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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其貌不扬的胡新民。是胡新民的稳重老到，和他的沉默无为，攻破了庆春的防线。她想要的正是一个充满智慧而又不显山露水的男人。 进屋的第一件事，是打开李春强送的结婚礼物。拆开外面的闪光纸，那小盒子里装着的，是一只纯金的小牛。她是属牛的，今年是本命年。她把小金牛从盒子里掀起来，发现底座上还贴着商店的价签——2800元。庆春深深吸了口气，胸口怦怦直跳。2800元，这对李春强来说，不是个小数字。送这么贵重的结婚礼物，似乎已经不是一般同事之所为，庆春说不清心里是感动还是不安。 直到今天，庆春还没能找到结婚成家的感觉。她的下意识里，总觉得自己还是个小女孩。当她想到明天，当结婚的一切手续和仪式都结束的时候，新民就要搬进来，她的自由的单身女孩的生活，就要永远地结束了，就像旧时代的妇女盘起头发，标志着不再年轻，让人不免生出几分失落和伤感。 她全身松懈地躺在床上，慢慢地解着衣服扣子，又感到了不可抵抗的疲倦。她想，终归还是该有个家了，每个女人都如此，迟早要痛别自己的青春！ 趁现在她还是一个人，还可以无所忌惮地在房间里脱掉全部衣服，光着全身走来走去。她端详着镜子中自己的躯体，俏挺的胸脯和扁平的小腹，细而有力的腰部，几乎和中学毕业时没有差别。她依然像少年时那样光着脚，不理会地面的冰凉，走进卫生间。她把热水器的火力调得很大，任凭滚烫的热水自上而下长时间地冲淋。头脑在热水的包围中处在一种麻痹的状态，几乎昏昏欲睡。她没有计算这样一动不动地冲了多久，直到父亲的敲门声将她惊醒。 “你们队里打电话来，让你马上回单位。”父亲隔着门喊她。家里的电话是装在父亲那个单元里的，因为他全天都在家。 “你不用着急，他们说呆会儿来车接你。” 尽管父亲这样说，庆春还是匆匆擦干头发。她猜不出这么晚了还有什么事非要接她回去。是不是有什么材料锁在她的抽屉里马上要用？她想不起来。 她刚刚穿好衣服，车就来了。开车来的是大个子杜长发，拖着刚刚烫伤的左脚一瘸一拐。庆春上了车才问： “什么事找我？” 杜长发支吾了一下，说：“新民、新民……出了点事。” 庆春倏地一下紧张起来，“新民出什么事啦？” “你别着急，没那么严重。刚才六里桥派出所来了个电话，新民受了点伤，让他们送到医院去了。”
第一部分变成了两人共同的悲剧（图）
从杜长发的口气上看，新民没有什么大事，但庆春心里还是七上八下。他们赶到医院以后庆春才知道，情况比她想象的要严重得多。新民身中两枪，其中一枪击穿肺叶。派出所是接到群众的报告才在六里桥附近的一个仓库的门口找到了他，那时候他已经流血过多昏迷过去，直到庆春赶到医院时还未醒来。闻讯赶来的人还都守候在急救室的门外。 庆春完全无法形容自己此时的心情，她甚至已经无法正常地思维和平静地呼吸。处里和队里都来了很多人，她被无数同情的目光包围着。人人都知道他们明天结婚！这就使得新民的意外变成了两人共同的悲剧。 处长马占福也已经先于她到了医院，正在面色沉重地与医生商量。新民的父母和妹妹也被接来了，在哭泣中等待亲人苏醒。李春强没有来，他带着人去六里桥现场了。那个穿西服提公文箱的毒贩开枪打倒新民之后不知去向。他是怎么把新民引到那个偏僻的仓库去的，看来只有等新民醒来才能知道。 庆春也想哭，但看到新民的母亲和妹妹止不住的欷，她就忍下了。大家都围着那对安静不下来的母女，用各种安抚的言语宽慰她们。而她，和新民的父亲坐在一起，低着头默默不语，没有人上来安慰她。也许人们在下意识里把她也当成了男人。一个当了好几年刑警的女人，应该有着和男人一样坚硬的心！ 天快亮的时候，有人叫了新民的父亲、处长，还叫了她，一起到医生的办公室里。医生并没有一一问他们谁是谁，甚至也没有请大家坐下来，便笼统地问：“单位领导和家属都来了吧？”没等回答又接下去说：“病人的心脏已经停跳了，我们还在做最后的抢救。我们想 ……把情况和你们说一下，你们也要早点商量，应该准备准备了。”医生的意思是明确无误的。在这屋里只有庆春是女人，她第一个哭出来了。她觉得自己身体里有什么东西骤然坍塌下来。 之后所有的协商和安排都是在马处长和新民的父亲之间进行的。庆春记不得自己是怎么来到新民的床前，也记不得她最后又向新民哭诉了些什么。接下来她又被人带到医生的办公室里，新民的父亲和处长都在。李春强也来了，眼睛直直地盯着她看。新民的父亲递给她一张表格，用充满慈祥的声音说： “庆春，这个字，就由你来签吧。” 这是什么？庆春拿过来看，眼前却一片昏花，怎么也看不懂。处长过来说：“这是人体器官捐献的登记表，需要亲属签字的。” 庆春惊愕地盯着处长的脸，半天才说：“是新民的吗？你们要他捐献什么？我不同意，他是烈士！” 新民的父亲哽咽着说：“是角膜，是捐献角膜，这是新民自己的愿望。” 李春强走上来，用亲人般的沉痛提示她：“庆春，你忘了？小平同志逝世后，我们集体签过字的。捐献角膜，新民也签过字的。” 庆春愣愣地，眼睛盯着那一纸薄薄的表格，李春强把自己的钢笔递给她，又说：“庆春，我们都希望他的身体能够保留下来，哪怕只是一小部分。” 庆春接过笔，感激地看一眼李春强，看一眼新民白发苍苍的父亲。她一笔一画地在表格上代表新民的亲人，签了自己的名字。放下笔，她抬头对医生问： “新民的角膜，捐给什么人？” 医生说：“捐给医院。” “我想知道，你们给什么人？” 医生说：“现在需要角膜的患者很多……” “我只要知道新民的角膜给什么人！” 庆春的坚决使医生有点尴尬，他和另外一位刚刚赶来的像是眼科医生的中年人小声沟通了一下，然后对庆春说：“现在我们医院里收治了一个大学二年级的学生，两眼患角膜白斑，几乎双目失明。如果没有人捐献角膜，这样一个正在上大学的年轻人就……” “是男的，还是女的？”庆春打断医生。 “是男的。” 庆春点点头，是男的。她心里感到一丝宽慰。她不希望新民的眼睛换给一个女人。或者，一个七老八十、昏聩不堪的男人。 清晨他们离开医院时，庆春没有回家，她陪着新民的父母去了新民家。她想这是她最后应尽的儿媳妇的义务。和新民的家人在一起，也是克服悲痛的最好方法。同时，她也需要躲避开他们那间已经布置得一切就绪的新房。说不定父亲现在刚刚起床，开始替那间新房里的花浇水了。这是他每天照例要做的事情。她想也许该打个电话告诉父亲，那些花的香气和艳丽已经失去了意义，就让它们随着这间新房的主人一起凋谢了吧！ 接下来的几天，几乎全是办理新民的后事。庆春的悲痛已渐渐被麻木代替。新民的办公桌先是由队里清理了一遍，把和工作上有关的材料及属于公家的物品取走。剩下私人的物品队里叫庆春来清理，庆春拒绝了。她和新民毕竟还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法律上她无权以家属名义清理遗物。于是队里就通知新民的父亲来了。但是李春强把新民留在办公桌里的几封信交给了庆春。这都是前两年庆春出差时写给他的。李春强同时给她的，还有从新民的皮夹里找到的两张去杭州的火车票。“要我找人帮你退掉吗？还能退。”他问。 庆春拿过那两张票，摇摇头。这是她和新民最后的纪念，怎么能退呢。她把那两张票还有一张她本人在新民追悼会上和烈士遗像骨灰的合影，仔细地收藏起来。 她在那西洋楼对面蹲守的时候拍的那些嫌疑犯的照片已经冲洗出来了，最后几张就是杀害新民的那个穿西服的嫌疑人。处里从中选出一张面目相对清楚些的，印到通缉令上发出去了。毕竟罪犯没有抓住，新民的牺牲因此缺少了壮烈而完整的色彩，无法像当年甘雷、崔大庆那样热闹地公开宣传。所以开完了追悼会，把烈士的骨灰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安顿以后，一个人的生命到此为止算是正式结束了。胡新民的名字也开始慢慢消失。新民的父母取走了儿子的烈士证书、追悼会上的签名簿和写着“献爱心、送光明、功德无量”的角膜捐献纪念册，以及总共不到两万元的抚恤金和各种捐助。所有人都忽略了他的未及结发的妻子，甚至没有给她留下一件可供留念的遗物。这时庆春心里想着的，只是新民留下的那双眼睛。这是新民没有死亡的唯一的身体组织，她觉得那双眼睛就是新民的整个儿灵魂和象征。
第一部分找到了那个病人（图）
她去了医院。 她去得也许太早了。虽然没费什么劲就在一间阳光充足的单人病房里，找到了那个病人，但是她渴望看到的那双眼睛却还被纱布厚厚地蒙着。纱布几乎缠住了那人的半个脑袋，但从那挺出的鼻尖和那轮廓分明的嘴唇上，能看出这张脸的年轻和俊朗。陪着病人的是一个年轻姑娘，不算漂亮但挺文静，庆春进去的时候她正削了苹果一块一块用叉子叉了往病人的嘴里送呢。 庆春也带去了一兜水果。 她把水果放在床头的柜子上，同他们寒暄。她的身份及与病人的关系，那姑娘似乎已从医生那里知道，脸上自然堆满笑容，嘴上说着空洞而俗套的感谢的话。躺在床上的病人看不见她，不甚礼貌地沉默着。庆春坐在床边的小凳上，和他们聊天，她很想知道那男孩子的情况。 “你在上大学二年级吗？” 病人答：“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