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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到扔那炸弹的地方了吗？”
他们停下来休息，在标志着小路一半路程的长椅上坐着。福尔摩斯把长长的双腿伸向悬崖的边缘，远眺英伦海峡，想着两个字：
炸弹。那可不是什么燃烧弹，也不是地雷弹，而是原子弹啊。
“他们叫它闪光爆炸弹，”他告诉罗杰，“是的，我看到其中一枚扔下去的地方了。”
“那里的人看上去都是病怏怏的吗？”
福尔摩斯继续盯着大海，看着灰色的海水在夕阳的映照下变得通红。他说：“那倒没有，绝大多数人看上去并不像有病的样子。不过，有一部分人确实是病怏怏的——我实在很难形容，罗杰。”
“哦。”男孩带着一丝困惑的表情看着他，不再说什么。
福尔摩斯发现自己突然想起了蜂群生命周期中可能出现的最不幸的一种状况，那就是：如果突然失去了蜂后，而又没有可以利用的资源培育新的蜂后时，该怎么办。而弥漫在普通日本人中的那种深层次的伤痛、那未曾表达出来的绝望，就像一尊隐隐约约的棺木，悬挂在绝大多数日本民众的头上，他又该如何解释？日本是个隐忍而沉默的民族，外人很难察觉他们的绝望，但它始终存在——它回荡在东京和神户的大街小巷，显露在年轻人严肃的脸庞上，折射在饥肠辘辘的母亲和孩子们空洞的眼神中，也反映在前一年日本流行的一句话里：“神风没有吹起。”
在神户的第二天晚上，福尔摩斯和东道主坐在一间拥挤的小酒馆里，享用着美味的清酒。一个喝醉了的客人穿着破破烂烂的过时军装，摇摇晃晃地从一桌走到另一桌。当店主把他请出门时，他一边走，一边高声用日语喊着：“神风没有吹起！神风没有吹起！神风没有吹起——”梅琦先生将这句话的意思翻译给了福尔摩斯听。
而就在这个醉汉发酒疯之前，他们恰好正在讨论投降后的日本现状。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梅琦先生突然把话题从旅行的日程安排跳开，问到了福尔摩斯有没有察觉到，占领日本的盟军所谓自由民主的言论和他们持续打压日本诗人、作家、艺术家的行为根本是自相矛盾的：“这么多人都在忍饥挨饿，可我们却不能公开批评占领军，您难道不觉得这简直是莫名其妙吗？我们不能作为一个国家的整体，哀悼我们所失去的一切，甚至不能为死去的亲友写一段公开的悼词，不然就会被人认为是在鼓吹军国主义精神。”
“老实说，”福尔摩斯把酒杯端到嘴边，承认道，“我对这些实在知之甚少，对不起。”
“不，不要说对不起，是我不该提这些。”梅琦先生已经通红的脸变得更红了，显出疲态和醉意。“话说回来，我们这是在哪儿啊？”
“应该是广岛吧。”
“对了，您很想看看广岛——”
“神风没有吹起！”几张酒桌开外的醉汉突然大喊起来，所有人都吓了一跳，但梅琦却不动声色。“神风没有吹起——”
梅琦没有受到任何惊扰，他给自己又倒了一杯酒，再给健水郎倒了一杯，健水郎每次都把清酒一饮而尽。醉汉大吵大闹后，很快被请出酒馆，福尔摩斯发现自己偷偷打量起了梅琦。梅琦每喝下一杯酒，神情就变得愈发阴沉——他若有所思地盯着桌子，满脸沮丧，像个因受到责骂而噘着嘴的小孩（这样的气氛感染了健水郎，他平常开朗的脸上也露出了阴冷和孤僻的表情）。最后，梅琦先生终于看了他一眼：“那个——我们说到哪儿了？哦，对了，我们往西的行程，您想知道途中会不会经过广岛。会，我可以告诉您，会经过的。”
“如果你不反对的话，我真的很想看看那个地方。”
“当然没问题，我也想看看。老实说，我还是战争之前去过那里，后来就只在坐火车时路过了。”
福尔摩斯从梅琦先生的语气里听出了担忧，但他转念一想，也许他只是太累了。毕竟，那天下午，梅琦先生和他见过面以后，就去别的地方忙自己的事了，等他再回来时，和在车站体贴殷勤的模样完全不同，似乎已经筋疲力尽。而福尔摩斯在健水郎的陪同下，参观完市区，又美美地睡了一个午觉后，到了晚上反而完全清醒，与梅琦先生极度疲惫的状态形成了鲜明对比（幸好梅琦不断地喝酒抽烟，强打精神，才让旁人不至于觉得他厌烦）。
其实，福尔摩斯早就注意到了他的疲态。之前，他打开梅琦书房的房门时，发现他站在书桌后面，陷入了沉思，他的大拇指和食指压在眼皮上，手边还放着一捆没有装订的手稿。他戴着帽子，穿着外套，显然是刚刚到家。
“不好意思……”福尔摩斯突然觉得自己太唐突了，可他醒来时，面对的是悄无声息的房子，所有的门都是紧闭的，看不到其他任何人，也没有一丝动静，所以，他才贸然闯入书房。他并非有意冒犯，但还是违反了自己一直以来所遵循的原则：他这一辈子都坚信，一个人的书房是神圣的，是个人反思的庇护所，是躲避外界烦扰的避风港，是完成重要工作的场所，或者说，至少是通过文字与不同的作者进行思想上私密沟通的地方。所以，他在苏塞克斯家中的阁楼书房是他最珍视的房间，虽然他从来不曾明说，但蒙露太太和罗杰都明白，一旦书房的门关上，那他们就是不受欢迎的人了。“我不想打扰您——但像我这把年纪的老头，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总是喜欢闯进别人的房间。”
梅琦先生抬起头，没有丝毫惊讶：“恰恰相反，您来了我很高兴。请进来吧。”
“我真的不想再打扰你了。”
“事实上，我以为您还在睡觉，否则我肯定就要请您过来了。进来吧，随便看看，告诉我，您觉得我的书房怎么样。”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福尔摩斯朝占据了一整面墙的柚木书架走去，一边走，一边观察着梅琦先生的举动：他把手边的稿纸放在整整齐齐的书桌中央，又把头上的帽子摘下来，小心地盖在手稿上。
“很抱歉我之前去处理自己的事情了，但我想，我的同志应该好好照顾您了吧。”
“啊，是的，是的，除了语言沟通上的障碍之外，今天我们在一起过得还是很开心的。”
就在这时，玛雅在走廊的另一头喊了起来，语气有些急躁。
“抱歉，”梅琦先生说，“我去去就来。”
“不着急。”福尔摩斯此刻已经站到了摆得密密麻麻的书架前。
玛雅又喊了一声，梅琦匆匆忙忙朝她走去，忘了关上身后书房的门。他离开后，福尔摩斯一直盯着那些书，目光从一排书架扫到另一排书架。绝大多数都是硬皮的精装本，且书脊上大都印着日文。但有一个书架全是西方书籍，还被仔细分成了不同的类别——美国文学、英国文学、戏剧，还有很多的诗歌（惠特曼、庞德、叶芝，以及很多本关于浪漫主义诗人的牛津教材）。在此之下的一层书架则几乎摆满了卡尔·马克思的著作，只在最边上塞了几本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书。
福尔摩斯转过身，打量着整间书房，房间虽小，但整理得井井有条：一张阅读椅、一盏落地灯、几张照片，书桌后面的墙上高高挂着一个镜框，里面似乎是大学文凭。就在这时，他听到了梅琦和玛雅之间的对话，他没有听懂，只知他们时而激烈地争论，时而又陷入突然的沉默。正当他想去走廊偷偷看一眼时，梅琦先生回来了，他说：“她没搞清楚晚餐的菜单，所以，我们吃饭的时间恐怕要推迟一点了。希望您不要介意。”
“当然不会。”
“在此期间，我想喝一杯去。附近就有间酒吧，很舒服的，可以边喝酒边安排我们的旅行——当然，如果您觉得可以的话。”
“听起来不错。”
于是，他们便出门了。他们悠闲地走到拥挤的小酒馆时，天色已黑，而他们待的时间也比原先计划的久了一点——直到酒馆里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吵，他们才回家。晚餐很简单，有鱼、蔬菜、蒸米饭、味噌汤，都是由玛雅端到餐厅来的。他们一再邀请她一同吃饭，她却拒绝了。福尔摩斯的指关节拿筷子拿到发痛，他刚把筷子放下，梅琦先生就建议到书房去：“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想给您看一样东西。”说完这话，两人便从餐桌离开，一起走进了走廊，留下健水郎独自一人面对没有吃完的晚餐。
那天晚上，酒精和食物的混合作用让福尔摩斯觉得疲倦，但他对在梅琦书房里所发生的一切都记忆犹新。梅琦与之前完全判若两人，变得格外活跃，他微笑着请福尔摩斯在椅子上坐下，又拿出一支牙买加雪茄，点燃了火柴。福尔摩斯舒服地坐着，他把拐杖交叉放在膝盖上，悠闲地抽着雪茄，看着梅琦打开了书桌的一个抽屉，从里面拿出一本薄薄的硬皮书。
“您看这是什么？”梅琦先生走上前，把书递给他。
“这是俄国的版本。”福尔摩斯接过书，马上就注意到了封面和书脊上的皇家纹饰。他仔细地看起来——他用手抚过红色的封面和纹饰周围金色的镶嵌图案，眼睛迅速地扫过内页——然后得出结论，这是一本极其稀有的流行小说翻译版本：“《巴斯克维尔的猎犬》。只印过这一版吧，我猜。”
“正是，”梅琦先生的语气很是高兴，“是特别为沙皇私人收藏而设计的版本。据我所知，他很喜欢看关于您的故事。”
“真的吗？”福尔摩斯把书还给梅琦。
“当然是真的，千真万确。”梅琦走回书桌前，把这本稀罕的藏书放进抽屉，又补充了一句，“我想您也能猜到了，这是我书房里最珍贵的一本书，不枉费我花大价钱把它买下。”
“那是自然。”
“您一定有很多关于自己冒险经历的书吧——各种不同的语言翻译、各种不同的版本。”
“实际上，我一本都没有，哪怕是最不值钱的平装书也没有。跟你说实话，我其实只看过几个故事，那还是很多年之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