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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简洁的表述就是：平均主义的消亡，富裕生活的召唤，激发了社会的创造力，从各处冒出的财富迅速涌流起来，同时，社会的贫富断层导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因此，“天堂远没有胜利”！
我们寄予厚望的科学技术同样逃不了两难的命运。
农业文明张开双臂欢迎工业文明，工业的迅猛扩展却带来了世界性的污染；时至今日，在世界有识之士的眼里，对人类生存而言，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已经远远超过了产业膨胀的贡献；
抗生素的发明挽救了许多生命，同时也激发了病毒病菌的变异而形成新的可怕的疾病，本世纪之初接踵而来的可怕的传染新病已经让世界惊魂不定；
网络的出现打开了全球经济文化的新天地，同时也让个人对社会犯罪的能力放大了无数倍，黑客们甚至可以使国际大银行遭受数百上千亿美元的损失，这是传统的蒙面大盗们绝对做不到的；
最典型的新案例自然是基因工程了。基因方面的突破使人类的生命可能大大延长，人类对于动物、植物控制的力量也越发强大，然而，人类社会的灾难性的新问题似乎也因此而层出不穷。五年前，新世纪将要到来的时候，我在一部小说《门槛》中写过一句话，“人类最大的麻烦，也许将源于人类自身的发明。”我在热烈欢呼科技革命的同时，一直怀有这样深深的忧郁。
因此，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以最终解决社会各种问题，为人类带来永恒幸福的观点，即所谓科学主义的思潮，应该受到尖锐的质疑。
我从小就是一个科技爱好者，对伟大的科学家，例如爱因斯坦、霍金他们，怀有高山仰止的敬意，这种心情，读者完全可以从我写的另一篇长文《发现的秘密》中一览无余。可惜，科学家们的打破沙锅问到底的职业习惯，让他们常常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喜欢寻找终极的唯一的真理。比方说，近年来，总有科学家想证明，人类的起源仅仅在一个地区，某某人是全世界人种的亚当夏娃。因为考占不断有新的发现，那证明便很难长期站住脚。人类为什么不可以有多起源呢？终极的真理是靠不住的，牛顿的发现曾经是物理学的黄金定律，可是后来也被证实为是相对真理。今天的科学上的最伟大的成就，也同样可能被后人修正甚至推翻。我虽然不懂奥妙无穷的宇宙学，凭理智，我对要将硕大的宇宙的起源一定归结于某一点的学说，即所谓大爆炸起源的推断，至今百思不得其解。在我看来，这似乎更像过去的所谓被上帝踢了第‘脚的神话。当然，我非常清楚上述幼稚的语言将冒犯众多伟大的科学家。
我仅仅是坚定地相信，真理的相对性，复杂问题的多解和不确定，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大约都是无法逃避的命运了！
五
美国人基辛格，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中，发挥过十分积极的作用，其解决政治难题的智慧，曾经为周恩来总理所称道。他写过一本书，讨论国际政治关系，记忆中，书名叫《选择的必要》。手头没有原书，不过，他的一个重要想法，我记得十分清楚。基辛格认为：解决国际关系问题，世界上没有最好的方案，只有可供选择的比较适当的方案。政治家的智慧的显现，仅仅是将相对有利可行的方案选择出来，加以运用。
冷静想想，何止限于国际关系，人世间的各种问题，本来都是如此。人类对于自身命运的态度，大体也只能这样。
我们已经进行了初步的逻辑推理：人由动物界出来，人想脱离动物界，人又不可能完全脱离动物界；动物性常常显得不那么高雅，但又是与人类生存休戚相关的基本要素；人类赞美和追求美丽的人性，渴望和谐大同的世界，但是人类永远也不可能进入纯正的桃花源，因此：“天堂无法胜利！”
在这样的推理之后，我们将做什么选择？
选择之一：既然天国无法胜利，何妨穷奢极欲，穷凶极恶，在欢乐中滑向地狱；这种选择，是众多社会罪犯的思想逻辑，显然不是正常人愿意接受的。
选择之二：取代上帝，重新造人，强迫改造人性，硬生生地锻铸出一个人间天堂；这种实验性的案例，我们已经看见许多，常常由正剧、喜剧开场而以悲剧谢幕，理性让我们无法赞同。
选择之三：无思无忧，无心无愁，求个眼前安逸，死后哪怕它洪水滔天；这种状况将在人群中长期存在，你难以反对它；但是，你绝不会将其奉为人间至理。
当然还有选择之四，之五，不必一一例举。我想特别说说的，还是贝多芬用他创作的音乐作出的选择。
《命运》的第一部分，用强烈的音符，显示了挑战生活的勇敢，以及对光明终将替代黑暗的信仰；第二部分，用逐渐舒缓宽广的意境，表达对于命运复杂的深思，以及宗教式的理解和宽容；第三部分，继续出现刚劲强悍的节奏，展现了海明威式的哲学：坚持做你能做的事，真正的勇者可能被打败（被打败的概率远远超过胜利的概率），但他绝不会屈服，绝不愿低下高傲的头颅！
贝多芬以自己坎坷的人生，实践了他的《命运》的主旨。我们为他遭遇的不幸而同情不已，我们为社会摧残天才的冷酷而愤愤不平。不过，我们清楚地知道，如果贝多芬在命运面前没有大彻大悟，在这个地球上就不会存在他的九部交响乐的丰碑！
去年秋天，我在莫斯科访问，去过赫赫有名的新圣女公墓。那公墓的名声大，是因为里面安息着众多俄罗斯的杰出人物。数百年来，文艺的、科技的、政治的、军事的名人们，在度过了辛苦忙碌的一生，为俄罗斯作出了重要贡献后，
被社会安葬在此地休息旷显然，屠格涅夫、乌兰诺娃们迁居于此，不会产生争议，另外某些人，特别是政治方面的大人物，时过境迁，就很难说了。像赫鲁晓夫其人，到底是俄罗斯的功臣还是不肖子孙，恐怕就争不清楚。好在艺术家们有足够的聪明来处理矛盾。赫鲁晓夫墓碑上的人物头像，半边脸白色半边脸黑色，并不显得滑稽，倒表达了设计者的深刻，其用意，随你理解去吧。赫鲁晓夫在中国的名声是极为糟糕的，“秃头儿顶不住羊毫笔。”他下台的时候，赵朴初写的绝妙好词，让中国人痛快地出了口气。不过，按现在解密的前苏联文件透露的信息，赫鲁晓夫也为中国做过好事，五十年代中期，如果不是他的明确态度，前苏联恐怕不会痛快地将旅顺军事基地归还中国。历史人物确实是复杂的。
我们来到公墓，正是午后的阳光温暖着大地的时刻。进出墓地的游人比较多些。那墓地规模甚大，因为几百年来排着队等待安葬的名人太多，挤不下了，墓地也就不断地向旁边扩张，新的扩建工程还在继续中。不远处的新圣女教堂高高地矗立着，古老的教堂的钟楼，在秋日的关照下闪闪发光。新圣女公墓，是因为这座教堂而得名的。
我在墓区里闲逛着，从安息着的名人们的身边轻轻走过。我们读过他们的书，或者享受过他们的艺术创作，或者至今还在使用他们的技术发明。此刻，他们安详地接待了我们，与世无争地宽容地任世界各地的游客访问，在自己身边拍照和喧闹。
看着那些造型各异的墓碑和墓碑上的文字，我想，人的命运，既是自己努力的结果，也是环境塑造的产物。我们发现，王明的墓碑躲在一棵大树的浓荫里，不仔细寻找，就疏忽过去了。如果不是上一个世纪的革命恰好将他卷入漩涡，凭他的智慧和能力，他也许会成为一个饱学的教授，在中国的某所大学里终其一生。
这静静的公墓，好像远离莫斯科的嘈杂，仅仅作为流逝的过去而存在着。现在的年轻一代，忙于为生存而搏斗，向往着令人眼花缭乱的物质文明，有多少闲情来此地凭吊正被淡忘的前人呢？
在著名的青年英雄卓娅、舒拉墓前，我们感到了惊奇。鲜花，非常新鲜的花朵，编结成花篮和花圈，温馨地包围了这片小小的区域，高高低低叠架着，煞是好看。陪我们访问的朋友，是常年在莫斯科经商的中国公司的代表，大约经常承担旅游的接待事务，据他们说，几乎每一次来，都看到这里有许多鲜花。显然，来向卓娅、舒拉献花的俄罗斯人，一直络绎不绝。
那一刻，沉默的我，在这些美丽的花瓣上，读解出来的，是俄罗斯民族精神的延续，更宽广一点，感受到的是人类精神力量的普遍。前苏联已经进入了历史，俄罗斯人希望成为世界头号强国的梦已然流失，眼面前，他们的命运似乎还显得难以捉摸；同样，地球上前一个世纪的许多辉煌正在消解乃至消失，新的层出不穷的花样则天天成千上万地冒出来。有一种精神却始终如一，那就是贝多芬所谓的“掐住命运的咽喉”的斗志。在危难存亡之时，他养育出的是为民族命运宁死不屈的卓娅、舒拉，在乎淡庸常的生活中，他就张扬在贝多芬他们孜孜不倦地创造人类文明的事业上。
除了神话和宗教故事中的人物，谁也无法完全破译命运并掌握命运。命运永远是多解或无解的。做你可能做的事，走你可能走的路，不沉溺于一时的得失，或许是智者最聪明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