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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暴政
的一个例子。
第四节 农民的斗争与武士阶层的形成
一、农民的斗争
从9世纪后半期起，农民纷纷组织起来，以直接向朝廷控诉（“直诉”）的形式同国司进行斗争，上述公元988年尾张国八个郡郡司、农民的“直诉”就是一个典型。从10世纪末到11世纪40年代，尾张、淡路、大和、因幡、加贺、丹波、但马、近江、赞歧、和泉等国的农民接踵上京，在距天皇宫殿最近的阳明门前集会直诉。被神社和寺院所统治的豪族和农民也展开了同样的斗争，如伊势神宫的“神人”＇注26＇、九州宇佐八幡宫的“神人”、兴福寺和延历寺的“大庄”＇注27＇等也纷纷来京直诉国司。农民的斗争不仅以直诉为限，在地方，农民或是在武装起来的豪族率领下进攻国府，或是变成统怕阶级所诬蔑的“强盗”、“路劫”、“山贼”、“海贼”。一些地方豪族利用农民同国司斗争是为了抗拒国司对私有地的干涉，拒纳租税相同国司争夺劳力。天安元年（公元857年），对马国的郡司率“党类”300人袭击了国府。贞观3年（公元861年）武藏国出现了“凶猾结党，群盗满山”的形势。元庆8年（公元884年），石见国的两名郡司抗议国司恶政，同270名农民袭击国府，打死国司。以物部氏水为首的“东国强盗”袭击国郡官仓，截获运往京都的贡物、驮马、运船，从公元889年起活动10余年之久。几年后，“坂东群盗”也开始行动，踏遍信浓、上野、甲斐、武藏各地。在京畿地区，有一些武装的破产农民、流浪人不时闻进京都，袭击、火烧皇宫、摄关家和留京国司的邱宅。据统计，从公元960年至公元1167年的200年间，皇宫被烧33次，平均每隔6年就发生一次。＇注28＇直至公元11世纪30年代；各地方仍然是“国内骚动，众人相互敌视，每日皆斗”＇注29＇的形势。
二、武士与武士团的产生
农民反对藤原政权的斗争中，新兴武士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从9世纪中期起，强大的庄官（往往是在乡领主）逐渐组织起以自己的一族为骨干的私人武装力量，借以镇压庄民，反抗国司，保卫庄园和扩大庄园。所谓武士和武士团，就是以在乡领主为核心组建的武装组织。随着军团制的崩溃和健儿制的采用，这种武装组
织日益成为一种制度化了的、公认的军事力量。
武士＇注30＇和武士团也出现在国有地即“公地”、“国衙领地”。这时残余的国有地实际上日益变成中央政府作为“本家”，身在京都的遥任国司作为“领家”，国衙官吏作为庄官而层层掠夺名主的一种庄园。这种国衙官吏和庄园庄官一样，也已走向在乡领主和武士化的道路。还有，在藤原氏垄断政权的情况下，许多被排挤的中下层贵族来到地方当国司，其中有一些同地方豪族联姻，任期满后也不回京而定居下来，蓄养武士，在地方发展势力。这一类贵族中有一些是属于出身皇族而被赐与新姓降为臣籍的人。
武士团是按照宗族结合、主从结合这两种关系组织起来的。在乡领主往往都有一门庞大的宗族。在某一门中，在乡领主本身是“本家”，此外都是“分家”。“本家”就是族长，当时称为“（物心）领”（总领）。“分家”称为“庶子”。“分家”奉“本家”为首领，听从其命令。一旦有事，该一门便团结起来战斗，“（物心）领”任指挥。在平时，祭祀祖先和祭祀一门的神祗也是（物心）领的权利与义务。当时武士团的这种结合极其牢固。主人同从者结成主从关系，乃是主人从其宗族子弟和非宗族子弟中挑选出有能力的人作“从者”，给与从者土地并予以庇护。出—身宗族子弟的“从者”称“家子”，出身非宗族子弟的“从
者称为“郎党”或“郎从”。“从者”在战时和平时须尽军事和其他义务，绝对效忠主人。主从关系是武士团的重要支柱。大约10世纪以来，武士团已经出现在各地，几个小武士团合并成大武士团，小武士团头领变成强大“主君”的“郎从”。武士团的武力开始得到官方的承认，国司常任用武士团的首领为“押领使”和“追捕使”，委以军事、警察之权，维持地方封建秩序。有的武士被召到京都，或警卫皇宫（“泷口武士”），或充当中央贵族和寺社的“侍者”（卫士）。这时武士的活动基本上还仅限于地方。
武士团迅速成长，其中成长最快、最强的要算桓武平氏和清和源氏的武士团了。平氏是桓武天皇的子孙，689年高望王被赐与平氏之姓，充任上总（今千叶县南部）“介”（国司二等官），赴任后定居于此。此后他的子孙便在关东上总、下总、常陆各国（今干叶、茨城等县）作为武士扩充了实力。清和源氏是清和天皇的子孙。经基王 被赐与源姓降为臣下，公元10世纪30年代任武藏介。其子源满仲（公元913年—公元997年）公元10世纪中期任摄津守，定居于此。经多年经营，子孙便在近路的摄津、河内等地发展了势力。
三、武士团的叛变与源、平两氏的倔起
公元10世纪30年代几乎同时发生了两大叛乱事件——“平将门之乱”与“藤原纯友之乱”。前者发生在承平5年（公元935年），后者发生于天庆2年（公元939年），故史称“承平、天庆之乱”。平将门（？一公元940年）属于桓武平氏一族，定居下总地方，公元935年同族发生内订，朝廷进行干预。为此他纠集反抗国衙的关东武士驱走关东北部地方官，公元939年宣布关东八国独立，在下总猿岛筑起宫殿，自称新皇。惊慌的朝廷于公元940年派军征讨，但征讨军末到，叛乱已被平氏同族平贞盛和下野押领使藤原秀乡平息，这两人都是地方武士。藤原纯友（？一公元941年）是伊豫国（今四国爱援县）的“椽”（三等官），承平5年（公元935年）率干余只船发动叛乱，袭击淡路、赞歧两国国府，迈进九州大宰府。公元941年被源经基平息。“承平、天庆之乱”说明，朝廷已无力镇压叛乱，必须借助地方武士的力量了。从这时起，地方武士的实力也开始得到中央的承认。
此后，又发生了开始于房总而又迅速扩展到上总、武藏地方的“平忠常之乱”（公元1028年—公元1031年）。朝廷在派出的将领表现无能之后，又改派了清和源氏一族的源赖信（公元968年—公元1048年），迅速解决了问题，据说源赖信之名使平忠常丧胆，不战而降。从此，平氏势力在关东便被源氏取代。二三十年之后，东北地方相继发生安倍、清源两氏的叛乱——“前九年之役”（公元1051年—公元1062年），实际是12年。与“后三年之役”（公元1085年—公元1087年）。由于朝廷先后起用了源赖信之子源赖义（公元998年—
公元1075年）及其孙源义家（公元1039年—公元1106年），两次叛乱才得以平定。源氏势力从关东地方又扩展到东北地方。在这期间，源氏同关东武士“生死与共”、“团结如一”地进行了战斗，结下牢固的封建主从关系。源义家威名大振，越来越多的关东地方在乡领主、名主象从前对待藤原氏摄关家那样，向源氏寄进土地，请求保护，朝廷对此感到恐惧，以至发令禁止。原来仅仅由出身畿内地方的名主武士组成的源氏武士团，如今已经成长为以源义家那样“武士栋梁”为核心的、在广阔地区拥有势力的强大的武士团了。公卿贵族面对现实虽然不得不承认源氏的武力，但对源氏武士团首领仍以身份卑微而加以歧视，封闭其进入中央政界之门。源氏势力至源义家时达到顶点，此后便走向下坡。桓武平氏虽由于平忠常之乱而失掉关东地盘，但从在平定平将门之乱中获有战功的平贞盛之子乎维衡时起，把根据地转移到近畿地方之一隅伊贺、伊势（均三重县）之地，被称为“伊势平氏”，而自维衡的曾孙平正盛、正盛之子忠盛（公元1096年—公元1153年）时起，开始与院政政权结合，进入中央政界。
第五节 院政与平氏政权
一、院 政
如上所述，藤原氏摄关家的腐朽统治遭到人民强烈的反抗，同时也加深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对立。170余年以来第一次不以藤原氏历为外戚的后三条天皇（公元1068年—公元1072年在位），已不满足于充当贵族摄关政治装饰品的地位，力图摆脱藤原氏的掣肘。他反击藤原氏的计划，与那些在藤原氏统治下被封闭了仕途、不能发展的庄园中下级贵族们的意图不谋而合。后三条天皇就和那些反藤原氏势力共同策划整顿庄园，以摄关家所拥有的庄园为整顿的主要对象。延久元年（公元1069年）2月22日提出《延久庄园整顿令》，规定宽德2年
（公元1045年）后建立的庄园一律废除；在此以前建立的庄园如果妨碍国务或立庄证据不足也要废除。10月设“记录庄园券契所”（简称“记录所”），责成大江匡房（公元1041年—公元1111年）主持所务。这项大规模的庄园 整顿工作虽然受到藤原摄关家的严重干扰，还是收到一定效果。＇注31＇后三条天皇还进行了其他经济政治改革，如为了统一计量单位作成“宣旨研升”，禁止国司重任等。天皇在位4年就让位给白河天皇，不久死去。
白河天皇（公元1073年—公元1086年在位）为了夺取摄关家的权柄，摆脱藤原氏势力的控制，扶植新兴势力——武士集团，在位14年后，于永保3年（公元1086年）让位给掘河天皇，以上皇（太上皇）资格在院中听政。
此即院政之始。院政不为旧的烦杂仪式所束缚，按上皇意志行事。行使院政的最高机关是“院厅”，起用身份较低而有能力的人作“别当”、“年预”、“判官代”、“主典代”等院司（职员），执行政务；并且利用经过长期斗争已经上升为一种政治势力的武士团作为院政的武力支柱。白河院利用了先失势于关东而后又复兴于伊势的乎氏武士团，把招拔来的武士安置在该院御所（宫殿）朝北地方，以资保卫，称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