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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我是漏网之鱼
由4月5号开始的大搜捕，使得所有参加过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活动的“闹事分子”都觉得有些在劫难逃，而一般去过广场的普通工人、职员、学生也都陷入写检查的风潮。当时上级布置的是每人都要写从3月底到4月初去过几次广场、干过什么、知道别人干过什么（揭发材料）。小道消息每天都有：谁谁谁（邻居或熟人等）被抓走了；广场上当时的小平头是谁和谁被抓了（广场“闹事分子”不少都梳小平头，比如我们五个谈判代表就有三个梳平头）；抓的人城区的监狱都装不下；有的中学生也被抓了。
我所接触到的哪怕最没政治觉悟的工人也认为把“四五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是太过分了。绝多的人都敷衍了事对待写检查和汇报。法不责众，那七八天城区的市民（除老弱病残以及在押犯）几乎没有没去过广场的。比如4月4号那天广场的人次就超过百万。是有老实巴交胆小的人去过广场也不承认，我没听说过谁揭发了谁——几千年来传统中的“不告密”是道德底线之一。我也写了检查，只言上下班路过天安门广场，顺便去悼念一下周总理，绝没提我在广场上的那些事。写的时候，我并不很痛快，惭愧自己不是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有种人。
抓人的风潮一个月才过去。奇怪的是平安无事，连厂里的保卫科长都没找我谈过话，真是神了。那一个月，我吃了不少好的，每天的晚饭都当成“最后的晚餐”，钱花冒了，还跟好友“借”过钱吃喝——心说我都是快进去的人了“借”你点钱享受一下不应该么。生活上呢，也有一点破罐破摔，跟着不良青工晚间从天窗翻进食堂偷吃的以及零星饭票（多了怕被保卫科立案），用肉和圈套（杠杆及自锁原理）诱捕附近农民的狗——但最后我没吃，我吃的是捕到的猫的肉（略酸），还在工厂自制的汽水中偷兑上廉价白酒专门打给女青工们喝以图稍后观看她们慵困之态，因为每一天都当成在外面的最后一天过，便没弄一个短期恋爱计划，加上心情不放松只顾得上满足口福。
后来我才知我侥幸的原因有几条，据说4月5号过了几天，有公安人员拿着的确有我的照片来我厂调查，但第一，我那天的考勤是全勤连迟到都没——因为收入工厂很重视考勤；第二，照片上的我因是疯狂表情、头发奓乱、脖子斜梗、五官也一反常态，与我平常的照片判若两人；第三，可能是任何领导都不愿自己单位出个反革命，加上我工作很好以及团员的政治面目，可能也为我说了好话了。
七、我被查出是“反革命”，隔离审查
“四五事件”过了两个月，因车间的保护和现场照片与我“不符”，我仍逍遥“法”外，其间我不知公安来查过我而未果即归。就在“四五”过了十多天时，谈判代表之一的纺织工人王××还来厂子找过我。那天我利用“存休”请假，我俩去了颐和园。王是有政治狂热的人，能说善辩。在佛香阁他除了大骂当局，还鼓动我不应该沉默，不应束手就擒（他认为当局早晚会查到我们），要联合更多的人采取行动。他又讲他们厂子的人保守、发动不起来。我当时未置可否，但绝对不愿再因非我爱好而铤而走险。当天下午他非要来我的厂子，又在我们钳工四组宣讲革命道理。当时姓方的青工（我们一起从塘沽坐两元的统舱去大连玩过）问我：这人是不是脑子有病，你怎么跟他来往。而组长赵师傅拿起扫帚就把地扫得尘土飞扬，驱散了看热闹的工人。王××没讲下去。赵师傅对我说你今天不是请假了吗，赶紧走吧。王与我悻悻而走，王认为我们厂的工人也没什么觉悟。第二天魏师傅和赵师傅都对我说：你带那个人来太危险；你是不是存心想当革命英雄；你就怕公安局抓不着你是不是？
1976年6月上旬的某日上午，我正在车间干活，那个矮矮的保卫科长说找我有事。我随他去办公楼的党委书记办公室。路上我心说多半是那个事了，躲过了初一没躲过十五呀。
办公室中有一白衣警察（当年警服下蓝上白），有侯厂长、孟书记、保卫科长和一个陌生干部（后知他是我公司上级二轻局专门为我成立的专案组组长）。当时的情形我大概记得。
先是孟书记问：知道找你干吗吧，站起来说。我说：知道，是因为清明节的事，去广场。我站了起来，凳子被人撤走。孟是河北籍，部队转业到特种工艺公司当团委书记，又调我厂当党支部书记，近一米七的个，肤色深。他又问：到广场干什么去了？我说：悼念周总理（路上我就想好了我在广场上的一切举止都是出于对总理的悼念心情，周总理呀，就委屈您了）。
那个白衣公安无声地走到我身后，忽然踹了我两脚但并不很重只示威胁。他说：你还不老实，可以马上把你铐走你信不信。他拿出手铐晃了晃，又说：你以为我们查不到你，你以为你做的事我们不知道——你给我老实交代，不老实马上铐走。
那个专案组长是个较文静的中年人，他开始说话了：赵世坚，你一定要坦白你的罪行，你的事我们都调查清楚了，证据也有，你彻底说清才有出路。我说：那些天，我常去广场，悼念周总理，国家也没说不让去。我做出光明磊落也有一点冤的样子。至于怎么坦白，我在“四五”之后的抓人风潮中就想好了：实话实说，反正我也没干打砸抢的事，也没领喊反动口号，唱《国际歌》不犯法，至于我朗诵《告工农子弟兵》、上小楼与当局谈判，也出于悼念周总理的心情；我最放心的就是我不会出卖谁，因为广场“闹事者”的地址我都不知道或者就说不知道；唯一不好圆场的就是我半道去工友家换了件衣服，说出是去张××家也不是什么大事，但我总觉得小事“抬人”（出卖）也不道德。
有人记录，好几双眼睛都在盯着我。那公安说：现在说就在这儿说，现在不说就带走你。
我说：我没什么需要隐瞒的，因为我去广场是为悼念周总理，好几天的事，我说哪天的啊。对方说：先说4月5号的事。我于是慢慢叙述那天早晨如何坐车到的广场、看见纪念碑在戒严、上面一个花圈都没有。
对方着急，说：拣重要的说，否则换了地方你就该后悔了。我的表情肯定特老实，半畏罪半无辜的样子。我说出我爬上纪念碑帮着放置花圈、下来后领呼口号、又挽手走向国旗的具体情况，但我没提中间离开广场去张××家换衣服的事，对方也没问，我觉得侥幸，万一问我先后的衣服为何不一致我也早编好了说辞。
公安、专案组长、孟书记也插问不少。比如：谁指使你爬的纪念碑？冲击纪念碑戒严线是什么样的人领的头？呼的口号有无事先写好的条子？谁出的主意走向国旗？有人在纪念碑上打人时你看到了什么？我照实答的：没人指使，我身高力大，一般人还爬不上纪念碑；没人领头冲戒严线，是群众集体冲的；口号都是随口而出的，没有一个反动口号；打人（打纪念碑台阶上某便衣）的人像是几个小痞子，但打得不重。
因为须记录，我说得慢，“四五”那天的一幕幕我基本没忘，且在近两个月前我就理好了基本如实的供词——但脑子里的想法肯定是不能如实披露的。交代的第一回合，对方像是满意，但并没鼓励我，反而快马还须加狠鞭地说：重要的你还没说，重要的你还没说。然后又强调一遍“四五事件”的反革命暴乱的性质。
我也怕他们及早给我干脆带走，便直接挑大个的说：我和四个人上小红楼跟联合指挥部的人谈判过。见对方并不惊异，而是说：讲详细些，全部过程。我就像口述回忆录一样，以客观视角尽量具体地讲述。只是对方老打断插问，其中几个插问肯定他们认为是最重要的。比如：到底怎么商量的成立谈判小组？谁出的主意？你还知道那四个人什么事？我对插问的回答他们不满，一再说我不老实，那个公安还说：你现在是反革命分子，你在天安门广场的所作所为是反革命活动，对反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是绝不手软的，党的政策你是知道的。
我接话：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可我一时半会儿真的记不起好多事情，因为我觉得悼念总理是无罪的，才不怕如实说出。
中午吃没吃饭我忘了，反正除了上厕所我没出那个屋。厕所在楼下，有两人跟着我去，我还努力着说了一句一点不幽默的笑话：放心吧，我不会跑的。上厕所的路上被厂子个别人看到了，他们异样地打量我，我故意微笑一下，肯定不自然。看看远在几十米外的车间和食堂，我忽然觉得很远，难道我一时半会儿回不到那里了吗。我更担心的是呆会他们会不会把我带走？不像，因为没有警车跟来，二来也一直没有给我戴铐，可我又知不少事儿比我轻的人早就被抓走了。管他呢，爱咋地咋地吧；我只是想若是真判我个10年可真耽误我交女朋友呀，女人之谜我还没亲自破解哪。
接着讯问，我又大致说出了在大会堂台阶接过别人的诗稿念《告工农子弟兵》来着。对方这次等我大致说完才提问。他们提问的底蕴我听得出来，就是希望我说出更“反动”、更极端的内容。可事实并不那么激烈，我也无能为力。讯问我的人中只有保卫科长不那么专注，厂里不少人知道他对“侦破”、问讯男女关系的事才特投入，喜欢让被抓住的倒霉蛋反复说发生关系的细节，仿佛自己也过瘾似的。
我尤其强调了：我离开广场时烧的汽车才冒烟，我没参与翻车和纵火；4月5号下午只是6点左右路过广场并没进入并且此后再没进过广场。这两点对我不被“从严”很重要。
到下午五六点，我已交代了4月5号我在广场的主要事情。对于他们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