在各条街上呐喊着袭击米店和酒店。群众斗争情绪激昂，不顾幕府的镇压，在街上张贴写给老中的匿名信说：“现在要么把我们消灭，要么就把米价降到3百文（1升时价7百文）。如这两件事都不能办到，就把全市化为焦土。”＇注1＇当他们被捕时，坚决果敢地向审问他们的大坂官吏指出：引起这次暴动的祸首就是将军。当时萨摩藩在大颐的藩吏木场传内曾把这情况详报在京的大久保利通。大久保认为：“民心已离将军，幕府何足惧！”＇注2＇
从5月底到6月初，江户爆发了更大规模的市民暴动。5月28日，品川首先发生暴动，很快发展到芝、赤扳、四谷，又波及神田、本所，到6月5日暴动席卷整个江户。暴动群众在各条街上组成队伍行进，捣毁米店、酒店、当铺、洋货店和富商住宅。町奉行所（江户市政署）的大门被贴上“政治已经卖完”的讽刺性匿名信。幕府统治权力在几天里陷入瘫痪状态。
农民起义和市民暴动相呼应。6月7日武藏川越的木匠要求降低米价，掀起“改革世道”的暴动。6月13日，秩父郡名栗村的农民要求降低米价和利息。烧掉典当土地文书、归还当品，发动了“改革世道”的起义。各村农民群起响应。14日，起义群众在饭能会会，捣毁四家米店。暴动很快席卷了青梅、川越等地。起义者打着“改革世道”、“为救日本穷民”的旗帜，拿着印有“国内各地太平”的灯笼，袭击、捣毁横滨商人的米店和高利贷专的住宅。在秩父大宫，农民捣毁官衙和监狱，释放囚犯，烧掉土地清册，砸毁枪支，把大炮扔到井里，并冲进当铺当场发还抵押品，销毁当票。几天之间起义席卷武藏、上野两藩，有10万多人参加了这次起义。
同时奥州的信夫、伊达两郡（今福岛市附近）也爆发了“改革世道”的起义。据统计，公元1866年爆发农民起义106起，市民暴动35起“，是整个德川时代爆发起义次数最多的一年。起义地区北起奥羽，南至九州，遍及全国。
从公元1867年8月底起，全国各地爆发了“可好啦？！”的群众云动。运动首先从名古屋开始。当时名古屋地方发生了伊势神宫天降神符的传说，市民把它看成是一种“变天”的瑞兆。人们穿上华丽衣服，女扮男装，男扮女装，吹笛打鼓弹三弦，成群结队地反复唱着“可好啦？！”“可好啦？！”的歌，狂舞街头。接着，这个运动席卷京都、大坂、江户、横滨等地。幕府各藩严加禁压无效。群众闻进地主富商宅院，迫使其摆出酒席；有的捣毁他们的家财衣物或把它散发给过路居民。群众把这种不愁衣食的日子称作“神代”。这个运动虽然带有宗教迷信色彩，但具有市民暴动的因素。狂舞时的打扮与活动是无视幕府统治，反映群众要求社会变革的愿望。
农民起义和市民暴动不仅震撼了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其锋芒还指向西洋人。公元1866年9月，江户市内的贫民高喊：“我们这样贫困，就是因为洋人到来物价上涨。”他们还袭击了正在散步的美国公使。＇注4＇公元1867年11月，江户郊外德丸原的农民起义，不仅反对幕府征用民地开辟练兵场，而且袭击了与幕府勾结、横行霸道的法国军事教官。
公元1867年的农民起义和市民暴动，次数虽比上年有所减少，但群众反对幕府的改革、要求变革现实的思想的成长及近代民主精神的萌芽，都是前所未有的。
二、第二次征长的失败
幕府为消灭倒幕势力；不顾财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