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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割断了,躺在地上,两只鸡爪子,不断痉挛的蹬踢着,在做垂死的挣扎,一身雪
白的羽毛,溅满了鲜红的血点子。母亲躺在地上,并不哭泣,也不叫喊,一脸青苍,
一小撮嘴巴紧紧闭着。她那双大眼睛,望着父亲,好象要跳了出来似的。第二天,
母亲没有起床。父亲回家时,却将一包花纸包着的盒子,往母亲床头一塞,急急转
身便走了出去。盒子里是一件崭新的细麻纱连衣裙,豆绿的底子,起着大团大团的
红芍药。母亲爬下床,将新衣裳换上,站在镜子面前左顾右盼起来。可是她露在外
面的背项上,却添了两条手指粗的鞭痕,横斜在那里,青红青红的浮肿起来,象两
条蛇,蟠爬在她那雪白的背上。
我八岁的那年,有一天,母亲忽然失踪了。她带走了她所有的衣裳,也带走了
父亲买给她的那条花裙子。她跟了小东宝歌舞团里一个小喇叭手,私奔而逃。她也
参加了他们那个歌舞团,环岛巡回表演去了。小东宝歌舞团的宿舍,本来驻扎在长
春路。母亲常常去领他们团员的衣服回来洗。有一次,我经过他们宿舍,窥见母亲
正跟那些团员们混在一起,在唱歌。那个小喇叭手,是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穿了
一身绛红的制服,胸前两排金色铜扣,袖子上两道宽宽的金边,他歪戴着一顶白色
金边的帽子,露着两片渗黑油亮的发鬓来。他双手举着一管闪烁的铜喇叭,仰着身
子,吹奏得异常嚣张。母亲夹在一伙女团员中间,一齐笑嘻嘻的在唱《望春风》。
她的头上也歪戴着一顶白色金边的男人帽子,我从来没有看见她笑得那般开心过。
母亲出走的那个晚上,父亲擎着他从前在大陆上当团长用的那管自卫手枪,虚
恫的摇挥着,跑了出去,声称要去毙掉那对狗男女。可是他半夜回来,却醉得连路
都走不稳了。他把我和弟娃叫去,咿咿晤晤训了一大顿我们不甚明了的话,讲到后
来,他自己却失声痛哭起来,他那张皱纹满布灰败苍老的脸上,泪水纵横——那是
我所见过,最恐怖,最悲怆的一张面容。弟娃吓得大哭,我却感到全身的汗毛都张
开了,寒意凛凛。
母亲出走,我似乎并没有感到特别难过。大概因为母亲对我从小嫌恶,使我对
她只有畏惧,没有依恋。母亲生我的时候,头胎难产,子宫崩血,差点送掉性命,
因此,她一口咬定我是她前世的冤孽,来投胎向她讨命的。她常常用大拇指来搓平
我的额头,对我说道:“黑仔,莫要皱眉头,小孩子额头上有皱纹,要不得,犯凶
的。”
母亲叫我黑仔,叫弟娃白仔。我长得象父亲,高大黝黑,弟娃却跟母亲脱了形。
一身雪白,一张娃娃脸,他那一双乌黑的大眼睛,好象是从母亲那里借来的,可是
却没有母亲眼里那股怨毒,一径眨巴眨巴,好象在憨笑似的。母亲说,她怀着弟娃
时,梦见了送子观音,弟娃是观音娘娘特地送给她的,所以才长得跟她那样象。她
亲自给弟娃缝了一套火红绸子的衣服,脖子上给他戴了一只镀银的白铜项圈,项圈
上挂着十二生肖的铃铛,弟娃满地一爬,那些龙蛇虎兔的铃铛便叮叮铛铛的响了起
来,于是母亲大乐,一把便将弟娃抱起搂入怀中,从他头顶一直亲到他那双胖嘟嘟
圆滚滚的小腿上,亲得弟娃扎手舞脚,咯咯不停的傻笑。
有一天,母亲在天井里替弟娃洗澡,她用她自己那块檀香下不为皂,把弟娃一
身都擦满了肥皂泡子,她坐在木盆边,佝着背,一头乌黑的长发,袅袅的婉伸到膝
上,她一面掬起手,舀水浇到弟娃白白胖胖的身子上,一面柔柔的哼着《六月茉莉
》。弟娃笑,母亲也笑,他们母子俩清脆欢悦的笑声,在那金色的阳光照耀下,回
荡着。等到母亲走进屋内去拿毛巾,我走了过去,站在木盆边,正当弟娃笑嘻嘻向
我伸出手的那一刻,我一把抓住他的膀子,在他那白自嫩嫩的娃娃肉上,狠狠的咬
下了八枚青红的牙齿印。母亲赶出来,举起火钳将我的膝盖打得乌青瘤肿,好几天,
走路都是瘸的。我看着那青肿的膝盖,流出脓血来,心中只感到一阵报复的快意,
我不哭,也不讨饶。那次后,母亲对我又添了几分嫌恶,说我一定是五鬼投的胎。
然而母亲一走,我跟弟娃两个人却突然变得相依为命起来。弟娃一向是跟母亲
睡的,母亲出走那天晚上,他却跑到我房中,爬到我床上,拚命挤到我怀里来,大
概他心里害怕。那晚我自己也很疲倦,便搂住他,学母亲那样,拍着他的背,一块
儿睡去o 母亲离家后,我只见过她一次。那是她出走的第四个年头,我刚上初中。
小东宝歌舞团回到台北,在三重镇美丽华戏院表演。我偷偷带着弟娃,乘公共汽车
过台北桥到三重镇去。美丽华原来是演歌仔戏的,在重新路一个巷子口,戏院只是
一个三夹板围起的大棚子,大门入口的地方,垂着两幅花布门段,围攻墙板壁上,
贴满了彩色广告海报:小东宝歌舞团青春热舞。上面印着许多露着大腿的舞女。一
个戴着花纸帽的男人,站在入口处,举着一只讲话筒,大声呼喊;标致小姐!精彩
表演!我带着弟娃买了两张票,挤进了戏院,里面黑压压的人头,差不多满座了,
闹哄哄的。戏棚里是水泥地,地上撒满了果皮、瓜子壳、香烟头、汽水瓶子。座位
是一条条没有靠背的长板凳,挤得密密的。观众差不多全是男人,许多打着赤膊,
汗叽叽的露着上体。大多数的人都趿着木屐,坐下来后,便将木屐踢掉,一只光脚
板蜷到凳子上。里面的空气混浊,暖烘烘的一股子汗酸脚臭。我跟弟娃挤到院台左
侧最边头的一张凳子上坐了下来。戏台上挂着一张破旧的茶红幔子,台上有一排反
射的座灯,把戏台照得通亮。戏台右边坐着歌舞团的乐队,有五个人,都穿着他们
那绛红色铜扣金边的制服,在那里大吹大打,好象万华市场大拍卖时洋鼓洋号那股
喧器,那样热闹。我发觉带着母亲私奔的那个小喇叭手,就坐在乐队前排,第二个
座位上。他扬着头鼓着腮帮子,眼睛瞪得老大,吹奏得很得意似的,手上的喇叭照
得金光闪闪。他没有戴帽子,梳了一个十分标劲的飞机头,乌光水滑的。台上的司
仪擎着麦克风出来报了幕,讲了几句风话,台下掀起一阵口哨飞采,突然间,六个
舞女便从幕后跑了出来。她们都穿着短短的粉红裙子,白白的大腿全露在外面,每
个人的头上箍着一圈亮晶晶的金色锁片子,两只手腕上也戴满了闪烁的手钏子。她
们出来后,肩靠肩站成一排,等乐队换了一支曲子,她们倏地都甩出一只手来,往
来台下一指,一齐尖声唱了起来:台下的观众更加兴奋起来,大声叫道:跳!跳!
跳!乐队敲打得愈来愈急切,于是台上的舞女互相勾肩搭背,一字排开,开始飞踢
大陆腿,跳起舞来。她们一边踢,一边唱,手钏子铮铮铛铛。合下的男人们,拍手
的拍手,叫好的叫好。司仪手执着麦克风,也声大声喊;嗨!嗨!嗨!好象在替那
些舞女加油似的。
我和弟娃的座位很偏,看得不太清楚。我站了起来,张了半天,赫然发觉,原
来台上左边第一个舞女,就是母亲。她们六个人,都搽得一脸大团大团红通通的胭
脂,眉毛眼睛画得又是蓝又是紫,脸谱勾得一模一样,不容易分别。母亲已经三十
出头了,可是她身材娇小,又那样打扮着,看起来,竟象个十八九岁的小姑娘。她
比其他的舞女都矮小,踢起腿来,总比她们迟缓一些。她一径咧着涂得红红的嘴巴,
露着一口白牙,做出一副笑容来。可她那双大眼睛却一直急切的眨巴着,好象十分
仓皇吃力的模样。我告诉弟娃,母亲也在上面跳舞,弟娃赶忙爬到凳子上去,寻找
了片刻,突然,他叫了一声:“阿母——”便站在凳子上哭泣起来了。
南机场克难街两边,都是卖西瓜的小贩,地上撒满了吃剩的西瓜皮西瓜子。稀
烂鲜红的西瓜肉,东一块,西一块,招来许多嗡嗡的苍蝇。在太阳底下晒狠了,那
些烂红的西瓜皮肉,都在冒着一股发了酵甜腻的馊气。母亲住的那栋房子就在克难
街底的一个贫民窟里。那是一栋十分奇特的建筑物,一所日据时代残留下来两层楼
的一座水泥房子,墙壁坚厚,墙上没有窗户,只有一个个小黑洞,整座房子灰秃秃,
像是一座残破的碉堡,所说是日本人驻军用的。我进到房子里,一道螺旋形的水泥
楼梯,蜿蜒上升,伸到那看不清的幽暗里去。里面阴森森,洋溢着一股防空洞里潮
湿的霉味。一座楼里不知道住了多少户人家,里面人声嘈杂,大人的喝骂,小孩的
啼哭,可是因为幽暗,只见黑影幢幢,却看不清人的面目。我扶着那道水泥栏杆,
摸索着,爬到了二楼顶,母亲住的那家门口去。大门敞着,有一个老太婆坐在门口
一张矮凳上,点着头在打盹。那个老太婆穿着一件黄白麻纱的敞领汗衫,她颈子上
的皱肉,像鸡皮似的,松垂了下来;她脑后挂着一小撮发髻,前额上的毛发却掉光
了,一大片粉红的发斑侵到她眉毛上,好像她前额上的头皮给揭掉了一般,露出鲜
红的嫩肉来。
“阿巴桑,黄丽霞在么?”我卸掉了墨镜,招呼她道。
“嗯?什么人?”老太婆睁开眼睛,嗄声问道。
“黄丽霞,阿丽。”
老太婆也不答话,清了一清喉咙,叭一下往地上吐了一口浓痰,朝我狠狠打量
了一下,才用手往里面一间房间指了两下。我走进去,穿过一道砖砌的弄堂,弄堂
底那间房,房门垂着一张酱黄的布帘。我捞开帘子房中黝暗,什么也看不见,只有
随着帘缝射进去一道昏惨惨的日光。我探索着走进了房中,里面又闷又热,迎面扑
来一阵腥膻的恶臭,好像是死鸡死猫身上发出腐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