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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政治”与“学术”、“战士”与“学者”的契合点
这里还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作为学者，他是应该有现实关怀和政治关怀的，但是学者的现实关怀和政治关怀应该表现在哪里，也就是政治和学术、战士和学者在哪里找到契合点，是战士兼学者型的学者所要考虑的。
这就涉及到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的“政治至上”、“革命崇拜”对王瑶这一代人的影响，而这样的观念更是深刻地影响着生活在政治挂帅年代的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我们心目中，“战士”的价值是高于“学者”的。研究者注意到，在1942—1948年间，王瑶先生“虽已经当了学者，但心仍有所不安，魂仍有所不宁”，《九谒先贤书》，页354。正是这样的价值观所致。以此反观我在上一讲中所提到的给贵州朋友的信，就不难看出，信中所表达的痛苦和自责，背后隐含的也是这样的价值观。不过当时我所说的“战士”是指民间的体制外的战士，之所以会对“学者”的选择形成压力，一是因为选择学者之路，就意味着进入体制，而我的内心深处，始终存在着一种反对的情结。其二，这里还包含着“行动的价值高于思想的价值”的价值观，这又和我这样的知识分子身上的堂吉诃德气质有关，后来我研究堂吉诃德的“东移”也不是偶然的。其三，选择战士是一条充满风险的危途，而学者则意味着平静、安宁的书斋生活，尽管为我所向往，但在前者的映照下，却难免引起道德上的自责与心灵的不安，这里根深蒂固的道德主义是直接影响我们的价值判断的。
这里有两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一是所谓“行动高于思想的价值”，而同时又把“行动”理解得很狭窄，限制在直接的社会运动和革命运动。第二个问题，就是所谓“国师情结”。中国知识分子有一个传统的苦闷，即所谓“报国无门”，就像卧藏隆中的诸葛亮一样，知识分子在思辨中，常常能对历史事变的发展，或其局部，作出惊人准确的预见、猜测，并且怀有自己的安邦治国的韬略，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诸葛亮那样的付诸实践的机会。这就是“三顾茅庐”的故事在中国传统及现代知识分子中都特别有影响的原因。希望找到一个“明君”，自己来当“国师”，这是很多知识分子的理想。在现代知识分子中冯友兰先生就是一个典型，他先找蒋介石，再找毛泽东，最后找的是江青（他大概是把江青视为毛泽东的代表的）。这背后隐藏着深刻的历史的教训。胡适其实也是想当“国师”的，不过他还是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的：这正是他的难得之处。
这里又有两个问题：一是我们自己真有这样的安邦治国的良策吗？可能有的知识分子有，而像鲁迅、王瑶这样的怀疑的批判的知识分子，却是没有的，他们常常只是说“不应该这样”，对“应该怎样”，他们自然也有自己的理想，但却不是策略家，无法提出可操作的实践方案：那是幕僚、师爷们的事。其次，思想难道只有直接变成实践，才有价值吗？其实，我们以后还会讲到，思想和实践是有不同的逻辑的，比如思想是超前的，而实践是现实的；思想是彻底的，而实践是讲妥协的，没有妥协就没有政治。因此，有的知识分子可以把思想和行动结合起来，既思想又实践，这也不失为一种很好的选择。但恐怕对许多知识分子，至少是我这样的知识分子，是不合适的。因为我们的精神气质是不适于行动的，特别不适合政治，因为我们太天真了，太理想化了，太不懂得、也不愿意妥协搞政治谋略。因此，应该“还思想于思想者”，强调思想的独立价值，做一个有思想的学者，不是政治家，不是社会活动家，也不是国师、幕僚。而且也要同时看到自己的限度。即你的思想是理想化的，是超前的，彻底的，思想家的思想是要通过实践家把它转化成行动的，在转化过程中就必然有妥协，有通变，如果不经过这样的转换，直接付诸实践，会产生许多副作用，弄不好是要天下大乱的。这也是我们反对当“国师”的一个原因：思想的合理性并不等于实践的合理性，这是一条必须划清的界限。这就说到了我的一个“北大梦”，就是希望北大能够成为一个“思想特区”。扯得也太远了，我们还是打住吧。
一个小结：走“学者”和
“精神界战士”相结合之路
不过，以上所说，对我们所讨论的“学者兼战士”的问题，并非完全无关，因为至少明确了一点：这里所说的“战士”，不是“政治运动实践者”、“政治活动家”意义上的战士，更不是用国师、幕僚的方式参与政治，而是精神层面的战士，即鲁迅呼唤与身体力行的“精神界战士”。他对现实的关怀，对政治的关怀，最后都转化为精神：学术的探讨，思想的批判与创造。这样的“学者兼战士”的知识分子，他在现实中作用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学术的继承与创造，阐释、传播民族文化、人类文明积淀下来的普适性的价值理想，又根据现实所提出的问题，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并进行新的探讨，提出一些新的价值理念，这是一项建设性的工作，并且在当下中国是有一种迫切性的，因为我们正处在一个信仰缺失的时代，面临文化重建的任务。另一方面是思想的批判，精神的坚守，用在学术研究中确立的价值理念与理想，去考量历史与现实，作出了严峻的批判。这样的批判功能，正是精神界战士的特殊意义所在。他的批判是全面而彻底的，只要是不符合价值理想的都要批判，而且是不讲妥协的，超越现实利益、利害关系，超功利的。这样的精神界战士与现实的国家政治、政党政治自然会发生种种复杂的关系，但都严格保持距离，任何时候都拒绝充当国师、幕僚；他们对民间尽管有相当的亲和力，但也绝不充当民间代言人，而同样有一定距离。如鲁迅所说，真正的精神界战士，他关怀现实，关怀政治，必须时刻警戒，不要落入“官的帮忙帮闲，商的帮忙帮闲，大众的帮忙帮闲”的三大陷阱。既要介入政治，又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保持政治、思想上的独立性，不看别人脸色说话，只说自己的话。这样的“学者兼精神界战士”的知识分子，必然是边缘化的，或者用我的话来说，是“站在边缘思考与言说时代的中心话题”。其价值就在这里。而如前所说，这同时也意味着一种限度。——这就是我在成为王瑶先生的学生以后，在先生的学术传统熏陶、影响下，特别是在研究鲁迅的过程中，逐渐找到的自己的学术道路。这也是对我在文革后所面临的“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学者”与“战士”的关系的矛盾的一种解决方式。但在实践的过程中，这样的矛盾也依然存在，依然摆脱不了内心的骚动与不安。我们只能在不断挣扎中寻找自己的人生之路与治学之路，而且是冷暖自知。
知识分子自我独立性与主体性问题
八九十年代中国思想学术的一个个案
在这门课的“开场白”里，我就说明了这是一次对我自己的思想学术的一个回顾和反思、反省。但我个人的这种反顾究竟有什么意义，或者说为什么要在新世纪初，来进行这样的反省，老实说我自己思想上也不是太明确。最近读了两篇比我年轻的朋友的文章，受到了一些触动，这门课应该怎么上，它的任务是什么，也就逐渐明确了。今天就先讲这个，算是对“开场白”的一个补充吧。
先向大家推荐这两篇文章。第一篇是贺照田发表在《开放时代》2002年1期上的《制约中国学术思想界的几个问题》。文章涉及的问题很多，也都很重要。和我们的讨论有关的，是他说：“要提出内在于我们历史和现实的真问题”，强调要“回到原历史脉络和情境中去体会和理解”，以“重新获得某些具体感”，使“对原有问题的理解更加复杂化”。他并且引述了艾略特的话：“一个问题的解决，将会旷日持久，而且需要几代人都予以重视。”——这是很有启发性的：作为中国学者，尤其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处在“历史与现实”中，他面对哪一些“内在于我们历史和现实的真问题”，他是如何思考的，在这样的思考中，可能有什么遮蔽，以至失误，又会产生知识者自身的什么问题：这都需要我们进行反思。
我还想向同学们推荐一篇文章：发表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2期上的解志熙《深刻的历史反思与矛盾的反思思维》。他提醒我们注意：对反思思维也应该进行反思。因为“反思”容易站在一个理想主义的立场上，追求一个毫无弊端的选择。而所有的选择都必然是有偏差的，同时也容易以“事后诸葛亮”的姿态，把所存在的偏差夸大：这不仅容易缺乏历史感，而且也容易使自己走向另一种偏差。在这个意义上，我很赞同贺照田的看法：一定要“回到原历史脉络和情境”中去注意揭示历史的“具体性”，并且使我们的理解和判断更加复杂化。
我的回顾与反思
这样，我们这门课，就有了一种意义：可不可以以我自己的研究，作为一个个案——既然是个案，也就必然具有历史的具体性——来对八十、九十年代的思想学术，作一次历史的反思。我们要讨论：在怎样一种“历史与现实”的具体情境下，提出了怎样一些“问题”？而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些问题怎样逐渐呈现出不同的层面？我作为一个现代文学的研究者，一个知识分子，由这些问题，激发出对历史和现实怎样的观照与思考，并且怎样随着问题侧面的不断展示，而调整、发展自己的观照与思考？在这些观照和思考的过程中，发现了什么，同时可能又遮蔽了什么？将这些发现与遮蔽放到整个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