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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萨长同盟
萨长两藩为争夺全国政局的领导，曾存在尖锐矛盾。后来形势改变，两藩处境和认识渐趋一致，因而采取了相似的内外政策，关系逐步接近。在第一次征长战争时，担任幕军征长参谋的西乡隆盛，对幕府持异议，力主撤回征长军，从轻处理长州藩，迈开了萨长接近的第一步。1865年1月，萨长为对抗幕府独占外贸，恢复了中断的两藩贸易，联合对抗幕府。在加强萨长合作方面，发挥重大作用的是土佐藩的倒幕派绊本龙马＇注61＇和中冈慎太郎＇注62＇。经两人斡旋，1866年1月，长州的木户孝允和萨摩的西乡隆盛、小松带刀，在京都达成缔结萨长军事同盟条约6条。密约规定在幕府第二次征讨长州时，萨藩要协助长藩，并共同举兵反幕＇注63＇。
这时全国各地农民为反对再次征长纷纷起义，各大城市捣毁运动高涨。7月萨摩藩主岛津忠义用父亲久光名义，向关白递呈长文意见书，要求处长州藩以宽典，迅息兵端，以缓争乱纷崩之局。还提出秉“公议正论”，“变革政体”，加强军备，以成“中兴大业”等意见。＇注64＇自此，萨长联系依靠坂本龙马“社中”的活动，从萨摩购运武器接济长藩，又从长州购运粮食接济萨藩，两藩所需武器都由英方提供。11月，木户孝允和萨摩的五代友厚，又经坂本斡旋，在下关签定《商社会谈议定书》，建立了萨长经济同盟＇注65＇。田中彰指出，萨长两藩以萨摩、长崎、下关为中心（可扩大到大坂）的西南日本贸易圈，有切断幕府支配的国内商业网，形成全国性市场的企图。＇注66＇倒幕派在政治军事联合的基础上，又增强了经济的结合，由此形成了以萨长同盟为核心的举国讨幕的局面。
六、日本何以没有沦为殖民地
在19世纪中，东方的后进国家都相继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保护国，唯碑日本不象印度、中国那样变成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这在国内外学者中有过大量的研究和争论。笔者认为，这一问题必须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分析。
第一，19世纪50至60年代，欧美列强正处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它们对外侵略的主要目的是把世界变成一个资本主义自由市场，除沙俄和普鲁士仍热中于领土的掠夺外，一般还没有发展到垄断和分割世界的地步。英国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印度和中国，对日本市场不很注意；法国殖民势力集中在东南亚，美国处在南北战争时期，没有横渡太平洋开辟远东殖民地的能力，这就给日本以亚州唯一能获得独立并发展资本主义的机会。
第二，在欧美列强侵略东方的过程中，一开始就激起亚洲各国人民的不屈抵抗，其中继鸦片战争于公元1851年开始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历时达15年之久；公元1856至公元1857年伊朗的反英暴动；公元1857年印度士兵的反英起义。所有这些民族解放运动，客观上都掩护日本的作用。当时英国驻日公使阿礼国承认：“亚洲任何民族，至今还没有一次不进行顽强反抗而屈服于欧洲人的。他们甚至在感到完全投有取胜希望之后，仍能顽强地继续下去……只不过是改变了斗争的形式而已。”所以他说，如果西洋各国以军事压力战胜日本，也无法使之屈从，而且“在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关系下，日本人和欧洲人的任何融洽也是不可能的”＇注67＇。这种侵略者的自供，清楚地表明了欧美列强领略东方各国人民坚决抵抗和沉重打击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公元1862年日本长州藩倒幕派首领久坂玄瑞也提出“由于中国‘长发贼’（对太平军的贬称）势盛，所以英法不敢訾议向日本用武，万一‘长发贼’向英法屈服，英法一定会入寇我国”的看法＇注68＇，可见，亚洲人民的革命斗争在日本被殖民地化的危机中起了巨大的遏止作用。
第三，幕末日本的民族市场基本形成，资本主义发展有了一定的基础。当时印度早成为英国殖民地，仅有的民族资本被扼杀，整个达卡成为印度纺织工人的尸骨堆；中国在列强勾结清政府共同压榨下，买办资本和地主经济统治了全国，资本主义萌芽不能有丝毫发展。中、印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在强大的国内外敌人联合镇压下分散无力。日本则以豪农豪商和下级武士为核心的资产阶级化的新兴力量已经初步登上政治舞台，国内民族统一，列强无法分化。
第四，日本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坚定性和持续性。早在公元1861年沙俄企图占领对马岛时，当地藩主逃避，人民却奋起抗击，长州藩武士也赶来应援。青年松村安五郎组织岛民舅战，迫使俄军退出。公元1863年5月长州藩炮击下关外船，虽属于排外性的行动，但6月炮台为列强舰队击毁，长州藩被迫起用藩士高杉晋作，改革派掌了兵权，立刻建立民兵——“奇兵队”，步卒、农民、工商业者纷纷参加。高杉改革封建身分制的旧藩军，陆续编成猎夫、力士、僧侣、屠勇（贱民）等组成的民兵队；藩厅只得允许人民自由武装。公元1864年8月，四国联合舰队发动对长州藩的下关战争，全藩不分男女老小，一律上阵奋战，一向宗妇女齐集寺院为前线赶造枪弹。＇注69＇在幕末列强虎视耽耽的日子里，还出现过农民捉拿法国军事教官，对打击幕府出卖民族利益也具有深刻意义。此外，倒幕派一些领导人物多数有爱国思想，如西乡隆盛拒绝英国公使援助，认为借助外国势力解决内政问题是不光彩的。＇注70＇第四节 倒幕运动
一、8月18日政变与下关战争
尊攘派由于萨、长两藩实行攘夷，声势大振。长州藩策动各藩志士浪人联系皇室公卿，迫使朝廷亲征外夷，压制反对者。于是朝廷于公元1863年8月13日宣布孝明天皇将到奈良参拜神武天皇陵召开军事会议后祈祷攘夷。但孝明天皇仍倾向公武合体派。他表示：“权力下移，终至颠覆治国之基，联深忧之。”＇注37＇公元1863年8月，他和上层公卿串通幕府和萨摩、会津的藩士，发动了“8月18日政变”＇注28＇，尊攘派毫无准备，措手不及。长州藩的久扳玄瑞、桂小五郎（木户孝允）和土佐藩的土方允元等，偕同三条实美等开明派公卿7人逃出京都，退往长州。尊攘派势力被清除出京都。＇注39＇
各藩尊攘派武士豪农纷纷起义＇注40＇，但因没有取得广大民众支持，被幕府镇压。公元1863年12月，天皇任命公武合体派大名一桥庆喜、松平庆永、松平容保、山内容堂、伊达忠诚、岛津久光为参预，组成参预会议，共议国策，公武合体派控制了中央政局。＇注41＇政变后，各藩的尊攘运动也遭挫折。土佐藩士武市瑞山等被前藩主山内容堂逮捕入狱，并在公元1863年5月令其切腹（见上节）。土佐勤王党的其他人员坂本龙马和中冈慎太郎被迫逃离本藩。长州藩保守派卷土重来，控制了藩政，公元1863年底，下令限制“诸队”人数，禁止农兵队训练。聚集在长州的藩内外尊攘派急于扭转颓势，公元1864年6月，久留米神官出身的真木和泉及久坂玄瑞不顾高杉晋作等人反对，带兵前往京都。同年7月19日进攻宫廷，在右蛤御门（皇宫西门）被松平容保（幕府京都守护）指挥的会津、萨摩两藩兵击败，真木及久坂自杀（“禁卫门之变”）。至此，尊攘运动事实上已经终结，中央和各藩的政局表面上都受公武合体派控制。
由于“禁门之变；，长州藩和尊控派被视为叛逆。公元1864年7月，天皇下令由幕府征伐长州藩。幕府纠集中国、四国、九州的35藩兵力，准备粉碎反幕势力的基地。英国殖民主义者决定利用这一机会对公元1863年5月长州炮击外船的行动实行报复，克服尊攘派阻挠对日贸易的难局，并夺取新的权益。英国于公元1864年8月5日联合美、法、荷舰队，以战舰17艘、炮288门、兵5000余，大举进攻关门海峡。奇兵队和人民英勇抗战，但藩政府丧失斗志，四国舰队仅3天就功陷下关（“下关战争”）。8月13日长州藩被迫接受和议：1、优待并供应通航海峡的外国船只；2、不准修复和新建海峡炮台；3、赔尝联军战费和未烧下关市区的代价300万美元，但应由发出攘夷命令的幕府负担。＇注42＇下关战争的结果，迫使日本对外政策从攘夷转向开国。
下关战争后，围绕对幕府征讨长州藩应持方针的问题，长州藩保守派上级武士与尊攘派的斗争激化，保守派主张向朝廷、幕府“恭顺谢罪”，而凭借“奇兵队”等“诸队”（新军）力量的高杉晋作、井上馨、伊藤博文等则力主“武备恭顺”，即表面顺从幕府，如幕府想处罚长州藩，则准备抗战。＇注43＇同年9月末的藩政会议上，“武备恭顺”主张渐占上风。但这时幕府和长州藩保守派势力抬头，保守派见势不妙，便诉诸恐怖行动，以刺客袭击井上馨，负重伤后监禁了他。高杉晋作与伊藤博文被迫逃往筑前。当11月幕府征长军逼近长州时，藩政府命令“禁门之变”的责任者3名家老自杀。藩主毛利敬亲请求宽大处分，幕府命毛利父子：1．呈交亲笔谢罪状；2．破毁山口城堡；3．将三条实美等公卿送交筑前藩。毛利敬亲都接受了。其他各藩尊攘派在反动势力下都被镇压，或死或逃，幕府第一次征长战争便告结束。二、长州藩转向倒幕开国
“8月18日政变”和以后一系列事件证实了久坂玄瑞在1862年的预言——“诸侯不足恃，公家不足侍”＇注44＇，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