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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部副部长，也被撤职。毛泽东在这种艰难情况下，并没有消沉和颓丧，并没有屈服，仍然坚持革命，仍然一心想着革命，一心想着人民，操心根据地的安危，红军的前途，日夜关注着局势的发展，努力想办法挽回局面。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使革命遭受严重损失，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撤离苏区进行长征，使革命陷于极端困难的境地。在这万分危急的关键时刻，毛泽东以革命为重，不顾个人的委屈，不计个人的恩怨，多次向中央军委建议，给党中央写信，提出改变行军路线，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并在长征途中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同政治局的同志、中央军委的成员一个个地谈话，反复做王稼祥、张闻天的工作，以取得他们的支持。由于毛泽东的努力准备和艰苦工作，团结了多数同志，1935年1月召开的党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拨正了革命的航向，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
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崎岖不平的。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回顾到他个人的这段历史时说：“我这个人也可以作为一个例子。”“第一次代表大会我到了。第二次代表大会没有到。第三次代表大会（是在广州开的）又到了，被选为中央委员。第四次代表大会又没有到，丢了中央委员。大概我这个人逢双不吉利。第五次代表大会到了，当候补代表，也很好，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这对于我有坏处没有呢？我说是有好处，没有什么坏处。至于三次‘左’倾路线时期给我的各种处分、打击，包括‘开除党籍’、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赶出红军等，有多少次呢？记得起来的有二十次。比如，不选作中央委员，只给发言权，不给表决权；撤消一些职务，如中央农民委员会书记、党代表（井冈山时候）、前委书记等。‘开除党籍’了也不能不安个职务，就让我当师长。我这个人当师长，就不那么能干，没有学过军事，因为你是个党外民主人士了，没有办法，我就当了一阵师长。你说开除党籍对于一个人是高兴呀，我就不相信，我就不高兴。井冈山时期一个误传消息来了，说中央开除了我的党籍，这就不能过党的生活了，只能当师长，开支部会我也不能去。后头又说这是谣传，是开除出政治局，不是开除党籍。啊呀，我这才松了一口气！那个时候，给我安了个名字叫‘枪杆子主义’，因为我说了一句‘枪杆子里头出政权’。他们说政权哪里是枪杆子里头出来的呢？马克思没有进过，书上没有那么一句现成的话，因此，就说我犯了错误，就封我一个‘枪杆子主义’。的确，马克思没有这么讲过，但是马克思讲过‘武装夺取政权’，我那个意思也就是武装夺取政权，并不是讲步枪、机关枪那里头就跑出一个政权来，后头又被封为‘一贯机会主义’。对我最有益处的，就是封我为‘狭隘经验论’。我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那本书中就学鲁迅的办法，‘报复’了一笔，批评那些骂‘狭隘经验论’的人是错误的。”＇23＇他在讲话中还指出：“对于那些冤枉和委屈，对于那些不适当的处罚和错误的处置（如把自己打成什么‘机会主义’，撤消自己的职务，调离自己的职务等等）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从此消极，很气愤，不满意；另一种态度是把它看作一种有益的教育，当作一种锻炼。”＇24＇这说明一个革命者要经得起挫折、逆境、冤枉的考验，受委曲而不消极，受冤枉而忠贞不渝，经历磨难而不颓丧，千锤百炼而更坚强，始终保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而不变。毛泽东心地无私，以彻底唯物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冤枉和委屈，任何时候都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崇高革命风范，是全党的范例和榜样。
第二部分：人生目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5）
毛泽东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出发，对党内的腐败现象深恶痛绝。早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就多次提出不要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他很重视郭沫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的《甲申三百年祭》著名论文，把它列为整党文献，“引为鉴戒”。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向全党提出要警惕糖衣炮弹的袭击，防止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1949年3月23日，在离开西柏坡前往北京时，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赶考’嘛。”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25＇这就是说，要接受李自成农民起义失败的教训，进城以后不能腐化，要警惕骄傲情绪，功臣自居和贪图享乐情绪的出现，要防止腐败现象的滋长，要保持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本色，不谋个人的任何私利，不脱离人民群众。毛泽东言行一致，身体力行。他要求别人做到的，首先要求自己做到。建国初期，毛泽东的一些亲朋故旧纷纷投书北京，要求他帮助解决问题，有的要求他帮助调入北京安置工作，有的要求他出面介绍工作。对此，毛泽东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博大胸怀，断然抛弃“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一“任人唯亲”的历史陈规，模范地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带头遵守人事制度，一一劝阻，婉言谢绝。1949年毛泽东刚进京便收到杨开慧之兄杨开智的信，提出希望能在北京安排工作。同年10月9日，毛泽东回信希望杨开智“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北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事，不要使政府为难。”＇26＇毛泽东又写信给当时任湖南省军政委员会委员、长沙军管会副主任王首道，嘱以“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27＇全国解放初期，毛泽东的表兄文运昌给他的秘书田家英写了一封信，并随信开列了一个14人的名单，都是毛泽东外祖家的亲属，要求照顾安排工作或保送升学。这份名单后来转到了毛泽东手里。毛泽东在上面批示：“许多人介绍工作，不能办，人们会要说话的。”这以后，毛泽东外祖家的亲人又陆续直接给毛泽东写了一些信，他都以“宜在湖南就近解决工作问题，不宜远游”、“不宜由我推荐”、“未便直接为他作介，尚乞谅之”等等婉言谢绝，没有一人特殊照顾。1949年10月，毛岸英的表舅向立三在来信中谈到他的另一位亲戚希望能在长沙谋个“厅长方面位置”。毛岸英在复信中拒绝帮亲戚谋位置时写道：“至于父亲，他是这种做法最坚决的反对者，因为这种做法是与共产主义思想、毛泽东思想水火不相容的，与人民大众的利益不相容的，是极不公平，极不合理的。”＇28＇毛岸英的信，感人至深，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毛泽东以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准则的伟大品格和以廉为政的深谋远志。
早在1945年7月初，黄炎培等6人访问延安，黄炎培曾向毛泽东提出希望：中国共产党能找到一条跳出历史上屡屡出现的“其兴也焉”、“其亡也忽焉”、“政怠宦成”、“人亡政息”的周期率，毛泽东当时根据我们党没有自己的任何私利，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原则，充满信心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他认为依靠人民民主，必将打破“这周期率”。革命胜利后，我们党执政后，会不会腐化变质？如何防腐蚀，如何解决党内和社会上可能出现的腐败现象？如何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脱离群众？这是毛泽东十分关注的问题。他对党内会不会发生腐败现象，是非常之警惕的。他多次向全党敲响警钟，要注意防腐拒蚀，反对腐败现象的斗争。一发现苗头，就决不放过。当毛泽东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察觉到“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败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就在1951年底发动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他亲自督办，发动群众，雷厉风行地进行“三反”斗争，下决心果断地处决了曾经是人民功臣，而后却成为新社会蛀虫和人民罪人的原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和原天津专区专员张子善，坚持惩治腐败，从严治党。在公审刘、张大会召开之前，有的同志要求向毛泽东说说，考虑他们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可否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造的机会。毛泽东说：正因为他们两人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29＇1956年11月，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他更是尖锐地指出：“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那就一定要被打倒。”“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生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们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反腐败和为人民，是毛泽东所思考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他对人民挚热的爱，对一切腐败现象深恶痛绝。因为，以权谋私、贪污腐化、任人唯亲和官僚主义作风等这些腐败现象，同党的宗旨是根本对立的，与人民大众的利益是水火不相容的。如果听任腐败现象发展下去，就会脱离群众，党就会走向灭亡，国家就会改变颜色。我们坚持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就要自觉地抵制和克服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思想对党的腐蚀，就要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