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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上午，专案组长及公安都来了。平常组长来看看我写的交代而公安不来。这次他们果然提出一个我早已预料却没说过的问题：你在广场上肯定有知根知底的同伙，这一点你一直隐瞒着。我矢口否认。他们说出了具体：那为什么你在广场上早晨和中午的衣服不一样？
我说：咳（我两个月前就编好了），有一个我不认识的人，非要和我换衣服穿，于是我的蓝工作服就换成了他的浅灰夹克。
公安也不吃素的，大概说：夹克要花十几元买，工作服是发的，他不认识你干吗这样。我只好说：他可能觉得我太出众被盯上了不安全。公安又问：他没说什么时候再换回来？我说约好第二天晚7点在西单体育场（15年前已拆改为西单广场）再换回，但他第二天没来会我。
没想到公安非要我说出他的名字，我这次真是顺口诌的，说叫王德明。心说不可能有这个人，你们丫查去吧。
三四天后，他们又是全部上阵，说是今天给你一个立功机会，看看这些照片中人在广场上干了什么。大约三四张照片，我一个不认识。我不知怎么回事，将那几张照片摆在桌上，认真辨认——是想在心里回忆出些什么。我无意拿起一张照片（黑白一寸标准照），随手一翻，看见照片背面三个字：王德明。我心里啊呀一声，坏了，他们真的查出了几个王德明。
我还故作不屑地说：不是这个王德明。心里为这三四个王德明担忧，又一想他们没做过的事是不会承认的。
十、隔离审查期间我写了一尺多厚的交代材料
我大概被隔离审查了一个多月。大部分时间是在不停地写交代材料和思想认识，那一个多月我写了一尺多厚的稿纸。
除了交代事实，我肯定也无数次地写过如下认识：我对不起党和国家，犯下了严重的反革命罪行；我上了坏人的当，成了他们反革命的工具；我冲击小楼、当谈判代表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爬上纪念碑浮雕是反革命的跳梁小丑；我不听政府的话，赖在广场，起到了破坏和捣乱的作用；我念《告工农子弟兵》，是把矛头对准了毛主席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我半道换衣服是想蒙混过关，但人民警察的眼睛是雪亮的；我要低头认罪。
我肯定也写了不少求饶文字：念我还年轻，请给我重新做人的机会；我本质上是热爱党和毛主席的，不是故意犯的错误；我有技术有文化还可以为国家干很多事情；我要接受教训，抓紧思想改造。有一次我甚至假惺惺地问孟书记：以后我若特别努力的话，我还能入党么？孟给我的是蔑笑，他说：你先不要考虑那些事了，先交代好罪行再说。
总之，那一个来月，我把报纸电台上的极左语言用了好几遍。说空话大话谎话已经很顺嘴顺手了。那么多令我恶心的文字出自我手，后来我都不太相信，可当时没觉得什么，只是希望早点结束审查——我的骨头也实在缺钙呀。那时我的思想更是灰溜溜的，混一天算一天，尤其是想起很多人都在监狱中受苦时，我有时特惭愧地认为：他们在替我蹲监狱，我替他们在牢外清闲——每天能吃肉，每天不挨揍，买饭时照样能看见靓丽的女工，我真对不起他们，我真是小人、胆小鬼、软骨头——幸亏我不知什么有价值的地址，否则高压之下我当叛徒也说不定呢。想深了，我就自卑起来，肯定是一副甫志高（小说中叛徒）的表情。
我们组的工人尤其组长和哥们儿赵×对我特好。有几次赵组长、赵×偷偷地给我送来好吃的（好像是酱肉和点心）。我劝他们快离开我的小屋，他们不在乎，还说：就算来做你的思想工作，让你快些认罪。他们当然表示了：大家都希望你早些能自由，回车间，谁也不会拿你当反革命对待的，还说车间不少人挺佩服你的。
最出格的一次是朱师傅来找我，当时我已被审查了一个月，专案组不怎么来了，孟书记也不天天盯着我。朱师傅说：你肯定特想游泳，我带你去。他告我他提前看好了那孟书记去公司开会了。我出小屋时虚掩上门，仿佛我去厕所了。我俩是跳墙出去的。久违的游泳池，久违的自由泳，太美了。一个小时后我悄悄返回，无人察觉。我继续以写检查来练钢笔书法。
我小学时练过欧体一年多，进工厂后爱临黄山谷的字。至于硬笔书法我在青工中可能是最好的。艺无止境，我在那一个多月，练习悬肘写钢笔字（即肘部、手腕皆不伏案）。这样写字特挥洒自在，但没练过的人极不适应。到后期时我的检查，有时以《兰亭序》的笔意写，有时以怀素和尚的正楷写，但不敢使隶书，怕他们以为我在玩，也不学张旭，怕嫌认罪态度草率（草书与草率一个姓）。
魏师傅有一次给我偷送来一瓶酒和花生米，让我晚上闷时喝一点。我隔离的小屋边有几间青工宿舍。我能听见一个工友李××（家住西单，父是转业军人）每晚拉提琴。拉得一般，但旋律毕竟有美感。他拉当年比较抒情的小提琴曲《我站在金色的炉台上》（盛中国首奏），可惜他只能拉前面比较简单的部分。我想起我们一起喝酒、听黄色故事的快乐时光。他脸胖身不胖，大家叫他小胖子，人随和爱文艺。他比我大两岁。他跟我讲过一个漂亮姑娘追他，可她太矮。当时有工友还嘲过一句：高呀矮呀就那么回事，还不是两人中间找齐。
同进厂的工友魏×也来小屋看过我，还给我带来了小说。他那时开大卡车已经很熟练，可他刚开时撞车碎了髌骨，我们陪他去医院的。魏也爱小提琴，嗓音高却不爱唱歌让我嫉妒。我与魏进厂前都是玉渊潭中学的，我俩都是红卫兵，我还在初三入了团。他是校卫队的，专门管小偷流氓以及坏学生。他跟我讲过我们中学的不少风流事：某校宣传站的老师把我班某女生的肚子弄大了，后被判了刑；×××偷看女厕所被他们抓住；某女生是一“圈子”（文革用语，指女流氓），在哪儿乱搞；校防空洞总能逮到正在搞的流氓。
真不好意思，我在隔离期间，还做了几次朦胧的流氓梦并且“放了水”。梦外我是反革命，梦里我是流氓。那个年代，青工做春梦还是有羞耻感的。白天也是，有时写着写着“我的罪行”，裤里就翘了起来，那家伙比笔杆还硬呢。我们中学根本没上过“青春卫生”课。女性的那个部位一直是个谜，虽然也偷看过《农村医疗卫生手册》中的线描图，但仍不得要领——并且我也觉得图上画的那玩意儿也太难看了，什么乱七八糟的。爱情就与这种龌龊的东西有关吗？不可思议。
由于白天从事的是脑力劳动，是“文字”工作，觉就睡不太好了。失眠时想得更多的是厂里漂亮女工，今夜想这个，下夜想那个，每晚都是挺专一的。想得比较多的还有我们旅行的情节，比如我和榆次籍的李师傅、江西籍的方师傅以及青工陈××去大连玩的事：在黑石礁生吃小螃蟹，在星海公园下海，在旅顺遇一善良妇女免费请我们吃饭，在陈××的亲戚家老蹭饭惹人冷落，在海鲜饭店吃一碗最便宜的海鲜面是两元（小馆普通面也就一角五分），为省钱（花两元）坐大连到烟台的又臭又热又响的统舱。
隔离审查快让我烦了。毛主席什么时候才能发个最高指示，饶了我们这些青年呢。
原载《西湖》2007年第3期
原刊责编赵健雄
本刊责编王虹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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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
有我，有你，有他
［俄］维多利亚·托卡列娃
岳萍/译
1
安娜等着已成年的儿子回家。
已经夜里两点多了，安娜的脑子里充斥着各种各样可能发生的事情。也许，儿子和一个金发美女留在宿舍过夜，而那女子却是个艾滋病毒携带者。病毒正在进入毛细血管，一秒钟的工夫就侵入到血液循环系统。病毒平稳地移动着，扩散着。现在，她的儿子因缺乏免疫力而面临死亡。他不断地消瘦，变得越来越苍白，像蜡烛一样渐渐地熔化。她将要为儿子举行葬礼，还要隐瞒死亡原因。哦，上帝呀！还不如当初让他结婚呢！为什么，为什么两年前要阻止那场婚姻！但又怎么能不阻止呢？那女子来自马里乌波利，比他大6岁。这还不是全部，她有孩子，却不要孩子，交给孤儿院养到3岁又送给了别人，自己却呆在莫斯科钓金龟婿。而儿子这个傻瓜昏了头，竟然要去婚姻登记处登记，安娜藏起了他的身份证。她不想听儿子的解释，自己也不想多说，她去了教堂，双膝跪地向上帝祈祷，终于拆散了这一对儿。
她胜利了，换来的却是等待。
安娜神经紧张。“够了，”她对自己说，“不要再瞎想了！为什么会在宿舍？哪里来的艾滋病？也许他并没有和女人在一起，而是与朋友在一起，在某个朋友的厨房里喝酒呢，结束之后就会回家的。”
要是喝醉了突然打起架来怎么办？他打了别人，自己也挨了揍，躺在地上打滚，流着血。也许，他被扔出窗外，面目全非。上帝呀……要是他还活着，他会打电话的，平时有什么事情他总是打电话回家。没有打电话就说明他死了。
安娜慌忙走近电话，拨通了09，询问了意外事故管理局的电话。
“喂？”意外事故管理局那边传来了充满睡意的声音。
“对不起，请问你们那里有没有见到一个年轻人？”安娜问道。
“多大？”
“27岁。”
“穿什么衣服？”
安娜开始回想，“他穿的什么？”听筒里的声音很不耐烦，“你在搞什么名堂？你是不是觉得我应该起来喝点茶？”
安娜想：“人家发生了不幸的事情，他们却还想着喝茶！”
就在这个时候门铃响了。安娜扔下话筒，跑向门，打开。她所想象的第一种和第二种可怕的事情竟然真的发生了：儿子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