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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所以，在记者问到与刘乙光的关系时，张学良才会说：“刘乙光有他的立场，我还是很怀念他的。”
在张学良解除管束以后，张学良与刘乙光及其家人相处得很好，刘乙光及其家人在感情上是偏袒张学良的，并有较深感情，从刘乙光的大量照片中，有许多照片记录了刘家与张学良及赵四小姐在“山居幽处”时的密切关系。刘乙光的大儿子刘伯涵说：
“在感情上，我们是偏袒着张先生的，对外面的风言风语，我们都很关心，因为我们有着很深的感情。
“我们弟妹对张先生都很尊敬，因为他以前把我们当一家人看，对我们很好，我们也一直视他为父执。在那些深山僻壤中，只有我们这家小孩，他对我们好也是自然的。那段时光也是我们全家最值得回忆的岁月，张先生的音容笑貌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里，想起我父亲就想到张先生。张先生的历史功过自有定论，但他的爱国心都是绝对值得肯定的，我们永远记得那山中的张学良。”
刘伯涵回忆起他们与张学良在一起度过的愉快时光，不胜感慨，他说：
“我八岁就与张学良先生生活在一起，我的弟妹们与张相处的时间更长。张先生、四小姐待我们如亲生子女一般，我们也把他们视若父命般敬爱。张先生尤其喜欢我二弟仲璞，他的书房很整洁，藏书很多，平时别人是不准进去乱动他的书的，可是他看我二弟是个书呆子，特准他进去看书。二弟有时穿着臭袜子、脏裤子就躺在书房地上看书，大半天张先生也不以为忤，书乱了就由杜副官收。后来我这二弟学有所成，出国张先生还送了旅费，成为海水淡化专家。我妹妹则与四小姐特别亲，四小姐待她比母亲还好，她一回来就与四小姐到房中喁喁私语。她常接到四小姐送的东西，恩情终身难忘。张先生幽默开朗，我们在西子湾的时候，他会在院中挂个大西瓜，叫我回家来吃。我那时已在海军军校四十三年班毕业，派在巡防舰上服务，老总统来西子湾时我们就要锚泊外海警戒。我们住在石觉那幢半山上的房子，我在船上用望远镜就可看到院宅中的西瓜。由这小事就知张先生实在是个有赤子之心的性情中人。
“就同桌吃饭一事，我们与张先生同住一屋的两头，是戴先生决定的，他是想希望我们家人能陪伴张先生与四小姐，分享点家的温暖，也可以让我父亲因携眷而安心工作，所以到任何地方都拨有安置眷属的经费。张严佛说张先生对我弟妹们的同桌吵嚷感到不快，但我们从未见张先生面现不悦之色，他似乎很高兴与我们聚在一起。这种生活小事只需一句话就可改善的，但是他却顾及我们的情面，隐忍不发，可见张先生的修养耐性都是很高的。难怪他对上面从未发出怨言，宽宏精心地度过那些幽居岁月，或许宗教力量对他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可能在38年（1949年）前后，张先生有忧烦的时候，但是每次见到我们弟兄回来，他还会高兴地跑到厨房中弄点好菜来给我们吃，又常送点好用的小东西给我。我想，一时的怨气不满可以暂时忍耐，但长年久日掩饰喜怒，伪装感情是很难办到的，尤其以张先生率真的个性，更不可能。他那些发自真情的关爱，而且持续十多年，我们是永不忘记的。”
第十三章 从绚烂归于平淡1、余生烽火读明史（1）
虚伪的蒋介石对于将张学良囚禁起来有一个颇为可笑的说法：
“张汉卿来京以后，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觉得自己读书少，修养不够，再三表示要跟着
我读书、学习、修养。他自己不愿回去，你们也不能强迫他回去啊。”
如此弥天大谎，蒋介石居然说得脸不红，心不跳，煞有其事一般。他在溪口果真给张学良布置了一个书房，三个大书架，每个书架都有6尺高，装满了哲学、历史方面的书籍，另外还有许多英文画报及外文杂志。书房一角并设计了一个报架，上面摆着军统局专门为张学良订的《申报》、《新闻报》、《时报》和外文的《字林西报》。
张学良在溪口，游山玩水，不免触景生情，感伤不已；打网球乒乓球，棋无对手；聊天，
又无法直抒胸臆；百无聊赖之际，也只有看书。张学良喜欢阅读外国画报，他托人从上海运来一大批的英文书报和外文杂志书籍，警卫人员去宁波购物时，张学良便开具书单，让他们代为购买。宋子文也经常给他寄来杂志和书，每次都有二三十本。
蒋介石为嘱张学良好好读书，还特别派来一位浙江籍的老学究、前清进士步老先生，每天给张学良讲一个半钟头的古书，从《论语》和《中庸》讲起。当时正值全国同仇敌忾，抵御外侮，抗日号角响遍华夏大地之时，而这里却整天是“之乎者也”、“仁义礼智”这类，张学良不胜厌烦，其他人也鼓不起劲来，大家都不愿意听老先生讲课。步老先生也自感乏味，勉强讲了不到10天，就主动要求离去。
没有了老师，张学良读书并没有懈怠，他从小便勤奋好学，少年时曾博览群书，后来因为征战南北，戎马倥偬，一度无暇读书。溪口幽禁，倒让他有了大块的时间可以重温旧学，吸呐新知，他自嘲地说：“过去‘皇皇三十载，书剑两无成’，如今得有闲暇读点书，也算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罢了。”他不但学而不厌，而且还诲人不倦。
负责“保卫”张学良的特务队都是些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正是学知识长见识的时候，看到他们为了他而失去求学长智的机会，张学良深感如此耽误前程，实在可惜，便向刘乙光提议，把他熟识的吴老先生请来，给大家讲点古书，以开视野，长见识。刘乙光报请上头后，蒋介石立即应允，从北平请来了吴老先生。
在张学良的鼓动下，特务队员组成了读书会，大家都来听老先生讲学。读书会的第一课，吴老先生讲的是《左传》上“郑伯克段于鄢”那一段历史故事，讲者认真，听者专心，老先生刚讲完，就有人发出“郑伯这个人太无手足之情了，对自己的兄弟怎么可以使用阴谋手段”的感慨，张学良也很有感触，他说：“我们学习研究历史，并不是要去学历史上那种卑鄙人的阴谋手段，去想法子害人。但是我们明白了，以史为鉴，却可以防备别人加害我们呀。你们别以为现在是民国时代了，那些阴谋家使用的手段，其实同春秋战国时代差不了多少呢！”
吴老先生是前清举人，衣帽鞋袜、言谈举止无不有清代遗老遗少的风范，但他儒雅可亲，知识渊博，讲课生动，受到了大家的喜欢。张学良在抗战全面展开之时，不能参加抗战，又不甘心于在这寂寞中虚度光阴，便对吴老举人以史为鉴的学习，逐渐有了浓厚的兴趣，吴老先生也就一直留在张学良身边讲史，直到辗转迁移到江西萍乡后，张学良考虑到颠沛流离的动荡生活，对年迈的老先生来说，已是一种折磨和不堪忍受的重负，才派人送老先生返回北平安度晚年，之后，读书会也就此结束了。
1938年，张学良在刘乙光一队人的护送下，跋山涉水、千里迢迢来到了湘西沅陵凤凰山。在凤凰山，张学良读书很专心，往往一坐就是半天。他潜心研究明史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他的案头上，堆满了有关明史的书籍和资料，张学良时而埋头细读，时而掩卷深思，时而又奋笔疾书，常常笔耕到深夜。
然而，局势越来越紧张，连远离城市的凤凰山也不免波及影响。1938年10月武汉失守，战火南烧，不久长沙又落入日军手中，千年古城在三天三夜的大火下毁于一旦，张学良在凤凰山也待不下去了，这年秋天，张学良又开始了颠沛流离的迁移生活，一路上饱受颠簸劳顿之苦，国破家亡之恨，心情愈加沉重。1939年秋，才到达目的地贵阳修文县。
张学良的新居座落在贵阳以北六十里，距修文县城四里地外的龙岗山上。龙岗山的气势、景色远逊于雪窦山和凤凰山，但是，它的名气却因为明代大思想家、哲学家王阳明而变得很响亮。四百余年前，王阳明被贬谪到龙场驿当驿丞，曾于龙岗山东洞隐居讲学、著书立说，成为后世景仰的大学问家。此洞遂被后人称之为阳明洞。
自嘉靖年间起，后人在阳明洞上方的石坪上修建了四合院式的“王文成公祠”，即阳明祠。清康熙后，又累经扩建和重修，重檐飞阁，红柱绿瓦，一派古色古香，清雅幽静。张学良的住地便被安排在阳明祠大殿斜对面的三间砖木结构的厢房中。
经历了长时间的旅途奔波，终于又可以安定下来了，这本该值得高兴才对，然而，秋风送爽，黄叶纷纷，龙岗山上的阵阵凉意并没有使张学良的心情开阔豁达，相反，却陷入了低潮。阳明祠不大，可为了防止张学良逃跑和被人武力劫持，戴笠派了大批军队、宪兵和特务，围绕着祠庙，步步设防，层层把关，前后左右共三道关卡，要想逃出龙岗山，真是比登天还难，插翅也难飞。愤慨和凄凉之感再一次涌上了张学良的心头。他隐约感到，蒋介石是不肯原谅他的了，他想自己武将当不成了，还是潜心读点书吧，儒士或许能弄出点名堂来也不一定。
就这样，张学良心境渐趋平静，阳明洞三年，他埋头读书，先从研究修文县志开始，进而对阳明学说发生兴趣，最后专注于明史。从修文县志中，张学良了解了王阳明在贬谪岁月中的所作所为，所言所思，这使他联想起祠门上的那幅对联：
三载栖迟，洞古山深含至乐；
一朝觉悟，文经武纬是全才。
这深山古洞中究竟是怎样的“至乐”，终于使王阳明“一朝”“觉悟”呢？张学良大感兴趣，开始捧读王阳明的著述，他找来了《阳明集要》，又找来集王阳明思想之大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