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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往事难忘第9节 做赫本的儿子
1964年9月5日，父母和我抵达罗马机场。
经常会有人问我，有这样一位著名的母亲是什么感受。我总是回答我真的不知道。在我眼中，她首先是一位母亲，然后是我最好的朋友。在这之后，我才想到她是一位演员。这一点直到母亲去世之后，我才意识到她是一位多么不同寻常的演员，她对于我们的影响有多深多广。这么多年来，那些喜爱母亲的影迷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推移而减少，很多人从孩提时代就开始看母亲主演的电影，时至今日每年仍然有很多人会在母亲的忌日自发地组织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我想这是对母亲多年来努力工作的最好认同。 虽然母亲是大明星，但我和卢卡都像普通孩子一样成长，我们并没有在“好莱坞”度过自己的童年，不只是说我们的住所，也是说我们的生活。母亲从来不在家里放自己的电影，对她来说电影的拍摄结束了，就是结束了。所以我们并不是成长于一个演艺家庭。我并没有在到处充斥着电影制作人的环境中长大，我也没有和他们的孩子一起上学或者玩耍。 我出生后的头几年是在瑞士度过的，在我们家附近的一个村庄学校读书，我的朋友都是农民或者学校老师的孩子。在我上学的路上有一家孤儿院，那儿的孩子也是我的朋友。我还记得有一年冬天，半夜里我被一个好朋友叫醒，他父亲饲养的奶牛要生小牛了，我们都很好奇想去观看。我们在冷风中狂奔，风打在我们的脸上，生痛生痛的，但是内心却是喜悦的，到现在我还能够想起那种感觉。我另一个好朋友就住在我们家边上，他家的花园和我家的花园紧挨在一起。我们把两家花园之间的栅栏挖出了一个缺口，那时候我经常在他的阁楼上玩耍，一玩就是好几个小时，他有一套老式的火车玩具，是他父亲制作的，这让我眼红了好久。 当我们搬到罗马居住之后，我开始在当地的法语学校读书，我的同学朋友也都是普通人家的孩子。母亲每天都会去学校接我。有时候会有一些摄影记者在学校门口，一开始他们叫我“明星的儿子”，不过当他们发现，个儿高高的我，足球踢得相当好时，对我的称谓和注意力又都改变了。我想我从来没有受到这种问题的困扰，我也从来没有思考过为什么狗仔队总是会出现在我家附近。和其他的孩子一样，我觉得我的母亲非常漂亮，如果他们愿意给她拍照，那就拍好了。母亲在我心目中一直非常美丽，不管是外表还是内心。 自从我开始读书之后母亲就不再接拍电影，因为我需要按时上课，不可能在她拍戏的时候去看她。当我弟弟卢卡开始读书的时候母亲也作了相同的选择，那时候我已经离开家去寄宿学校读书了。 “当时我必须做出生命中的一项重要决定。”母亲在1988年3月接受采访时说，“放弃电影或者放弃我的孩子。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容易做出的决定，因为我非常非常想念我的孩子。当我的大儿子读书的时候，我不能够再像往常拍戏时那样把他带在身边，对我来说这是非常苦恼的一件事，因此我决定暂时停止接拍电影，我愿意回到家中和孩子们在一起，这让我非常幸福。我可不是失落地坐在空空的房子里，一个人咬着指甲发呆，事实上和其他的母亲一样，我为我的两个儿子骄傲。” 当她带着我去买书或者买足球鞋时，我是多么地高兴啊。她真的是我最好的朋友，最重要的是，她让我体会到自己对她是多么的重要，这一点让我非常感动。
第三章 往事难忘第10节 出任亲善大使
1966年，在我们西班牙的家，在最后一次那里和父母过生日。
在出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亲善大使前，确切地说是在出访非洲几个饱受战争创伤的国家之前，母亲一直都为幼年失去父爱和第三次怀孕失败的悲痛阴影所困扰，无法自拔。 她曾经告诉我们，当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看到其他人依偎在父亲的怀抱中总会感到一种空虚的悲痛，她是多么希望父亲能够出现，这样她就可以和其他孩子一样享受到父爱的温暖。那时候她总是希望父亲还活着，在世界上的某个角落，某一天会突然出现在她的面前。作为一个孩子，她的这种愿望是出自本能的，母亲实在无法摆脱这种困扰。这也是为什么在她与我父亲、卢卡的父亲离婚之后，都与他们保持一定的联系，因为她想尽力让我和卢卡在尽可能完整的家庭关系中健康成长。 从她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开始，她就非常喜欢孩子。母亲曾经说：“我从小就喜欢小孩子，喜欢亲近他们，也许这是我与生俱来的。我曾经在农贸市场里试图把别人家的孩子抱出婴儿车，弄得我母亲非常尴尬。我生命中的梦想之一就是拥有自己的孩子，我现在拥有两个出色的儿子，这让我很幸福。人们不仅有被爱的需要，同时也有付出爱的冲动，这也是一种需要。” 在母亲的世界中，孕育新生命能够给她带来极大的乐趣，也是治疗她童年创伤的一剂良药。当她由于身体原因不能再孕育新生命时，帮助其他的孩子也能够让她感觉快乐。有一段时间，“捐助疲劳症”成为很多人道主义者的口头禅，他们往往只是拿出一些钱，而不愿意为那些孤儿考虑更多，母亲为此曾经多次在联合国的会议上大声疾呼。“捐助疲劳实际上就是同情疲劳，对于今天那些在发展中国家受苦的人来说毫无帮助。没有什么比一个母亲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死去却无可奈何更悲惨的事情了。”在那段日子里母亲心中都是那些遭受苦难的孩子，每次见面她对我们的关注往往只是最初的几秒，然后话题就转移到如何帮助那些孩子们。 据我所知；是罗伯特•；沃尔德斯向母亲介绍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宗旨和工作，在母亲生命中最后的12年中，沃尔德斯一直和她在一起。 1987年10月，母亲应她的表哥、前荷兰驻葡萄牙大使范乌弗尔德的邀请，和沃尔德斯一同前往澳门参加了一个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募捐的音乐会。母亲在音乐会开始前的庆典上作了演讲，她对孩子们发自肺腑的爱深深打动了当时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高级总裁詹姆斯•；格兰特，格兰特先生当即向母亲发出邀请，希望她能够担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亲善大使。母亲接受了这个邀请，从格兰特先生那里领取了象征性的一美元薪水。1988年4月，母亲开始了她作为亲善大使后的第一次访问，第一站就是非洲的埃塞俄比亚。
第四章 他们中的一员第11节 病痛
1967年在纽约
由于从小接受的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教育，母亲并不喜欢向人家抱怨自己的病痛，也不愿意让孩子们知道自己不舒服，因此我和卢卡对母亲的病都一无所知，不过罗伯特一直陪在母亲身边，他对此非常了解。他们曾经在瑞士请很多专家检查过，但是每一次的结果都不相同。1992年10月，母亲受邀将前往洛杉矶参加一个纪录片的拍摄。母亲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在美国接受一次彻底的检查。 当我在洛杉矶国际机场看到母亲的时候，她显得非常疲惫，神情也相当紧张。多少年来，母亲一直只乘坐经济舱，有一段时间，她和罗伯特会互相为对方购买商务舱机票作为礼物互赠，一起去旅游度假或者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工作。这次是她第一次乘坐头等舱，那还是因为身体的不适和罗伯特的强烈要求。 母亲认为，在一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在忍饥挨饿的年代乘坐头等舱简直就是一种犯罪。同样，母亲认为汽车也只是一种交通工具，只要安全、快捷就行了。因此我们家并不像很多明星家一样拥有诸如法拉利一类的豪华跑车，车库里只有沃尔沃和奥迪，母亲信赖它们。 母亲几乎不自己开车，这一点让我很奇怪，虽然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罗马，并不是每个女人都会开车，但是我还是忍不住问了她这个问题。在我记忆中，母亲刚刚拿到驾驶执照，我父亲就送给她一辆雷鸟跑车。但有一天母亲拍完戏后自己开车从摄影棚回家，一个女人开车从后面撞上了她，虽然很显然那个女人应该负全部责任，但是她却相当的蛮不讲理，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了母亲头上。 母亲回家之后将这件事告诉了父亲，父亲相当愤怒。然而事情并未就此平息。那个女人在得知母亲的身份之后决定起诉母亲，她的意图再明显不过了：通过与名人打官司让自己也变成名人。这件事以后，母亲决定卖掉那辆跑车。对车祸的恐惧、人性的卑劣导致的失望和愤怒，让母亲从此不再自己开车。后来再谈到这件事时，母亲说：一个好司机的性格中需要有一些具有侵略性的特质，但是她不具备，并且也从来没打算具备，所以她不能成为一个好司机，也就放弃了开车的想法。用现在人的眼光来看，母亲也许有些偏激，但是在那个年代的罗马或者巴黎，开车确实是这样的，一次出行就是一场小规模的战争。 1992年，母亲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工作进入了第五个年头，工作量增加了不少，日程表也安排得越来越紧凑。由于所有的机票都由基金会提供，而且去往的目的地大多是发展中国家，没有直达航班，所以母亲和罗伯特不得不在航程中多次转机。虽然罗伯特乐观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