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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引起人们同情的末路英雄”，使这部影片备受关注，众说纷纭。欧洲各国的电影院场场爆满，媒体持续高烧，德国历史学家第45届大会甚至专为该片举行一天辩论……
批评的声音说，写一个杀人狂的传记，不应该去叙述他如何参加晚会、爱听什么音乐、喜欢波尔多酒还是香槟。因为这些情调都不是历史关键，和纳粹与大屠杀没有任何联系。再现历史时如果省略历史情境是让人难以接受的，它意味着具有某种倾向性与不真实，意味着德国民族主义和新纳粹势力的抬头。
赞同的声音说，这样的争论毫无意义，因为人们混淆了人的私有性与公共性，在现实生活中一个民选总统可能粗野地骚扰他的女秘书，一个独裁者当然也可能温文尔雅地对待他的家人，该片只是还原了希特勒的原貌。
《帝国的毁灭》的制片人一脸无辜地辩解：如果说这部电影有价值的话，那就是它不带有任何价值判断。可是他的所谓客观立场马上引来猛烈的抨击，指出站在制片商的立场看，希特勒现在的价值只是货币意义上的，他正像性一样被到处兜售。
纽约犹太人素食协会的反应更为强烈，马上找出一千多条资料，来证明希特勒并非真正食素，只不过因为健康原因减少吃肉，正餐时他的盘子里仍少不了巴伐利亚香肠、火腿甚至鸽子肉。他们不能容忍一个恶贯满盈的刽子手，出现在素食者的行列里。苏格拉底、柏拉图、毕达哥拉斯、达·芬奇、但丁、莎士比亚、雪莱、肖伯纳、伏尔泰、卢梭、托尔斯泰、爱因斯坦、戴安娜王妃、查尔斯王子，还有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全家，古往今来那—份长长的素食精英名单，不能被这个罪恶的名字玷污。在他们看来，食肉者已是大不义之人，何况这个魔头杀人如麻。
杨杨呢？她更关心的似乎不是影片的立场，或者历史的倾向，甚至不是希特勒是否真是一个素食者。当她看过朋友从国外特快专递过来的影碟之后，已经确信希特勒是个素食人，并因此表现出一种深受伤害的沮丧，把希特勒素食看成全世界素食者的奇耻大辱。
在此之前，康德有个观点一直是杨杨素食道德说教的中坚：残暴对待动物的人，对人也会变得残酷。应该仁慈公平地对待动物，因为这么做能使我们仁慈公平地对待人。
不光是杨杨，长期以来，这个观点被动物保护主义者广泛引用，几成经典，其逻辑的引申也很具说服力：爱动物的人，肯定会善待自己的同类，反之亦然。行为学的数据可以为此作证，美国监狱里的重刑犯，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有虐待动物的前科；人类学的研究结论也可以做出比照，食素部落的人通常比食肉部落的人性情温和得多，较少攻击性。反过来正过去，大体就有了这样的印象：善良的人是爱动物的，爱动物的人是善良的，素食者尤甚。希特勒素食说对这个约定俗成的共识所起的作用，真可以用颠覆一词来形容。
杨杨来找我的时候一副六神无主的样子，想从我这儿找点能让她慰藉的说法，可实际上此事给我的震惊并不亚于她本人。因为在我写作的过程中，康德的这个论点一直深得我心，围绕它来做道德文章，可供引用的现成例子比比皆是。不期节骨眼儿上杀出个希特勒，把这一切本来顺理成章的推论全给搅和乱了。一时半刻我完全不能想象，希特勒这样一个魔头居然食素，且爱狗如同己出，花落也要伤感。我虽不会像杨杨那样受到心理上的伤害，至少书中以康德观点为依托的章节，需要重写。从这点上说，我肯定跟纽约素食者协会的成员们一样，希望找出根据证明希特勒不是素食者，他们为了纯洁队伍成分，我为了讨论问题方便，说白了，都是想把复杂问题简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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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 …
《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07年第5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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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几天我一直在想着另一件事情。二战以来所有将希特勒指为恶魔开除出人类的叙事，是不是同样有着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的嫌疑？有学者认为对“希特勒不是人”的表述，妨碍了对历史中人性之恶及其不确定性的反思。将历史人物犯下的罪行，归结于魔鬼，让魔鬼为人类背黑锅。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的悲剧，并不是哪一个魔鬼可以制造的，而是希特勒以及纳粹狂热拥戴者共同的罪过。把希特勒指认为魔鬼，在人类之外找到良心的替罪羊，可以使所有参与人类自相残杀惨案的成员撇清责任，更可以使当年高高举起双手，用民主的力量把希特勒推上领袖神坛的人们减轻愧疚，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差不多是人类社会潜意识中的一次高度默契的集体合谋，好像希特勒被开除出人类队伍，就可以将人类历史中最丑恶的章节，编入魔鬼的另册，换来一种自欺欺人的轻松。
希特勒是否食素对于认识二战的历史来说到底有多重要？
难道证明了他的确食素，纳粹对邻邦发动的闪电入侵，实施大屠杀的罪行就不能成立了？吞噬了几百万犹太人的奥斯维辛焚尸炉，诺曼底海边白花花的墓碑群，就都变成了噩梦里的幻景，失去了它们的真实性？反过来说，假如证明了他并非素食，二战期间几千万上亿受害者惨绝人寰的遭遇就有了某种逻辑上的合理性不成？
《帝国的毁灭》所做的努力是要把他还原成人，即使一个犯下了滔天大罪的狂人，也是一个在生活的某些方面符合规则的常人。可能是因为长期以来，人们已经适应了将希特勒完全妖魔化的表述，才对这部影片有了那么多不容调和的看法。然而，乍看起来这个努力似乎是在克服着将历史简单化的弊病，但如果这种还原缺失了大背景的勾连，同样会从另一个方面将历史简单化，而简单化的直接后果，是把人引进陷阱，闹出常识性的笑话。有个看似调侃的小故事，尽管是戏说，尽管很夸张，倒也挺通俗地说出了这样的道理。
有人给某妙龄女子出了一道选择题，假如你正在寻找如意郎君，这两个男人你挑谁？前者性情暴躁，举止粗鲁，抽烟喝酒，还有几个情人；后者温文尔雅，善待动物，食素，并对爱情很专一。女子想都没想就答道，当然是后一个。提问者大笑着告诉她，前者是邱吉尔，后者是希特勒。女子目瞪口呆。
我把这个故事说给杨杨听，她不但一点儿也笑不起来，反而更加心事重重。我呢，重新回到电脑前边，在已经成形的章节里挑出这一篇，改写成现在这个样子，也不知道自己是更清醒，还是更糊涂了。
原载《芙蓉》2007年第2期
本刊责编黑丰
作者简介
蒋子丹，女，1954年生于北京，祖籍湖南。先后做过演员、校对、编辑、杂志主编和省作协主席。现任广州市文联专业作家。迄今出版小说集《左手》《桑烟为谁升起》《黑颜色》等七部，散文集《乡愁》《一个人的时候》等五部，以及长篇小说《长大不容易》和长篇散文《边城凤凰》，部分著作被译为英法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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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石块上开出浅蓝色的小花……
［俄］叶连娜·罗琴科娃
王加兴／译 雷 达／批注、评点
叶连娜·阿列克谢耶芙娜·罗琴科娃，1965年生于普斯科夫州新勒热夫市。诗人，小说家。1988年毕业于国立列宁格勒克鲁普斯卡娅文化学院图书馆系，1995年毕业于圣彼得堡工会人文大学法律系。罗琴科娃的作品生活气息浓郁，写作风格清新质朴。在小说《当石块上开出浅蓝色的小花……》中，作者通过塑造宁卡这一人物形象，突显了平凡生活中人与人之间朴素真挚的情感。
一开始宁卡就很喜欢托利亚。那会儿他俩在一起念书，他们去邻村上学时要穿过一片树林。年龄大些的孩子像向导一样走在前头，而年龄小一些的则稍微拉开一点距离在后面跟着，但也不准离得太远，以防他们溜之大吉！大孩子们一个个都不时地回头看看，点点后面的人数，还威风凛凛地呵斥几句。在冬天里，清晨犹如夜晚漆黑一片，小孩子们不仅不掉队，反而紧紧地跟着大孩子们，大伙儿挤作一堆，乱成一团，都想凑近火把——稻草绳微微发出的火光。大孩子们照旧吆三喝四，骂骂咧咧的，不过这会儿已不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威风，而是在发泄怨气了，他们是在生自己的气。不想上学，面对黑黢黢的树林感到惊恐万分。功课学得很糟糕，要挨过漫长而枯燥乏味的一天，晚上也不轻松——放学回家之后，还要帮助守寡的母亲一起承担男人的重活，一直要干到天黑，不冲那些小孩子发脾气才怪呢！
托利亚算是大孩子，而宁卡则在小孩子之列。在他面前她特别听话，因为他曾救过她的命——有一年春天他拽住她的衣角把她从湍急的小河里拉上岸来。
从那以后宁卡就爱上了托利亚，这种爱是未婚少女对一个已婚帅哥的狂热而没有结果的单相思。宁卡在城里很轻松地当上了油漆工兼抹灰工，每年都要回一趟村子来度假，每次回来时便会心怀嫉妒地朝托利亚家那高大的新房子瞟上几眼，——房子就像它的两位主人及其孩子那样显得匀称而结实。
宁卡的生活并不如意，但她毕竟是城里人，而托利亚的那位瓦尔卡是乡下人。
后来宁卡就把托利亚给忘了，单位给了她一间位于市中心的房子，她很快就物色到了丈夫——干瘦的，沉默寡言的鞑靼人安瓦尔，她是在一位女友的婚礼上跟他偶然相识的，当时他正在唱着醉歌。几乎没怎么犹豫，宁卡就接连生了两个孩子，以便能尽快拿到套房。可单位并不急于解决她的住房问题，于是安瓦尔便遗弃了他们。对这件事儿宁卡并不感到伤心难过，因为安瓦尔不仅不养家糊口，而且还是个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