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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没什么，只不过是支票形式的生日礼物。”
“好吧。”我回答。
“谢谢。”
“嗯。”我说。
三天后，我收到一个橘色的小邮包，里边是村上春树的《神的孩子都跳舞》和《遥远的太鼓》台湾时报社赖明珠的译本——自从林少华在《寻羊历险记》中把避孕套（gomu）译成橡皮之后，我就不看他的译本。
支票夹在书页中间，我瞥了一眼金额，在背面填上账号，签字背书，拿到隔壁的农业银行入账。
生日那天，我下午三点乘郊区火车到圣？拉萨站，再乘十三号地铁到香榭丽舍，在路易？威登对面的Quick吃了汉堡，喝了可乐，然后到Gaumont电影院看了皮尔斯？布鲁斯南的《哈瓦纳裁缝》——完全不明所以。七点钟就慢慢地走到丽都门口。接待员问我几个人。
“一个。”我说——一股悲凉没来由地占据我的心。
演出八点钟才开始，我来得太早。被风度翩翩的中年侍应生引到单人位上——全场最好的单人位。前面有两排双人位，桌上有冰香滨的小型金属筒。舞台四周是餐桌，我进来时看了一下价格，那样一个位子每人是八百法郎左右。
一派美国百老汇风格，满目的俊男美女，又唱又跳。其中一个传统节目是一只大鹦鹉（真得很大）展翅掠过众人头顶，飞行轨迹恰恰经过单人位和双人位之间，双翼掠起的风声让人心旷神怡。两个穿着入时的日本女孩照例惊呼，另外两兄弟模样的中国或韩国人放下香滨杯子红着脸拼命鼓掌。我四周坐满了单身看表演的人。
演出结束前二十分钟左右开始结帐，全部在黑暗中进行。我掏出信用卡付了帐，385法郎，然后把二十法郎小费塞到那位风度翩翩的侍应生手里。
回到家已经是午夜一点多了，女孩又打来电话。
“过得怎么样？”
“太棒了，好久没这么心情舒畅了。”
“那就好。”
“……我决定了，我要离开巴黎。”我咬咬牙说。
“你做什么都好，只要开心就行。”女孩轻描淡写地说。
“真的？不认为我逃掉了？”
“只要你开心就好。”
“……”
“讲讲你和别的女孩的事好么？”
我开始讲大学时的几个女朋友，讲着讲着不由得动了情——我那时竟然是如此的率性！等我意识过来，她在电话那边已经泪水涟涟。
“你怎么了？”我强忍罕见的心酸问。
“你真是……太过分了，我就知道你一直是这样一个人……可是……”
我一声不吭等她把话说完，但她什么也没再说。
女孩又哭一阵，说：“我以后再给你打。”然后默默地放下电话。
随后沉寂就犹如水银一般充溢了我的房间。
我打开电暖气，泡了咖啡，开始看《神的孩子都跳舞》。
六、回首又见她
开 场 白
我知道，我一旦动笔，我所经历的一切就会如泉涌一般浮现眼前。即使那些经历的事情极尽渺小和媚俗，把这它们付诸文字后再公诸于众，会有一种尽近乎讨好的嫌疑。但我就是这样一个喜欢把世人称之为平平无奇的东西通过自我渲染后不动声色地将其冠以完美光环的人，我仿佛经过了千年的修行，时至今日不吐不快。
因为，如果我不把它们付诸于文字，我的表达通过任何一种语言表述出来都会失去聆听的对象。
这对于我来说是何等之悲哀。
我经常单独一人陷入无可自拔的悲伤当中，有一个成语恰如其份地慨括了这种情绪，叫作“无病呻吟”。我是个酷人，从二十岁之后就年复一年，愈发酷起来。但此种酷非彼种酷，此种酷如此之脆弱，极尽缤纷灿烂的外壳，只消伸出手去轻点一指，就会破碎得如春花绽放一般。我常常置疑自己是否一个酷人在四下无人时也须保持那种近乎悲状的冷静，还是这世上的酷人只有我一人表里如一，内外兼修。如果是这样，我的人生岂不缺少了很多乐趣，三十岁即将飘然而至，我长发飘飘走过拱门，冷静地回眸，唇齿间似笑非笑，霎那间樱花铺天盖地从东南方吹来，仙乐响彻天地之间……但在这之前，我还要再做一些事，遇到一些人，总结一些问题。
这就是我为什么还在这里的原因。
我穿着睡袍，歪在床上看一部劣制煽情的国产连续剧，情节是五、六个青年男女理想化地生活在三十年代上海的恋爱故事。二十八岁的我仍饶有兴趣地看着。佳丽走进来，不冷不热的丢过一句，“要不要可乐”，“唔，谢谢”我答应着，三秒钟后把视线从剧中大眼女演员的脸上拔出来，向佳丽含笑望去。她干净利索地把手中的可乐递给我，满脸不理解地望了一眼聚精会神盯着屏幕的我，又转身出去了。
此时此刻我正在普瓦捷市北部的一座青年公寓的顶楼，穿着印有“林田温泉”字样的浴袍，喝着可乐，窗外是普市八月晴朗宜人的夏天，看着国产连续剧。想想昨天还在香瓜地里挥汗如雨，被雨水泡过的香瓜地尤如沼泽一般粘稠湿滑，旅游鞋内很快进了水，到了中午吃饭时，扒下袜子，双脚已经泡得发皱发白，犹如玉雕一般。带着对法国田园之梦的彻底破灭和对大马，老马（ 两个法国女人工头 ）的深深怨恨，我离开了工作了只有三天的农场，住进了佳丽家。
佳丽二十一岁，身材很是了得，大概是由于小时练过跳舞的缘故。不过身材了得也罢，不了得也罢，总之让我来住，可以离开住了近两个月的嘈杂肮脏的大学城换换环境，我毕竟心存感激。算来和佳丽认识一年了，之前只见过两面。第一次在普城2A公车站偶然碰上，我主动搭讪说了大约五句话；第二次在巴黎，她送男朋友从戴高乐机场回来，突然打电话给我，大方地说要请我吃饭。当时我正在巴黎一所私立学校念时装，闲得无聊，自然一口答应。饭后我以轻松的口吻问她要不要去我那里，她犹豫一下，还是没答应。我隔天就把这件事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这次时隔十个月，当她充沛着活力的声音从电话线内传来，我一下记起这个并不熟悉的女孩。她说刚从国内休假回普城，问我在哪里，近况好不好。我这个暑假碰巧在普城混日子，居无定所，于是顺理成章地住到她的公寓来。
我从前在普城念语言时就住在这个青年公寓，这个地方唯一的缺点就是防卫森严。好在门房老头还认得我，寒喧几句就放我上去了。电梯门倏地一声合上时，一股熟悉的味道进入我的鼻息，那是久违了的说不上什么味道，却深藏着某种记忆的味道。在巴黎阴暗潮湿的一年，这种久违了的记忆的味道早就飘散得干干净净了。而在电梯门关上的瞬间，又“呼”地一下毫无征兆、不带有丝毫因时间流逝而有所耗损地以气味的形式出现在我的面前。
想着在电梯里拥吻稚世的情景，顿时神伤不已。
电梯嘎地一声停在顶楼，我咚咚敲了两声门，门内立刻传出“来啦”的回答声拌以快捷沉重的脚步。门开处，佳丽满脸堆笑地出现在眼前，我立即也回报以迷人的答容，闪身进门时，在她的头上亲了一下。她咯咯笑起来，然后小声说，“有人在我这里。”
我脸上的热度立刻降了一半，装作若无其事地问，“是谁”，
“卡尔，这几天成天上来坐，烦人极了。”我脸上的笑容于是又灿烂起来。相信每个略有经验的男孩这时都明白，不管里面坐着谁，这句“烦人极了”已给了你极大的暗示和鼓励。我谦虚地走进屋内，只见床上正襟危坐着一个法国男孩，倒是一脸诚恳的样子，见了我有点尴尬，起身和我握手，互道“BONJOUR”——他的身高只及我的耳际。
我的笑容和心情更加带有胜利者的谦虚和亲和。我于是和卡尔愉快地谈起来。渐渐地，气氛变得有点怪异，佳丽和我各坐在一把椅子上，卡尔则坐在床上，而佳丽除了在我引导下参予几句有关卡尔的话题，几乎不向卡尔开口。卡尔是法国人却话不多，我则喧宾夺主，左右逢源，渐渐变得浑身不自在起来，
“我她妈干什么呢？”屋内的男人女人几乎和我毫无关系，我充当了一块海绵的角色。
我盯着佳丽，盯了十秒钟左右，用中文说：“你怎么了？”
她目光闪闪地说：“你跟他说，让他走。”
我气极反笑，思忖，得罪人的事我是不愿干的，不过得罪一个不认识的法国人，好象也与已无损，反正过一个星期我就回蒙彼利耶了，再不回来了。又想想包内的浴袍和牙刷，我的来意自己再清楚不过，就唱一次红脸罢。当即起身，拉着佳丽的手，把她拖到另一间屋。
佳丽住的房子算是一室一厅，一个卧室兼书房，另一个有厨房带餐桌，算是厅。
我把佳丽拖到窗前，近在咫尺地盯着她，问：“你想我吗？”她盯着我，又格地一声笑出来，我伸出右手绕到她头后部，把嘴唇凑过去吻她，她僵了二分之一秒，然后两个人就吻在一起。她的嘴唇湿润，舌尖带有很年轻的气息，就象当年仲夏之夜在大学后操场吻女生一样，有种冲上云宵的感觉。这毕竟是一个很奇怪的接吻，隔壁还呆坐着法国青年卡尔，我二十八岁，穿着超人的T恤衫和格子裤，拥吻一个二十一岁的女孩。来法一年多，还是第一次吻这个年龄的女孩，但场景，时机，穿着和角色都无一不格格不入。
吻结束后，我和佳丽互相凝视着，我觉得大概有必要说点什么，却不知从何说起。卡尔呢，他一人在那屋里干什么呢？碰巧佳丽的手机响了，讲的是法语，因此对方应该不是中国人，但肯定是一个男人，内容是关于晚上看电影的。我想，她大概是疯了，这是个要命的年龄，好象一个孩子没到喝甲鱼汤的年龄偏偏常常喝甲鱼汤一样。这群留法的半大孩子在国内就没到理解“浪漫”为何物的水平，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