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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仓，贵族的田庄以及部民，把全国的土地和人民收归国有，变成“公地、公民”。在此基础上实行了班田收授法与租庸调制。《改新之诏》写道：“初造户籍、计帐、班田收授之法。”诏书没有记载班田法的具体内容。据《大宝律令》和《养老律令》的田令推测，政府每隔6年，班给6岁以上的男子口分田2段＇注11＇，女子为男子的三分之二，奴婢为公民的三分之一。＇注12＇受田人死后，口分田归公。班田农民担负租庸调。租，即实物地租，受田每段交纳租稻2束2把。庸，是力役及其代纳物，凡50户充仕丁＇注13＇1人，50户负担仕丁1人之粮，1户交纳庸布1丈2尺，庸米5斗。郡少领（郡的行政官）以上之家进贡采女＇注14＇1人（包括从丁1人，从女1人），100户承担采女1人之粮，1户交纳庸布1丈2尺，庸米5斗。调，是征收的地方特产，分为田调、户调、付调。田调按土地面积征收。《诏书》规定：“田1町绢1丈，4町成正，长4丈广2尺半。细＇注15＇2丈，2町成正，长广同绢。布4丈，长广同绢统，1町成端＇注16＇。”换言之，田1町征收绢1丈、统2丈、布4丈。户调按户征收，其数量为“1户货布1丈2尺”。付调随乡土特产征收。
第二，建立中央集权制。新政权建立不久，在大（木规）树下召集群臣盟誓，“天覆地载，帝道唯一”，树立了中央集权的指导思想。大化5年（公元649年）下诏，令国博士高向玄理与僧曼“置八省百官”，建立中央机构。地方设国、郡、里，分别由国司、郡司、里长治理。这样，把原有氏姓贵族统辖的大小诸国，置于中央的直接控制之下。“八省 百官”制和国郡里制均受唐朝的三省六部制和州县制的影响。两者在形式上虽有差异，但其性质都是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大化3年（公元647年），制定7色13阶冠位＇注18＇。大化5年（公元649年），制定19阶冠位＇注19＇。对于大夫以上的贵族赐予食封，以下的给予布帛，作为俸禄。
四、改新后的社会性质
大化改新后的社会性质，中日史学界主张不一。日本学者大都认为改新后的律令社会是奴隶社会的继续。具有代表性的论据是，大化改新后阶级关系没有发生变化，公民的沉重徭役负担，其性质与部民的负担并无不同。＇注20＇中国学者吴廷理早在50年代，分析班田收授法与租庸调的性质之后指出，改新后建立起来的土地制度“只能是封建的土地国家所有制”。＇注21＇据此主张改新后的社会性质应是封建社会。
日本的班田收授法与租庸调制是参照隋唐均田制和租庸调制而制定的。班田收授法与租庸调制同中国的均田制与租庸调性质基本一致。都是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下的土地分配制度和租税制度。对于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下的地租形式和阶级关系，马克思作过精辟的论述：“如果不是私有土地的所有者，而象在亚洲那样，国家既作为土地所有者，同时又作为主权者而同直接生产者相对立，那末，地租和赋税就会合为一体，或者不如说，不会再有什么同这个地租形式不同的赋税。在这种情况下，依附关系在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除了所有臣民对这个国家都有的臣属关系以外，不需要更严酷的形式。在这里，国家就是最高的地主。在这里，主权就是在全国范围内集中的土地所有权。”＇注22＇改新后国家对农民的关系是土地所有者对农民的剥削关系”。＇注23＇国家占有生产资料——土地，班给公民以口分田，以租庸调的形式向公民征收国税和课以徭役，而公民紧缚在口分田上，以臣属关系依附于国家。这种生产者对土地所有者的依附关系是封建生产关系的重要特征，是有别于奴隶制的关键所在。马克思说，封建经济“和奴隶经济或种植园经济的区别在于，奴隶要用别人的生产条件来劳动，并且不是独立的。所以这里必须有人身的依附关系，必须有不管什么程度的人身不自由和人身作为土地的附属物对土地的依附，必须有真正的依附农制度”。＇注24＇国家土地所有制和在这种土地制度下“所有臣民”对君主专制国家的“臣属关系”，是在亚洲封建国家常见的。班田农民除
了有终身使用权的口分田外，有少量的个体经济，有对山林池沼的使用权，有固定的租税和徭役负担，交租后剩余的产品可以占为已有。所以他们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并非没有发生变化，而是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改新后奴婢仍然存在，其数量占当时人口的十分之一左右，大部分集中在畿内。他们在社会生产中已不起主导作用，当时社会生产者的主要担当者是班田农民。奴婢只起辅助作用，且多数从事非生产性的家庭杂务。
大化改新是在日本历史上发生的一次重大变革运动，日本由此进入封建社会。
第二节 “壬申之乱”与天武朝的政治革新
一、新旧势力的再次交锋
在大化改新过程中，革新派与守旧势力进行了长期的尖锐复杂的斗争。
公元645年9月，古人大兄皇子谋反。古人大兄是舒明天皇和苏我马子的女儿法提郎援所生的皇子，与苏我氏有很深的关系，虾夷、入鹿父子曾极力拥立他为天皇。入座被杀后，他以“勤修佛道，奉佑天皇”为名，出家到吉野，勾结苏我田口臣川掘、物部朴井连椎于、吉备笠臣垂、倭汉文直麻吕、朴市秦造田来津策划叛乱。据井上光贞考证，“苏我田口臣川掘是推古朝时住在大和国高市郡田口村的苏我氏一族（《新撰姓氏录》），物部朴井连椎于是朴井地区的物部氏一族，倭汉文直麻吕是和苏我氏有密切关系的东汉氏的一族。”＇注25＇可见这些人都是反革新的守旧势力的代表。由于吉备笠臣垂的自首，古人大兄皇子的阴谋暴露，中大兄立即派兵镇压。古人死。
大化5年（649），苏我日向诬告其异母兄右大臣苏我石川麻吕要谋害中大兄皇子，中大兄迫使石川麻吕自尽。石川麻吕是与入鹿有矛盾，被革新派争取过来的，但思想仍然守旧。大化4年（648）废止古冠时他和左大臣坚持戴古冠，以抵制新的官僚体制。中大兄胎日向告发的机会除掉了推行改革事业的障碍。
白维4年（653），中大兄奏请孝德天皇迁都飞鸟，以便控制守旧势力。天皇不许，中大兄不顾天皇的反对，率领皇族和群臣回到飞鸟。孝德天皇陷于孤立，第二年饮恨死去。
孝德天皇死后，中大兄之母前皇极天皇重登位，称齐明天皇（公元655年—公元661年在位）。她大兴土木，修建宫殿楼阁，给人民带来沉重的徭役负担，引起民怨。
公元658年，孝德天皇之子有间皇子阴谋叛乱。当年11月，齐明天皇和中大兄皇子去纪伊的牟娄温泉疗养，首都留守官守旧势力的代表人物苏我赤兄举出天皇的失政三条，即：大修仓库，积聚民财；穿凿水渠，耗费公粮；以舟运石，累积为丘。并以此为由鼓动有间皇子叛乱。有间皇子准备举兵，但苏我赤兄见事难成功，于是转而派人逮捕有间皇子，同时使人报告中大兄。中大兄将有间皇子绞死在藤白坂（今和歌山县海南市）。
二、出兵朝鲜
中大兄为了转移守旧势力的锋芒和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大举征伐北方少数民族并出兵朝鲜。政府于公元647（大化3年）、648年，在越后分别设淬足栅和盘舟栅，作为镇定虾夷族的根据地。齐明天皇4年（658），派阿倍比罗夫讨伐秋田、津轻地区的虾夷族。齐明天皇6年（660）再次派遣比罗夫征讨肃慎国”＇注26＇。
660年，百济受新罗和唐朝军队的进攻，王城陷落，国王被俘，濒临于灭亡。百济遗臣鬼室福信，向大和朝廷求援，中大兄借此机会出兵朝鲜。齐明天皇7年（公元661年），天皇和中大兄亲赴筑紫指挥。当年7月，齐明天皇死于筑紫朝仓宫。天智天皇元年（公元662年）5月，派阿云比逻夫出征。663年3月派遣23000名官兵攻打新罗。同年8月，日军与新罗、唐朝军队在白村江＇注27＇交战，道到惨败，百济灭亡。战后日本为防备新罗和唐军的进攻，于664年在对马、壹歧、筑紫设置防人和烽火台，在筑紫修建了水城。第二年（天智天皇4年）修
筑长门、筑紫的大野、椽城。两年后（667）又建了大和的高安城，赞歧的屋岛城，对马的金田城等。这次侵略朝鲜的战争加深了国内阶级矛盾，人民群众对沉重的战争负担不满，守旧势力趁机向革新派施加压力，中大兄在守旧势力的进攻面前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
公元664年宣布：“增换冠位阶名及氏上、民部、家部等事……其大氏之氏上赐大刀，小氏之氏上赐小刀，其伴造等之氏上赐干循弓矢，亦定其民部、家部＇注28＇。”＇注29＇在这里肯定了氏上，允许他们私有部民，从而部分恢复了部民制。
三、迁都近江
公元667年迁都近江（今滋贺县），“是时天下百姓不愿迁都，讽谏者众，童谣亦多，日日夜夜失火处多。”＇注30＇翌年，中大兄即位，称天智天皇（公元668年—公元671年在位）。同年，天皇命中臣镰足制定《近江令》22卷，是日本最早的一部成文法典，但早已失传。日本学者推测，它大体参考唐代《贞观令》编纂，成为日本以后《令》的基础。
繁重的劳役，使人民四处逃散。天智天皇9年（公元670年）政府为防 止人民逃亡，编制户籍，因制定于庚午年，故称“庚午年籍”。内外战争和大规模的土木工程，不仅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也给地方中小贵族增加了负担。恢复氏上制和部民制提高了大贵族的政治经济地位，但地方中小贵族并没有得到多大好处，所以他们对朝廷益加不满。
天智天皇同其弟大海人皇子之间的矛盾日渐加深。大海人皇于是在大化改新中锻炼成长起来的有胆略有才干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在革新中享有较高的威望。天智天皇即位时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