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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还论述了人死的荣辱标准问题。他认为，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无尚光荣，替法西斯卖力、或仅仅为个人私利而死，就死得可耻。1946年4月，毛泽东为“四八”遇难烈士题词说：“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9＇，他还为建立冀鲁豫烈士陵园的题词说：“英勇牺牲的烈士们千古，无尚光荣”＇10＇。毛泽东在读《旧唐书·徐有功传》和《新唐书·徐有功传》中，写了批注：“岳飞、文天祥、曾静、戴名世、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11＇，以身殉志，不亦伟呼！”＇12＇这段话谈了评判死的荣辱标准，封建社会里的民族英雄、杰出的政治家、著名学者；民主革命时期的爱国将领、诗人、教授；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等，他们为正义、为真理而壮烈牺牲，是很伟大、很光荣的啊！今天在社会主义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为改革开放，为攀登科学技术高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为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斗争而献身，同样是为人民利益而死，是无尚光荣的。
一般地讲，在阶级社会中，荣辱观往往带有阶级性。但是，在特定时期和特定环境中，荣辱的思想不总是与阶级性相陪伴的。在热爱祖国的旗帜下，其荣誉的性质却是公民所共有的。例如：当我国运动员在奥运会中取得举世瞩目的优异成绩时，不论台湾、港澳、或海外侨民，凡是炎黄子孙，无不雀跃若狂，眉飞色舞，感到无比自豪和骄傲，一种纯真朴质的荣誉感油然而生；又如，当我国长征火箭成功地又发射了一颗奥新卫星时，无论国内外、海内外的中国人，无不扬眉吐气，欢呼我国航天事业的巨大成就，欣喜我国某些科技水平已跻于世界之林。一种作为中国人而自豪的荣誉感，环球与共。在上述情景中荣誉已经超越了阶级界限，是不带阶级性的，是炎黄子孙所共有的。同样，当强敌入侵，蹂躏我国土，屠杀我同胞，奸淫我妇女，烧毁我房屋，当国破山河碎，九洲同仇敌忾之际，除汉奸卖国贼之外，不管姓“无”或姓”资”，莫大的屈辱感是共同的。由此可见，屈辱观除了有阶级性的一面以外，也还存在着共荣共辱带共同性的一面，倘忽视后者，那会造成片面性。
毛泽东在指导革命斗争实践中，深刻地分析了复杂的社会现象，把荣辱观用之于政治生活领域，也就是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制度中，提出了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方针。这是有深刻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是对无产阶级的荣辱观的深化和发展。在中国历史上也有“可与共患难、而不可共安乐”的情况，也就是可共辱而不可共荣。一是春秋战国时的越王勾践，当他被吴王夫差消灭之后，曾与文种、范蠡等戮力同心，兴越灭吴，忍受着亡国之辱。待灭吴之后，勾践不仅不能与文种等共享荣尊，反而顿萌杀机，首先杀了文种，范蠡立即携西施离开越国，泛舟五湖，成了时聚时散的巨富。一是刘邦在屡败于项羽之时，曾与萧何、韩信、张良、彭越等功臣，共过屈辱。但一旦身处九五之尊，刘邦则认为，安乐荣誉是不能与旧臣共享的。其枭雄阴狠的面目，就难于掩饰了，竟以杀戮功臣为快。无论在战争年代和和平建设时期，我们党和毛泽东在处理统一战线制定的共荣共辱的方针，又是历史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是任何剥削阶级政党所不能实现的。
第四部分：毛泽东的苦乐观与荣辱观人民荣誉高于个人荣誉
毛泽东提出的无产阶级荣辱标准本身，把个人荣誉同集体荣誉结合起来，强调集体荣誉高于个人荣誉，体现了无产阶级荣辱观的集体主义实质。
荣誉既有个人荣誉，有他人荣誉，也有集体、人民、国家荣誉。如何正确对待个人荣誉与他人荣誉、集体荣誉的关系，这是无产阶级荣辱观的一个重要问题。
毛泽东的荣辱观是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毛泽东在鼓励人们珍惜个人荣誉的同时，特别强调要为集体、为人民、为祖国、为党争光，强调“人民的光荣”，“祖国的光荣”，“党的光荣”，强调荣誉属于人民，人民荣誉高于个人荣誉，并对个人英雄主义，风头主义，小团体主义，专门为个人争名争利的人提出尖锐批评。
首先，集体荣誉是个人荣誉的保证。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是社会的一成员。个人离不开集体，离不开人民，也离不开社会。国家荣，人民荣，个人也荣；反之，国家辱，人民辱，个人也辱。个人的荣辱与集体、人民、国家的荣辱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解放前，旧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任人宰割，没有任何尊严，中国人在世界上就倍受欺凌，没有任何民主，自由和说话的权利；建国后，社会主义的中国傲然立于世界之林，每个爱国者都感到扬眉吐气，在国际上受到尊重，有了自己的地位，感到中国的光荣。事实说明，个人荣誉是以集体、人民、国家的荣誉为保证的。没有集体、人民、国家的荣誉，也就没有个人的荣誉。
其次，集体荣誉是个人荣誉的基础和归宿。毛泽东运用唯物史观，揭示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真理，认为社会主义事业是亿万人民的集体事业，“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13＇不是哪个英雄豪杰包办得了的。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离开人民群众，个人的力量不仅是微不足道的，而且不可能有所作为。个人荣誉固然与自己的主观努力和贡献分不开，但这种贡献是在党和人民提供的客观条件基础上做出来的。没有党和人民的支持，没有集体和同志们的帮助和协作，个人就一事无成。毛泽东说：“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任何一个人都要人支持”。毛泽东还多次说他的著作，是集中党和人民群众的智慧写成的。雷锋说得好：“荣誉从集体中来”。这就告诉人们，个人的荣誉不仅仅是个人努力奋斗的结果，而是广泛地包含着群众和集体奋斗的结晶，是人民群众和集体的荣誉在个人身上的体现。因此，一个人献身于无产阶级事业，具有无产阶级人生观和道德觉悟的人，应当把自己的荣誉归功于人民和集体，看作是社会和集体对自己继续前进的鼓励和更高要求。
当然，人民群众和集体的荣誉也是由其中每个人所建立的功绩组成的，也可以由某些先进分子的个人荣誉所代表的，1946年11月毛泽东的题词写道：“朱德同志六十大寿，人民的光荣”＇14＇，他还说：吴玉章对于革命的坚持性，“这是党的光荣，这是中国革命的光荣”＇15＇。
毛泽东的荣辱观在强调集体、人民荣誉的同时，并不否定个人荣誉，而是鼓励个人有荣誉感，鼓励每个人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集体、人民、国家多尽义务，多做贡献。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关心个人荣誉，本质上是关心自己履行了社会义务的道德评价，是关心自己的劳动和工作成果，是正常的，合理的。那种毫无进取之心，荣誉之感，对荣誉与耻辱的道德评价漠不关心的虚无主义态度，是十分错误的。因此，人人都要有积极进取奋发向上的荣誉感和自尊心，社会集体应当鼓励个人建立功勋，争取荣誉，应当尊重和保护个人的正当荣誉和自尊心。
再次，个人荣誉归功于人民和集体。荣誉属于谁？不同的荣辱观历来有不同的回答。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荣辱观，专为个人争名争利，沽名钓誉，贪天之功为己有，抬高自己贬低别人，甚至嫉妒人家，造谣中伤，为了追求个人虚荣而不惜损害他人荣誉和集体荣誉；以集体主义为基础的荣辱观，把自己的荣誉归功于人民和集体，对他人的荣誉为之庆贺、赞扬，自觉地、虚心地向他人学习。
毛泽东一贯提倡“诚心为人民服务”，个人应当把荣誉归于人民。在他看来，最高荣誉，应属于人民，属于党，而不应属于个人，最大功劳应归于人民，归于党，而不应归于个人。在这方面，毛泽东是全党、全国人民的表率。例如，1954年8月4日，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给中央的电报中说，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出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给予毛泽东以最高荣誉的提案，该大会是否可以通过提案并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毛泽东在8月6日就作了关于不要通过给毛泽东以最高荣誉勋章的批语。再如，1954年11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印送关于颁发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功人员勋章奖章的三个文件，毛泽东在审阅中将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颁发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勋章奖章的决议（草案）时，删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同全国人民一起，英勇地进行了长期的革命战争”句中“和毛泽东主席”六个字，表现出了无产阶级领袖在荣誉面前的高风亮节，为全党全国人民做出了榜样。
毛泽东认为，在荣誉面前，应当有真诚的谦逊，有“盛名之下，其实难付”的自知之明，而绝不能沽名钓誉，不能弄虚作假以骗取虚荣，不能贬低他人抬高自己。他对丧失为人民服务精神而专门为个人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