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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明6至7年（公元1786年—公元1787年），由于商人乘天灾饥荒，抬高米价，城市贫民起义、暴动、几遍全日本，其中以江户市民暴动的规模最大。暴动从1787年5月18日开始，由5000多人组成的起义队伍分成24组，捣毁本所、深川两区附近的所有粮店、仓库和富人住宅。20日暴动扩大到赤坂、四谷、青山等区。21日更波及到芝、高轮、日本桥、浅草一带。22日遍及全市，捣毁粮店980家以上，酒店、典当业达8000家，整整4天，幕府统治完全瘫痪。当时人认为，这次暴动甚于享保18年百倍（《梦语》），实“江户建城以来未曾有
之事变。
田沼政权在城乡起义暴动打击下，陷于四面楚歌，统治阶级群起攻击。天明6年（公元1786年）8月田沼被免职。10个月后，保守派代表人物奥州白河藩主松平定欣＇注35＇出任老中，1788年升为家齐的宰臣，担当幕政。
五、强化封建小农经济与压抑商品经济
松平定信出任老中时的情况是：农村阶级分化加剧，破产农民不断流入城市；特权高利贷商人财势日益增长，市民生活贫困；武士债台高筑，幕藩财政更加拮据。在城乡人民暴动压力下，幕府被迫拿出20万两，高价买米配售市民，但仍无济于事，连旗本俸米都不断拖欠。定信为解救危机，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史称“宽政改革”。
宽政改革的重点是稳定封建的小农经济。由于田沼时代农村阶级分化剧烈，农业人口减少，贡租收入难以保证，定信采取了如下的农村政策：1．强制外出农民还乡。1788年12月后陆续对农民外流较多的东北及关东地方发布禁止农民外出作工令。规定外出作工者，须经领主许可，期限一年，到期必须归农。对还乡者，发给旅费及农具资金。2．禁止堕胎、溺婴，发给抚育幼儿费（但宽政后，农村人口仍少增加，所以德川时代日本人口始终末超出2500万至43000万）3．设立“入足寄场”即劳动收容所于江户石川岛（公元1790年2月）。收容捕来的所谓“浮浪之徒”，包括流入城市的农民、城市贫民或刑满无家可归者，强制劳动，学习技艺3至6年后，使就业或归农。这一制度也具有维持社会治安的作用。4．设立义仓。在各地把军用米作为种子和调节米价用，贮入社仓，也用以备荒，称为“围米（常平仓）制”。5。限制种植经济作物。为保证领主贡租收入，除米、油菜籽及棉花外，一律禁种。
在稳定农村经济的基础上，公元1770年起，便加紧征收贡租。当时定信指示地方官吏：“税重不会给农民造成困难，宽延则使村纪松弛，实衰微之根源。”继而命令对已实施定免法（定租制）地方贡租较轻者，改为检见法（勘查制）。经勘查增租后，再按新增标准定租。这种横征暴敛，激起农民的激烈斗争。
对于城市经济，定信采取了与田沼扶植特权商人、发展并垄断工商业等方针完全相反的政策。他压抑商品经济，企图倒退到自然经济。首先撤销田沼时代为实行专卖制而设立的人参座、铁座、黄铜座及批发行对油菜籽、棉子油的垄断，撤销大坂原棉定期交易所（棉花投机机构），排除商业尚利贷资本势力，由幕府直接统制商品流通。为解决幕藩财政困难，定信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厉行节约。1987年8月发布3年俭约。1789年3月又发布禁奢令，规定细则，严禁武士、人民服饰华美及制作买卖奢侈品。同年5月又发布5年俭约令，半减幕府支出，府内费用也削减三分之一。＇注36＇2．废弃债务。为救济武士，公元1789年9月发布《弃捐令》，强迫“札差”商人高利贷放弃6年前的债权，减轻5年以内的债息，分期偿还。＇37＇但这完全不能解决武士的根本问题。3、物价、货币的调节。为制止涨价，公元1789年发布降价令，并加强10帮批发商公会。又为稳定货币行情，停止铸钱，收买铜钱，禁向江户运输钱币，但收效不大。为贯彻这些措施，布置密探，实行特务政治。4．最后是肃正纲纪，要求官吏廉洁务实，反对贿赂和贪污挪用女款。
六、禁止异学与坚持锁国
在思想文化上，幕府任柴野粟山、冈田寒泉、古贺精里等史称“宽政三博士”及尾藤二洲为儒官，定朱子学为正学，贬其他学派为“异学”，禁止在幕府的昌平坂学问所讲授异学，言论出版受到严重限制。镇压反对朱子学及批判幕府者。天明8年（公元1788年），朋诚堂喜三二，因写《文武两道万石筛》讽刺改革，受到“谨慎”＇注38＇处分。宽政元年（公元1789年），恋川春町因绘图小说《鹦鹉学吞文武两道》受罚病死（一说自杀）。宽政2年（公元1790年）公布出版管理法，规定凡出版新书，必须由“奉行所”（市政府）批准。宽政3年（公元1791年）民间小说家山东京传被诬为违反“洒落本”（花柳文学）禁令预受处分。宽政4年（公元1792年），洋学者林子平＇注39＇因著《三国通览图说》、《海国兵谈》，提出海防的紧要，却被指责为“谈论外夷无稽之谈，动摇人心”、以“处士横议”罪被处禁闭。这种封建专制的思想文化统制，就是江户史上所谓“宽政异学之禁”。
松平定信对外厉行锁国，就在林子平处刑后4个月，俄帝遣使腊克斯曼（Adam Laxman，公元1766年—公元1796年），借送还日本漂流民大黑屋幸太夫（公元1751年—公元1828年）为名，到北海道根室要求通商，定信令他回国。次年即命诸侯加强沿海警备。定信断言：“国家长久之基，在无外船出入。”对长崎贸易，认为“运来无用之玩具，换走有用之铜，非成长远之计”，企图将贸易减半，并令外贸港口长崎的市民归农。
七、宽政改革的成果
宽政改革不是在风平浪静中进行的。以农民为主力的广大人民不断掀起反抗，统治阶级内部也出现了反对派。上层权贵们不满定信的节约禁奢政策，以将军家齐生父一桥治济为首的一派和定信发生对立。正在这时，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开始逼近日本，国内矛盾和外部侵略使统治阶级日感危机的来临；宽政5年（公元1793年）7月，松平定信被解除老中职，宽政改革前后7年告终。
宽政复古主义的各项改革政策没有解决幕藩体制的根本矛盾，只是凭借幕府专制权力作的表面修改。作为改革最重要的经济政策，完全无视现实，遭到各方面强烈抵抗，没有取得成效。无论是对物价的统制，改铸货币，对“札差”的“弃捐令”，都不是用一纸法令所能解决的。因为经过田沼时代成长起来的商业高利贷资本势力，已经不是强制所能处理的了。不过，宽政改革在整理财政上多少取得一些成就，暂时解决了幕府长期的财政赤字问题。因此，使幕府寿命又得以延长30年。
第三节 资本主义因素与生产关系的变化
一、全国市场的出现
德川中期以后，商品经济显著发展，以大坂、江户、京都为中心，形成了全国商品经济网。如松前的海产品运往九州出售，萨摩的红糖被贩运到奥羽（本州东北地方）。但在18世纪以前，这些还主要是在消费生活方面。到19世纪初，由于城乡分工扩大，各地区商品生产已发展到流通领域的相互结合。例如，秋田藩的棉纺业，原棉由大阪沿西行航路运来，在秋田纺纱织布，然后运往藩外出售。这种生产活动，冲破了各藩的闭锁性，创造了定向全国市场的条件，并在这一基础上展开了对外贸易。田沼意次时，幕府就企图垄断向清朝出口海产品的事业。在北海道同俄国进行官方贸易，民间商人则与俄船勾结走私。淡路的海运业者，高田屋嘉兵卫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开辟了北海道的渔场，还把本州产品走私到北海道。稍后，加贺的钱屋五兵卫也借北方海上走私致富。九州南部也有从海上同中国进行走私贸易的。
商品经济发展的另一个表现是，畿内农村不仅商业性农业，而且农村加工业也发展起来。过去农村只把原料作为商品来生产，现在接受大钣及各乡镇的加工定货了。
农村手工业最初是作为农家的副业开始的。也就是由于农村被卷入商品经济中，农村的阶级分化在进行，土地被兼并的佃农只靠耕种不足维生，他们事实上已成为失去生产资料的劳动者。少数小生产者在市场竞争中发财，雇用工人成为资本家。地主富农除向佃户收地租外，还放高利贷或开设酿酒、酱油等作坊，雇用贫困的小生产者，经营商品生产。商人通过“问屋”（批发商）包买农村手工业产品进行贩卖。他们预付定金，到期收购。有的贷给农民原料，使农民加工，然后以微薄的加工费（一般给实物）收买农民的成品再进一步，则除原料之外还预借生产工具。例如棉织业，由商入供给棉纱、织机等，生产者只出卖劳动力，加工费也改用货币支付的工资形式。这种批发商对农村家庭手工业的控制，称为“前贷制”的包买制度。这一新的经营方式，也就是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初形态。
随着全国各地商品经济的发展，各地区形成了与大坂中心市场相对的独立市场，如18世纪后半期至19世纪初江户经济区形成。于是大板作为全国中心市场的地位下降。地区市场的形成还表现在18世纪中叶各藩的领国市场的独立。因米价便宜日用品贵而财政陷于困境的各藩，努力开发可能获得金银正货的各种商品。这些商品不经大坂商人之手在各领国间流通。地区市场的出现，杨志着日本民族市场在逐步形成。
二、手工业工场的出现
从行庄制家庭工业进一步发展，资本家在作坊里安装许多织机，生产者集合到作坊里工作。例如棉丝纺织业中，资本家招雇“机祝织下女”用分工合作方法集体作业。19世纪初，以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