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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到新加坡之后不久，席卷这个小国的“非典”就爆发了，街上、公车上、地铁上到处是戴着白色口罩、沉默不语的人。商店里几乎一个人都没有，以往街上大群大群的游客也不见了，到处萧条沉寂得仿佛末日即将到来。而后美国人又打仗了，电视上布满了他们一贯的狂轰滥炸，灰色的沙漠国度里升腾起火和硝烟。不久，我从高中时代就喜欢的一个大明星跳楼自杀了，也许他是对的，人有权摆脱自己无力承受的沉重负担。
那一段时间发生了不少大事，每件事都令人进一步地绝望，绝望出现在每个从街头匆匆走过的人的脸上，摊开在电视屏幕和报纸的版面上。经历了最初的恐惧惊慌和接踵而来的各种绝望之后，我反而不那么担心了，连死亡在我心里也变得很淡，似乎它随时都可能到来，而一切不过是自然之道。在那段时间里，找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我天天呆在我租的一个小房间里，看小说，基本上都是死去的人写的那种小说，离这个时代越远越好。我不想看什么新闻报道、什么时事追击，战争瘟疫——这时代的气味令人恶心。也几乎就是从那个时间开始，我再也不关心这世界发生的所谓大事，不看电视和报纸。
有时候我会想到她在国内怎么样了，会不会觉得害怕无助，有没有被传染的危险。我知道那个时期流动人口被锁住了，我们的那个小城市根本不允许在外地的人返回，尤其，她还在广州那边工作。所以，如果她害怕，她也只能一个人忍受着；如果她病了，也不会有任何亲人在她身边。这个病的可怕之处在于它使本来就无助的那些人不得不离彼此更远，每个人都得孤独地面对恐惧和痛苦。那些死去的人，他们也得独自地离开这个世界，不会有亲人和爱人握着他们的手，在他们走之前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最后的温暖。
如果我死了，她会不会哭？但是，那不重要，重要的是她知不知道我为她所经历的那些挣扎，总是把我的心填满的那种情感，我的感受和她那些追求者有怎样的不同。
于是我把我想对她说的话都写在记事本上。也许我突然就死了，什么人也见不到就死了，那么至少还有这些日记留给她，让她明白我曾经怎样爱过她，尽管我从来也没有对她提过。我不敢，我知道说了也会被拒绝，然后她从此就不愿见我。我把那从前的两本日记从头读了一遍，发现有很多片断已经被遗忘了，在重读日记的时候我又把他们重拾回来。例如高三时候，记着一次看到她和一个男老师站在教室前的走廊里说话，她笑着，看上去很高兴的样子，我非常嫉妒，从那以后就极为讨厌那个老师，认定他是个好色之徒。原本我几乎已经记不得的这样一件事情，在我重读的时候却立即被唤回到眼前，夏天午后的走廊、教室里呼呼啦啦旋转着的电风扇、伏在书桌上的一个个因睡意和炎热而沉重的脑袋，稀稀拉拉地从走廊上走过的午睡后的住校生，被隔成九块透明小格的教室的巨大的玻璃窗，而在散发着夏日校园气味的背景之上，从走廊的另一个尽头，我看到她和一个男人站在那儿说着，她的笑容还是和当时一样新鲜，而那种嫉妒的烧灼，还是会突然地让我的心紧缩。在一个接近傍晚的时候，我从教室的窗户看出去，看见她穿过操场，倚在一个篮球架下面，在日记里记着她穿着一条青色的连衣裙，当时是短发。于是，我终于回想起了她短发时的样子，总是似乎要垂下来遮住眼睛的、在耳边徘徊的乌黑头发，她少女的美丽初放时的娇羞，降落在学校小操场上的黄昏的光线，一切都清晰得仿佛发生在昨天。
不管我怎样地想抗拒，我还是摆脱不了她所带给我的无与伦比的记忆，那些在漫长岁月中焦灼茫然的时刻。在未来的生活中，我可能会选择爱另一个女人（我已准备这样做），而我在少年时代对她付出的那些情感，恐怕早已成了生命中不可能抹去的一部分，那些一味被付出、纯真得似乎毫无欲求的情感，是生命里唯一的、不可复制的情感。那种情感使我在当年的日记里写道：我最大的梦想，是有一天和她说话。现在来说，那梦想已经实现了，而现在的我似乎又需要些别的东西。像所有长大的男人一样，我会在夜里渴望一个女人的柔软身体，渴望那身体所能给予的温暖和安慰。我曾经想象过她脱光衣服的身体，可我想象不出，而且每当那个时候我都会有一种负罪感，觉得自己亵渎了她。我需要一个实实在在的，可以抱着取暖的女人，一个我不怯于去“亵渎”的女人。而她，她永远是在我之上的、如回忆一般不可触摸的一团光和影。
我把我想告诉她的话写进去。在一张夹进去的硬纸卡背面，我还抄了一首死去的歌手唱过的粤语歌的歌词，那张卡片上是我按照记忆画的她的样子。我记得那首歌叫《春夏秋冬》：
秋天该很好 你若尚在场
秋风即使带凉 亦漂亮
深秋中的你填满我梦想
就像落叶飞 轻敲我窗
冬天该很好 你若尚在场
天空多灰 我们亦放亮
一起坐坐谈谈来日动向
漠视外间低温 这样唱
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
燃亮飘渺人生 我多么够运
无人如你逗留我思潮上
从没再疑问 这个世界好得很
……
唱“这个世界好得很”的人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我也把两本厚厚的日记锁进了抽屉，想我可能以后不会再写日记了。
五月份的时候“非典”奇迹般地消失了，电视上也不再有那么多硝烟。街上的人又开始匆匆忙忙地来去，商场里又是人声鼎沸，公车、地铁在上班时间和周末严重拥挤，一切和以前一样，这城市往常的热闹繁忙严肃的快节奏一点儿都没有变，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就像人们不曾经历过那个绝望的时期、或是至少感受到生命脆弱的那个时期。这个时候我已经将近两个月没有和她联系了。
我和另外两个中国男生合住在一套组屋里，每人一个房间，他们一个还在国大读博士学位，另一个已经在一家地产公司工作。两个人都很脏，是那种会把用过的锅和碗堆在水池子里直到它们发臭生虫的人，也从来不倒垃圾袋。所以我尽量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涉入公共领域。我在计划着找一份工作，因为已经得靠借债来维持生活了，况且我也希望能自己租一套小一点儿的套房。
星期天的早上醒来，在朦朦胧胧中听着外面电视里传出来的声音，夹杂着洗衣机或烘干机的转动声、拖鞋拖沓的脚步声，那感觉还不坏。在床上躺着，虽然意识已经清醒过来，但并不想马上起来。窗帘在风中摆动，上午的阳光投射在地板上，形成一小圈一小圈的金色斑点。这样的上午，总是漂浮着一种温暖动人的生活气息，让我想要搂着一个女人，散漫地感受她皮肤的温热和柔细。我想起她那种似乎很天真的笑，徒然地增加我的欲望。于是我起床，到楼下的便利店买星期天的《海峡时报》看招聘版面。
除了读报纸的招聘版面寄出了几封信，我还到一些招聘网站上乱发简历。五月快结束的时候，我一共去了四家公司面试，从毕业后到那时为止的一年空白总是被人一再质问，我厌烦地解释说半年时间是毕业后休假，半年时间是因为“非典”，然而人家还是认为那是一个污点。到六月中旬，我终于在一家当地的贸易公司里安顿下来，其实那段时间经济因为各种打击很糟糕，能找到工作已算是庆幸。而且，不久后我总算搬进了一套小组屋，不需要再忍受肮脏的客厅、厨房和卫生间。
工作当然令人厌倦，我甚至认为再没有一件事比现代的这种工作方式更伤害人性了。不过，它至少占去了我一大半的时间，让我没有太多时间去自寻烦恼。当我下班后，在外面吃过晚饭回到我的住处，基本上已经是晚上九点过后，在九点过后到十二点上床睡觉之间，惟有这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属于自己。在一整天的工作后，疲惫得像一条狗，所以这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基本上是睡觉前的过渡休息。当然可以听听唱片，看看书，但几乎已不能再思考任何东西。
我的楼下是一条马路，车来车往的声音从不间断。对面又是一栋颜色鲜艳得丑陋的组屋。热带的夜晚，小房间里闷热而潮湿，有时候，我会拉开临街的窗户站在那里透一透风。从那里我看到一扇扇排列整齐的亮着灯的窗户、那些狭小的闪光的透明盒子、在盒子中活动的人和装饰着盆景的玻璃阳台。就是每一个这样的狭小方块可能包藏了一个人一生的大部分内容，每一个盒子里都装着不同人的不同故事。在我对面的这栋楼里就装满了几百个哀乐迥异的故事。人的生活多么狭隘而微不足道。
而就在这平静而又忙碌的一段时间里，有一天我看到了她发给我的一封电子邮件。她似乎有些焦急地写道：为什么这么久没有消息？我还担心会和你失去联系了，幸亏找到了你的E－mail地址。你现在好吗？工作了吗？不是说了要和我写信的吗？我的电话号码没有变，有时间打给我吧，挺想你的。
我把那封邮件读了好几遍，感到一种久违的幸福，似乎我又回到了那个熟悉的世界。我没有回信，但第二天，我就给她打了个电话。她很高兴，声音比以往更柔和甜美，带着一些娇气。我简直不知道说什么好，这么长时间压抑自己不去接近的那种东西突然自己到来，一下子把我淹没了。我的话说得不知所言，对于她的质问也解释得不好。
她问：“为什么这么久不和我联系？”
我说：“主要是找工作花了很多时间。”
她不满意，说：“难道每分每秒都在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