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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身旁。这就是虽然医生并没有告诫不能到外面去，母亲也从不踏出家门一步的原因。狗仔队们试图通过篱笆，偷拍到母亲在花园散步的镜头。他们甚至租了架直升飞机，不时从我们房子上空掠过，试图拍摄到母亲。第一次，他们成功了，我们不得不退回到房子里面。这件事情激怒了母亲。她每天在花园里20分钟的散步是她的精神支柱：新鲜的空气、乡村的味道、牛铃声、树木在微风中摇晃、阳光透过树枝穿破下午的薄雾，都是她所喜爱的。 有一次，我陪她散步，她指着那些树木对我说哪几棵明年应该修剪。“这棵树未来几年应该长得不错，不过那些比较高大的杉树需要修剪一下，否则那些较长的树枝在冬天就承受不住雪的重量了。”这些树木都有上百年历史了，需要经常进行维护。以后的几个月里，我遵从她的建议，很努力地维护这些树木，这使我感到离她是那么的近，就好像她仍然生活在这个家中一样，这个家，对于她来说意味着许多。 晚饭后，我扶她上楼，谈起了康复的问题。我在最后两个月读了许多有关精神康复和生存意志的书籍。因此我也意识到，对于母亲来说，选择坚强地生存下去是多么困难的事情。命运能够击垮她吗？我怀疑这一点。也许不能。但是本来内心就有悲哀的她也许因为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工作时的所见所闻而愈发增加了内心的痛苦。50年前，她曾经目睹年轻人们，她的朋友因为反抗德国占领军而被拉到阿纳姆的街头执行死刑。50年后，她同样在目睹着这样的不公平和痛苦，这种不公平和痛苦就发生在这个曾经发誓不会让它们重演的世界上。 因此，我曾经要求她为了我们，为了我们的家庭好好生活。她说：“这很容易。只是我不知道如何把顶端和下层重新连接起来而已。”她的评论多么的有意义。顶端和下层的隔阂有多长？是不是她胃里的疾病正是她痛苦的内心与现实挣扎在身体上的反映？ 1月20日是个普通的日子。由于病情加重，她一直在沉睡。在最后两天，她每次只能清醒几分钟。在这天之前，麻醉师对她用了吗啡。我问为什么，医生回答说，以她目前的状况，不能确定先前使用的止痛药是否有用，因此必须保证她不痛苦。 我几乎是机械地问道：“有任何副作用吗？”他直视着我的眼睛说，这可能再次缩短她的生命24小时左右。 我走进她的房间。我们都知道，母亲就要离开我们了。周围一切都是安静的。一束温和的金黄色的阳光照进来。我低头看着她。她是那么平静安详，以致我忘记了她是个病人。 我整夜都守着她。半夜时分，她醒了过来，躺在床上，看着远处。我问她想要什么和感觉如何，有没有什么想说的。我问她想念外婆吗？她没有回答。一会儿，我问她有没有什么遗憾的。她说：“没有，我没有遗憾，……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儿童在经受痛苦。” 这是她再次睡去前，说的最后的话。 看上去，她又在沉睡。可是，我感觉到了什么。突然间有了这种感觉。我知道在那个时刻我应该做什么。我坐在她床旁边的椅子上，握住她的手，对她说我有多么爱她。就在这张床上，当我还是小男孩时曾经在母亲的怀里度过夜晚。这张床曾经让我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然后，我感到这张床是那么的小，没有了母亲，它是那么的没有意义。我告诉她，我知道她是多么爱我们，我也知道现在她不想延长这种爱了。我们也不想了。我轻声说，如果她准备好了，就应该离去了。我把她的手放在我的脸颊，让她感觉到我的泪水的温度。我觉得，她在某个地方还能听到我。我吻她，告诉她，那个小男孩将永远陪伴着她。
第七章“永远”的价格第18节 回家（2）
她曾经谈到过“那些人”。我们不知道她什么意思。她说那些人就在那儿等着她。她形容说，“那些人”是些阿门教派的教徒，他们在田野中静静地等待。当我们让她解释的时候，她总是温柔地回答说：“你们不会懂的，也许以后你们会懂。”她对另一个世界有着很强的感觉，她并不害怕。我们曾经谈起过她的死亡，谈起过我们的恐惧、愤怒和希望。她告诉我们说，不要生气，死亡是很自然的，是生命自然的一部分。 我站起来，爱抚她的额头，告诉她我将很快回来。恍惚中，我下了楼叫牧师。第一声振铃后他就接了电话。他说听到我的声音很高兴又很难过，他一直在等我的电话。这位牧师80多岁了，33年前就给我施过洗礼。生与死都由同一个人来演绎，我感觉我漂浮在现实和天空之间。他说将在4点钟到达。我说了声谢谢。 我穿过村庄来到墓地。冬天的寒风撕裂着我的面孔，提醒着我现在我的生命是多么痛苦。她曾经告诉过我，因为我弟弟的缘故，她希望被土葬。她一直遗憾的一件事情就是外婆的火葬，以致我们没有一个地点去看望她。她曾经提到过朱拉山的静谧景象。朱拉山是我们房子后面的一座不高的山，里面掩藏着的一条山谷里居住着一群与世隔离的避世主义者。他们只希望拥有他们自己的土地，并且捍卫这种独立，这是一个不为世人了解的巴斯克种族。我在推门的时候，冰冷的铁门粘住了我的手指。在一片空地后面，有一棵可爱的小树靠着公墓的墙。尽管现在还是冬天，我还是能够想象得出春天枝头开满鲜花的景象。这里是这片缓坡的最高点。我看着这里的景色，感觉很好。 我穿过小村走回市政厅。一楼是邮政局，二楼是市政厅的办公室，在它们上方是高高的钟楼。钟楼每个整点都会响一次，我的童年是在钟声中度过的。市长是我们的好朋友，我曾经和他的孩子一起上学。他抬起头看到我，知道我为什么在那儿。他从他的图书馆拿出一本古老的书，我们开始看公墓的平面图。我指了指第63号空地。他说这块地的价格是275瑞士法郎，如果我们购买的话，这块土地将会属于我们500年。我问道：“如果要永远拥有，价格是多少？”他回答说：“350瑞士法郎。”我突然有种宁静的感觉，能在这个拥有800年历史的古老的小村生活是多么好啊。“永远”的价格仅仅需要多付出75瑞士法郎。我们握手，然后我走回了家中。 她还没有被移动。我坐在她的身边，告诉她那片土地的景色以及樱桃花。我感到，她应该是同意了。门口的通话器响了，牧师帕斯托•；艾丁戈尔已经到了。我下楼去迎接他，但是当我握住他的手时，话却卡在嗓子说不出来。我们两个沉默地走上楼。他站在床的一侧，我们则跪在床腿边。他口中颂读的语言非常美，他的声音充满感情，有一种历经80年的岁月的纯净灵魂的成熟。我在哭泣，我的妻子也在哭泣。我们举着手，跟着牧师一起到楼上。太阳破云而出，照进窗内。祈祷结束以后，我们互相扶持着轻轻吻她，然后回到楼下。牧师坐在椅子上，打开了圣经。我问他需要什么。他说他已经拥有需要的一切了。我问他需要回家吗？等需要时我会再打电话给他。他说他会一直留在这里，直到该走的时候。于是我逐个坐到每个人的旁边，向他们每个人说了那片墓地、那里的景色、樱桃花，还有永远拥有这块土地的价格。他们都在静静地听。我说完后，问他们心里是不是平静。他们都说是的。我最后坐在罗比的身旁，我问他心里平静吗？他说是的。他的话音刚落，楼上的通话器响了。母亲35年来的女仆兼朋友吉奥瓦娜只说了一句“快来！”我们跑上楼梯。 她走了。 她在微笑，嘴轻轻张开着。一滴眼泪挂在她的眼角。泪滴在闪光，像是一颗钻石。吉奥瓦娜脸色苍白。她不停地重复，她正在清洗水池，母亲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朋友兼助理克丽斯塔走进房来并且发现她已经过世了。我们紧紧抱着吉奥瓦娜，她的全部世界已经结束了。她一直陪伴在母亲身旁，无论是病中还是健康时，无论是情况好的时候还是坏的时候。母亲曾经对她说，丈夫有可能来来去去，但是她们俩会一直厮守。我听说，人会在自己爱的人暂时不在身边的时候才选择死亡。母亲是孤独的。 三天前，她在花园进行了最后一次散步。在回到房内上楼梯的时候，她告诉我们说她很累。就在圣诞节之前，我们还谈到因为我打算至少在她的身体好转之后回美国一趟，是不是应该把我的狗从洛杉矶带来。她说给她一个月时间考虑考虑。她担心我的两只狗—一只黑色长耳猎犬，一只Bobie混种狗—会吞掉她的小约克郡狗，她形容说“就像吞汉堡一样”。她对狗怀着很敏感的感情，有点像她对时尚的敏感。在50年代，这种爱好还没有流行起来之前，她曾经有过许多只约克郡狗，有人甚至说当她在80年代买了一对约克郡狗后引领了风潮。这是一种新品种的狗，约克郡这个名字来自于英格兰驯养过它们的乡村牧师的名字。它们看起来像是RCA狗的缩小版。他们也很快变得流行起来。 一个月。是不是她知道？是不是她能感知到？是不是我们在这个时刻来临时都很清楚？难道是我们常人隐藏了这样的智慧，只在那些已经接近另外一个世界的人才拥有这样的智慧？我想在一个月内我们可以知道应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她甚至没有坚持完这一个月。 有人为母亲擦掉了那颗泪水。我抬起我的手，那个“不”字卡在喉咙里没有说出来。现在，房间里站满了家人和亲密的朋友们。每个人都在哭，或者在拧他们的手。我感到我好像是在夜晚站在高速公路上。我想我看到了她的胸部还在动。有人告诉我说这是正常的。在牧师进行完一个简单的额外的涂油礼后，医生们来了，确认了母亲的去世。 我打电话给我的父亲。他已经来到瑞士，离我们不远。他连夜开车赶来，抱住我并且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