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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看样子，你是上路了？”
“经理栽培，还敢不识抬举么？”我笑道。
“几时这么知好歹了？”严经理撇了一下嘴，“快去换制服吧。”
我换上侍应生白褂子黑长裤制服，又开始冰咖啡、柠檬水、红豆汤、甘庶汁，
团团转托起盘来。进来避雨避暑的客人，都在谈爱美丽。台风风速又加强了，暴风
半径扩张到五百哩，大约明天下午登陆台湾北部。晚上西门町那一带的店铺打烊以
后，都纷纷在玻璃橱窗外面加上了防风木板。银马车做到十点关门，严经理把小账
分摊给我们，每人分得三十五块。他将我叫到经理室去，从口袋里掏出了两张一百
元的钞票给我。
“这是你昨天问我借的，凑足五百块钱，给你拿去交房租――这次不是来骗我
了？”
我接过钞票赶快起誓道：“这次确实是真的了，昨天已经交给房东两百块，还
欠一百。”
严经理打量了我一下，沉吟道：“你代完三天工，有什么打算呢？又回去干那
一行么？”
我突然感到脸上一热，低下头去含糊说道：“我试试看，去找份工作――要是
经理这里用得着人，我愿意回来。”
“现在没有缺，下个月有一个小弟要走，我再通知你，”严经理认真的说道，
“快回去吧，台风要来了。”
我临离开银马车，到厨房里去将搁在碗柜里的一只牛皮纸袋取了出来，袋子里
有两块粟子蛋糕，是下午一桌赶电影的客人，来不及吃完，留下的。我装在袋子里
藏在碗柜，预备晚上带回去，跟小弟一同消夜。坐在回家的公共汽车上，我心中开
始盘算：丽月那里，不知道还能让小弟住多久？拖不下去了，把那个小家伙放到哪
里去？我想代完三天班，向严经理开口，我愿意搬回他那间金华街的公寓跟他一块
儿住――我还有一把他公寓的钥匙没有还给他――我可以告诉他，小弟是我的弟弟，
请他暂时收容。如果我在银马车正式当侍应生，规规矩矩托盘子，也许他会答应。
严经理对我很好，一直要我“改邪归正”。如果万一他不答应，我还想到一个人―
―母亲的养母，我们的外婆吴好妹。母亲的养父过世后，母亲跟外婆又开始来往了。
母亲曾带我跟弟娃到桃园县龙潭去探望过外婆。外婆吴好妹是一个胖大健壮的女人，
一双放大脚，行走起来，啪哒啪哒比她饲养的那些鸭子还要快捷。外婆是个热心人，
很疼爱我们第二天一早便挽着一只大篮子，领着我跟弟娃到鸭棚去捡鸭蛋去，几百
只鸭子早放到池塘里去了。鸭棚内，鸭屎鸭毛堆中，露出一只只青色的鸭蛋来。我
跟弟娃兴奋得乱叫，也顾不得鸭屎臭，满地去挖掘鸭蛋。弟娃走路都走不稳，在鸭
棚里摇摇摆摆，抓得一手的鸭屎。母亲也赶了来，外婆对他笑道：“阿丽，把他们
留在这里算了，替我捡鸭蛋。”
去年外婆到台北来看我们，带了两只蕃鸭仔来，一只黑的给我，一只白的给弟
娃。提到母亲，她又骂了几句，掉下几滴眼泪来，临走时，对我说：“放了假，带
着弟娃，到乡下来吧。”
那两只蕃鸭仔，一个秋天，却长大了，一黑一白，闪亮的羽毛，鲜红的肉冠子，
见了人便会摇着屁股哈哈的虚张声势。我们叫它们阿黑阿白。饲喂那两只蕃鸭，便
变成了我跟弟娃两人每天的大事。我们常到舒兰街那条小河边去挖蚯蚓，河边泥土
肥沃，蚯蚓根根有小指那么粗。我们挖满了一只洋铁罐回来，喂得两只蕃鸭肉叽叽
的，肥得屁股都快垂到了地上。到了过年，父亲把两只鸭子捉来，一刀一个，两只
的头都剁掉了。父亲嫌那两只蕃鸭屙得天井里到处的鸭粪，奇臭难闻，招来许多苍
蝇，而且去年过年，父亲又没有钱多加年菜。两只鸭子，阿黑拿来炖汤，阿白香酥。
父亲把香酥鸭腿子，一只挟给我，一只给弟娃，自己却啃着鸭颈子下酒。我倒吃得
很开胃。弟娃却白着脸，鸭腿子碰都没有碰。父亲问他，他推说肚子不舒服。我知
道，他心疼他的阿白，吃不下去。饭后我悄悄对他说：“傻子，有什么好难过的。
暑假我们去桃园，再向阿婆要两只蕃鸭仔来养就是了，替你去选只白的，好不好？”
我跟弟娃始终没有去成桃园。我想如果我带小弟去外婆家，住几天大概是不成
问题的。我可以帮着大舅赶鸭子，小弟呢，跟着外婆吴好妹去捡鸭蛋，大概总还行
的吧。
“丽月姐，怎么样？房租交清了，这下你不赶我们走了吧？”
回到锦州街，第一件事便是拿一百元给丽月，把尾数缴清，我知道丽月的脾气，
她对我和小玉虽然大方，房租却是不许久欠的。丽月正在房里跟阿巴桑两人商讨什
么事情，她接过我的钞票，却对我说道：“你坐下来，阿青。”
“丽月姐，我也上班了，”我坐下来笑道，“在银马车，我这个班一个月还不
及你一夜晚的出差费呢。”
“阿青，”丽月抽了一口烟，缓缓说道，“今天下午，你那个疯仔出了事。”
“出了什么事？”我急问道。
“他把我们小强尼弄伤啦！”阿巴桑抢着说道。
“是这样子的。”丽月解释道，“下午他跟小强尼两人抢球，他推了小强尼一
把，小强尼一跤磕到桌子角上，把一颗门牙磕掉了——”
“可怜啊，一嘴的血！”阿巴桑指着嘴巴比划道。
该死！等我去揍他！“我叫道。
“我早就打了他一顿屁股了，”阿巴桑忿忿然，“那个痴仔，还笑呢！”
我站起来，要往自己的房间走，丽月却叫住我道：“你不必去了，我已经把他
送走了。”
我一下愣住，瞪着丽月没有出声。
“送走了？送到哪里去了？”半晌，我责问道，我的声音有点颤抖起来。
“警察来了——”阿巴桑插嘴道。
“警察局派了一部车子来，把他带走了，”丽月说道，她又加了一句，“走了
算了，也给你省麻烦——”
“你们凭什么叫警察？”我突然大声喝道，我感到一阵急怒，“你们把我的小
弟弄到哪里去了？”
“你也疯啦！”丽月叫了起来。
“我去找他！”我把手上那袋粟子蛋糕往桌子上一掷，气冲冲的叫道，“找不
到，我要你们负责——”
我在中山北路上一直奔走下去，迎面疾风，还夹着阵阵乱雨点。台风的风头已
经到了。路上没有行人，两旁的荧光灯，紫濛濛的，在风雨中发着雾光。我一口气
跑到南京东路口的三分局，跟分局门口的值班警察说明来意，他带领我进去，去见
里面办公室的一位警官。那位警官四十上下，焦黄干瘦，人却和气。他办公桌上放
着一架手提收音机，正在细细的播着京戏。警官知道我来寻人，便拿出一份表格来，
要我填写，问我道：“你找的是你什么人？”
我迟疑了半晌，答道：“是我的弟弟。”
“什么名字？”
“小弟——”我只好答道。
“我是问他的本名。”
“先生，”我解说道，“我这个弟弟有点毛病——我是说，他的脑筋不太好，
像个两三岁的小孩子——”
“嗐，”警官摇手止住我叹道，“我懂了，你是说你弟弟是个白痴？这又是件
无头案了。上个月，在圆环附近，我们还抓走一个神经病的女人，她在圆环大街上，
赤身露体，蹦蹦跳跳。我们问她姓什么，她自己也说不上来——到现在还关在台北
精神疗养院，没有人去认领呢。”
“先生，我那个弟弟，送来三分局了么？”我探问道。
“我们这里没有记录，就是送来了，我们也不会收留。这种案件，普通会送总
局特别处理，分发到几个神经病院去。台北的病院满了，有时还会送到新竹、桃园
去呢——”
警官说着，却突然停下来，全神贯注的聆听起来，他桌上收音机正在报告台风
消息：强烈台风爱美丽今晨零时已推进至北纬二四度，东经一二四度以每小时十公
里的风速向台湾北端进袭——“老弟，”警官严肃的对我说道，“爱美丽快登陆了。”
他看见我还站着发怔，不肯离去，便安慰我道：“这样吧，你先回去。明天我
们这里有消息再通知你。你最好到总局去查查，要是已经送进病院倒好了。你放心，
那里反正有医生护士照料，出不了事的。”
从三分局出来，我在街上茫然徘徊起来，一直步上了中山桥去。风把我的衬衫
吹得鼓胀，可是背上的汗水不停的一条条直往下流。天上黑沉沉，桥下的台北市，
却淹没在凄迷昏黄的灯海里。伫立在桥上，我又开始感到那一片无边无际的寂寞起
来。
先生，你们这里有没有送来一个光头赤足的男孩？先生，你们这里有一个神经
不正常的少年么？十四五岁，打着赤足的？先生，是昨天送来的，他没有姓，没有
名字，他叫小弟——第二天一早，我便出去满台北到处去寻找那个白痴仔了。我先
到三分局、四分局，最后到总局，都没有问出下落，最后只好赶到台北精神疗养院
去。疗养院里守门的护士不让我进入病房，只许我在铁栏杆外观望。他告诉我，青
少年的病人一共只有两个，可是都是三个多月以前进院的。有一个走了出来，是个
带着玳瑁边眼镜，一脸长满了青春痘十六七岁的胖少年，他穿了一件绿色睡袍，伸
出一双猪蹄似肥膀子，像患了夜游症一般，往前摸索行走着。
“不是这个吧？”男护士指了一指胖少年，悄声问道。
“不是——先生——”我说道，“他是个白白瘦瘦的孩子，剃着个青亮的和尚
头的。”
中选，台北市已经罩入了暴风半径，风势一阵比一阵猛烈起来。仁爱路两旁高
大的椰子树给风刮得枝叶披离，长条长条的大树叶，吹折了，坠落在马路上，萧萧
瑟瑟的滚动着。杭州南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