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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桩人命案发生在山西省运城市。现已查明的案情如下：1994年8月31日上午，被告人李运增等将本村村民田运录叫到运城地区汽修厂基建工地，了解前天晚上在工地发生的纠纷。二人言语不合，发生争执并撕打。田被李及其表兄牛宝峰、伙计马建保打伤，并被地上的钢筋扎破了脚。田不服，回家后又带亲属回工地，要和李论个高低。李及其表兄弟牛宝峰、牛宝山等与田家人持铁锨木棒再次殴斗。结果，田运录头部被击伤，未得到及时抢救死亡。案发后，李运增逃往外地。
运城市检察院以故意伤害罪，对李运增、牛宝山、牛宝峰提起公诉。但又指出，鉴于被告人李运增系工地保卫人员，在本案中有防卫情节，且在羁押期为预防他人自杀，有立功表现，根据刑法有关规定，可以减轻处罚。
被害人的代理人当庭指出，起诉书定性不准，应定为间接故意杀人罪，牛宝山自首情节不能成立，李运增有防卫情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
运城市法院在1997年12月13日做出的判决中，对三人做了减轻处罚，都被判缓刑。
被害人家属请求检察院提起抗诉，未被采纳。被害人的律师对三犯被判缓刑深感意外。关于缓刑，《刑法》第72条规定：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及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危害社会。三犯聚众殴斗，将人打死，死后外逃，情节恶劣；抓捕归案后，拒不交代犯罪事实，不承担罪责，不认罪何谈悔罪？
而起诉书中认定的李运增在看守所制止罪犯自杀的“立功情节”也十分可疑。既无同监室其他在押人员的旁证材料，又无企图自杀者的直接证言（该犯已被枪毙，死无对证），仅有李犯的自我表功及看守所的一份简单证言。而根据《刑法》，即使李犯确有制止他人自杀行为，也不能作为对其减轻处罚的立功情节。《刑法》第68条规定，犯罪分子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或者提供重要线索，得以侦破其它案件的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本案公诉人也承认，李犯的立功情节证据确实欠缺了些，但“可视为立功情节”。
牛宝山的自首情节也大为可疑。他外逃3年后才投案；无论是在审问时还是在法庭上，都拒不交代犯罪事实，这也算投案自首？
公诉人承认，此案主要犯罪事实未弄清楚，但事先有关部门下了红头文件，说李运增是为了保卫国家财产才犯了罪，要从轻处罚。是“以法律为准绳”，还是“以红头文件为准绳”？这位检察官以起诉书做了回答。
浙江省建德市下涯镇党委书记胡解放最近因受贿罪被判刑。胡的落网，再次印证了民间那句老话：“纸是包不住火的。”有谁能想到，准备用来包住胡的那层“纸”，竟是建德市检察院的个别检察官的违法行为。
1997年11月21日，建德市法院开庭审理下涯镇卫生院长唐某受贿案。当公诉人提请法庭上让包工头章志贵出庭作证后，章却“答非所问”，将他向镇党委书记胡解放行贿及胡索贿的事和盘托出，法庭一时哗然。
其实，章志贵此举“蓄谋已久”，此前他在接受检察院传讯时，就供出了胡解放受贿的事。但检察院没有立案，而个别检察官竟向胡通风报信。于是，章即受到匿名电话的威胁。此后，章接连向许多部门反映，都石沉大海，不得已，他才在审理唐某受贿案时，将胡某的丑行和盘托出，也算是“孤注一掷”。
1997年10月6日，检察院为下涯镇卫生院受贿案传讯章志贵，让他交代“不正当经济来往”，章误以为他与胡解放之间的事“东窗事发”，就把他向胡行贿5000元、胡又索贿1。2万元的事供了出来，却遭到检察官的斥责。他接受讯问回家后，妻子告诉他，头天晚上胡将1。7万元还了回来。原来，他还在检察院接受讯问时，检察长胡世乾却与另一位副检察长赶到下涯镇，在酒席桌上，这两位检察官“严厉批评”了胡解放“借钱不还”的行为。胡解放自然心领神会，马上“还钱”。此后，这位检察长在许多公开场合解释，他这么做是为了“保护干部”。
建德市检察院保护干部的“善举”并非仅此一例。1997年6月7日，邓家乡老实巴交的农民邓国柱，遭到4名乡干部的殴打与非法拘禁后饮恨服毒身亡，留下了一个又呆又傻的儿子，民愤极大。检察院已将问题查清，却不公布任何结论，更不予立案，这4位乡干部未受任何处理，逍遥法外。一位姓项的副检察长说，这类事在农村很普通，再说立案不立案，不是检察院一家说了算。据说，市委个别领导打了招呼，要“保护干部的工作积极性”。
人民检察院最重要的职责是打击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建德市检察院个别检察官的所作所为让人大惑不解：既然干部违法犯罪有人保护，那谁又去保护无辜的老百姓呢？又由谁来维护法律的尊严呢？
1993年夏，安阳市建材公司业务员李革军为公司联系到一笔业务，安阳市道路桥梁公司在承建107国道安阳某收费站中，急需用安阳某水泥厂生产的海工牌水泥400吨左右。李革军汇报工作后，公司一位姓蒋的业务科副科长便安排了同公司有长期业务关系的运输户运水泥。水泥运齐后，该运输户将对方收到水泥手续交给蒋，并对他说：“这里有我自己的100吨水泥，帮个忙，把款帮我要回。”然后蒋又把收条交给李革军，让他帮该运输户要款。李革军考虑这是公司多年的业务关系，就同意帮其要款（因该运输户是以建材公司名义为自己销售经营水泥，若要提出这100吨水泥款，必须由公司出具有关手续后，此款方能提出。）李革军为其办理了有关手续，到公司财务科盖了章。当路桥公司将469吨的水泥货款全部转到建材公司账上后，李革军拿着转款回单到公司财务科向科长说明具体情况。经财务科长审核认定，此100吨水泥款3。5万元不是建材公司的，然后批准李革军用现金支票代运输户办理了提取3。5万元的手续。李革军于1993年9月初的一天将款交与对方（此人于1994年5月病逝）。
没想到这竟成了李革军“贪污建材公司水泥款3。5万元”的问题。
安阳市北关区检察院干警张峰、于东亮在没有了解任何情况和没有办理法律手续的情况下，于1995年12月8日上午将李革军非法拘传，拘禁在检察院内。为了逼迫李革军就范承认所谓“贪污”，张峰、于东亮同建材公司派的人共同看守、取证。他们对李革军采取不让睡觉、不让吃饭、拳打脚踢、罚跪、揪头发接头、戴手铐、灌酒、在室外冻等方法大肆进行刑讯逼供。李革军终因肉体和精神受到极度摧残，于被拘禁60小时后——12月10日晚9时左右，在北关区检察院内从楼上摔到地下死亡。
李革军当时生命垂危，北关区检察院既不组织抢救、保护现场，又不通知家属，却紧锣密鼓一方面商议，上报市检察院李革军“畏罪自杀”的报告；另一方面补办法律手续和办案材料，并连夜调查本应在立案前初查阶段就应传讯的主要证人，企图收集到李革军的“罪行”，从而掩盖他们办错案并酿成的严重后果。
案件发生以后，安阳市委、政法委、人大法工委等部门组成9人联合调查组，形成一个“非正式、未打印、未上报”、征求家属意见的“初步结论和处理意见”。于1996年4月9日下午由安阳市政法委有关领导同家属见面。一位调查人员讲到，在调查中（了解到）李革军生前表现不错，是一个好同志，至于贪污问题，我们没有下结论。从道理上讲必须公正处理，但是很难很难……。
李革军父母只好依据事实和法律，向省委、人大、政法委有关领导再次投诉并继续上访。
李革军的死，北关区检察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一）该院举报中心于1995年12月5日接到建材公司所谓李革军“贪污”的举报材料，没有严肃认真审查并移交有关业务部门进行立案前的审查和调查，仅凭建材公司的“意见”，就对李革军采取拘禁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
（二）1995年12月8日上午，没有给李革军出示任何证件和法律手续，就将李革军强行铐走，后来在“卷宗”中出现了“传唤证”是一种欲盖弥彰的行为。
（三）李革军死后，北检为使自己非法的行为变为合法，匆忙补办有关法律手续，借以减轻自己的罪责。在非法补办的“监视居住”书上，既没有李革军的签字，又没有注明未签字的理由。这种掩耳盗铃的做法，不言自明。
（四）李革军于1995年12月8日上午被北检非法拘传，到12月10日晚死亡，被“监视居住”在该院举报中心办公室内达60小时，此期间不准出入，不准与外界接触，不准吃饭，不准睡觉，这种非人道的“监视居住”从监视居住的区域、地点、方式都是违法的，是一种完全剥夺人身自由的非法拘禁行为。
（五）李革军在检察院期间，北检人员多次施用械具，从李革军的手、脸、身上等不同类型的伤看，完全可以证明北检某些办案人有刑讯逼供行为。
（六）在办理李革军所谓“贪污”一案中，北检严重违反中央的“三项禁令”，多次同建材公司吃喝，干警于东亮12月10日中午曾喝得酪配大醉，丑态百出，口出秽言，并在举报中心办公室吐的一片狼藉。
（七）宪法规定检察机关应独立行使检察权，任何单位或个人都不得干涉，北关区检察院则执法犯法，同举报人共同办案，让举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