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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已经被100多名国内外记者挤得水泄不通。然而记者们的兴趣首先在广州，而是北京的疫情。
世卫组织专家没有正面回答记者们的相关问题。
一天后，世界卫生组织网站上公布了专家组的考察报告。报告指出：“其他卫生体系不够完善的省份，无法像广东那样迅速和有效地面对SARS的挑战。比如北京，只有少数医院每日汇报病例，接触跟踪体系存在问题，无法系统执行。这将导致疾病的扩散。”
这是来自世界卫生组织的明确批评。之后两天（4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再次将北京列入疫区，并宣布将派一个专家组来中国，和广东与北京、上海分别合作，解决申报系统的问题。
同日，国家旅游局向中国528家具经营出境旅游资格的旅行社发出公告：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疫情报告，鉴于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为非典型肺炎疫区，为保证公民出国安全，从即日起，停止向上述三国组团。
但在世界卫生组织官方网站上，疫区并不包括泰国和马来西亚。
人们还很快了解到，4月8日开始，马来西亚加强了对来自中国内地、香港、越南、台湾及加拿大游客的旅游限制。泰国则宣布对自中国归来的人隔离两周。
在这一天国台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担任着广东省非典型肺炎防治指导小组组长要职的钟南山坦率质疑了“有效控制”之说。他说：“从医学方面的角度来看，这个病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我们不要用‘控制’这个词，应该用比较客观的‘遏制’这个词，因为这个病本身病源都没搞清，你怎么能控制它？”
4月10日：疑似之迹，不可不察
针对外界的怀疑，4月10日，卫生部副部长马晓伟在国务院新闻办的记者招待会上坚持强调，中国通报的非典型肺炎疫情报告是可信的。他强调了一个概念，北京公布的22例“是现在能够确诊的病人”。
卫生部疾病控制司司长齐小秋也解释说：“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要求，把非典型肺炎诊断分为诊断病例、疑似病例和医学观察的对象。”
“确诊”、“疑似”、“观察”，这些专门的医学术语此后渐渐为人们耳熟能详，并成为公布数字和人们感觉差异的一个解释。
同日，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在会见日本东芝株式会社社长冈村正时也表示，对于1300多万人口的北京市，22个病例所占比例并不大，而且已经得到有效控制，完全没有担心的必要。
这天下午，记者赶往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采访了现任中国肝炎防治基金会秘书长，原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疾病控制处处长苏崇鳌。
谈及中国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反应机制的问题，苏崇鳌认为主要是人力和财力不足。人力是指目前既有传染病知识、又富现场处理经验的专家十分紧缺。财力不足则是老生常谈。“做调查和监测很需要钱的，没有激励怎么让人家干？”苏崇鳌说。
除了人力和财力的不足，地方官员对政绩的追求也是疫情报告无法及时准确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心的另一位传染病预防专家说，对瞒报疫情的惩罚机制也不太明确：“他可以解释说是医疗水平不高，没有查出来。”
在这个中国最高抗疫指挥部里，没有任何人戴口罩，感受不到太多的紧张气氛。
4月11日—15日：北京总动员
4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组来到北京，重点考察北京SARS病例的申报系统问题。
这时的北京，和10天前的气氛大不一样，给人一种熟悉的“全民动员”的感觉。北京市卫生局宣布，市一级疫情控制措施已经启动，以控制传染源为中心采取了一系列综合防治措施。卫生部门从2月12日即开始在全市11家三级医院设立非典型肺炎监测哨点，3月初又在全市各级医疗机构建立了监测哨点，进行疫情监测并定时向卫生防疫部门报告监测情况，并建立了每天向社会发布非典型肺炎信息制度。
4月13日，高规格的全国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会议召开。温家宝到会讲话，他说，预防、治疗和控制非典型肺炎，直接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直接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直接关系国家利益和我国国际形象。
4月1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考察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指出：“当前要把防治非典型肺炎的工作，作为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一件大事，切实抓紧抓好。”
同日，国务院又召开常务会议，温家宝主持。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卫生部“关于建设完善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反应机制问题”的汇报，确定了当前要抓紧的几项工作是制定相关行政法规，从法律上保障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反应机制的运行是建立应急指挥系统，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实行统一指挥，统一部署，统一行动等等。
此前的4月12日，中国卫生部、财政部、铁道部、交通部、民航总局发出通知，要求有关部门严格预防通过交通工具传播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随即，教育、旅游、交通等各部门都下发文件，要求抓好防治非典工作。各省市也纷纷召开会议，组织防治“非典”工作。
卫生部对非典的防治工作制定了更细致、严格的规范。比如要求临床医师在接诊疑似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患者时询问流行病学史；加强对病原学研究的管理工作。同时要求不得擅自对外发布非典型肺炎的研究成果和重大发现。
4月14日，卫生部继2月13日和4月2日之后，又公布了新的非典型肺炎的诊断标准，包括流行病学史、症状与体征、实验室检查、胸部X线检查和抗菌药物治疗无明显效果等五个方面。
相比之下，过去“疑似病人”的标准显然过宽。
第一部分 SARS疫区调查（上）北京：“非典”时期的典型过程（二）
4月15日：病例数字
4月15日上午，卫生部公布了最新疫情：截至4月15日上午，中国内地共报告非典型肺炎发病1435例，比5天前增加了145例；死亡64例，增加了9例。引人注目的是，北京市从几天前的22例增加到37例——多数人感觉这个数字并不高，但细细一算，5天增加15例，在北京已是不少。
官方已经承认，在输入型病例之后，北京目前已出现继发病例。而继发，在当地出现人与人之间的传染链，正是世卫组织定义“疫区”的标准。
卫生部还解释说：4月10日以来，全国非典型肺炎的病人数有所增加的原因主要是，卫生部修改和颁发了《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临床诊断标准》，同时也派出了专家工作组对过去可疑的病人进行确诊，使全国的病例数有所增加。
4月16日：世卫组织良药苦口
下午，世界卫生组织来华专家组成员举行新闻发布会。
和以往客气的态度有别，专家组此番直言不讳地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北京的军队医院没有向北京市卫生部门报告其非典型肺炎死亡病例。专家组组长AlanSchnur认为北京的SARS病例的实际数字会超过官方公布的数字。
世界卫生组织认为，这可能与中国卫生部对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观察对象三个定义有关。JamesMagnireMD博士认为：“前两者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probablecasesandsuspectedcases）区别非常小。而观察对象则属于有一些类似病症但还不太确定的对象。”WolfangPreisier博士说：“我建议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和国内公布所有的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观察对象。这样有助于建立信任，减少谣言。”
世界卫生组织在其网站上称，将派出更多小组前往中国的其他地区。专家称，他们最担心的是中国的内陆省份可能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应对SARS。一旦扩散到贫困地区，当地的医疗机构也不足以应付疫情。
当天晚上，世界卫生组织的网站公布了SARS病源已获正式确认的消息。这种被命名为SARS病毒的病源，正是国外专家普遍怀疑的一种新型冠状病毒。
人类征服SARS之途透出曙光。
4月20日：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
4月20日下午，参加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的中外记者发现，原来预料出席这次新闻发布会的卫生部部长张文康没有露面。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北京共确诊SARS病例339例，有疑似病例402人——而仅仅在5天前，官方披露的北京SARS确诊病例只有37例。
高强还承认，“由于有关部门信息统计、监测报告、追踪调查等方面的工作机制不健全，疫情统计存在较大疏漏，没有做到准确地上报疫情数字。”
同日，新华社发布消息称，中共中央决定：免去张文康职务；免去孟学农的职务。
4月21日，中国卫生部决定，每日公布各省市SARS疫情，包括确诊病例、疑似病例。
4月27日，北京市代市长王岐山更表示，将公布隔离区域和观察人数。中国政府围绕SARS问题的信息披露日益透明。
在此后的半个月内，北京每日新增病例居高不下。从4月21日到5月8日，每天的新增确诊病例几乎都在100例左右徘徊，甚至曾高达152例。但政府的措施取得了成效，至5月9日之后每日新发病例逐渐下滑。5月29日，北京报告的非典型肺炎病例总数首次降至个位，仅为9人，比前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