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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每天都要喝三四瓶可口可乐，有时也喝咖啡，但很少喝酒，也不吸烟，只是很偶尔的会在饭后吸上一支。他每天晚上大约十点左右就寝，临睡前要洗澡。洗澡后由私人医生腾蔚萱进行按摩。
知道张学良喜欢体育运动，好动不喜静，戴笠特意让刘乙光在招待所前安置了一架单杠，在旅行社后面又辟出个球场，既可以打篮球、排球，又可作为网球场地，同时还让人在溪口上游围了一个游泳池，派人送来钓鱼竿。
平心而论，在生活上，蒋介石对张学良的照顾还是很周到的，然而，精神上呢？张学良痛苦万分，苦闷万分。有时候，他真想跑到一个无人之处，痛痛快快地哭上一场，吼上一阵，一解心中的烦忧。可是，天下之大，竟然没有他张学良一个可以自由哭笑的地方，日日夜夜、时时刻刻、分分秒秒，他的身边都有警卫来回巡行，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他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不能遂意。即使经过蒋介石同意可以探望张学良，刘乙光也形影不离，伴随左右，说话极不方便。
悲愤交加中，张学良常常自问：这样的日子何时才是个头呢？
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奉化溪口也不再是个清静之地。张学良颠沛流离的迁移生活从此开始，根据战时的需要，他先到安徽黄山，再到江西萍乡、湖南郴州、沅陵，最后到了贵州修文。
初抵黄山，下榻居士林别墅。离别墅不远，有一个温泉，中国旅行社在此设有招待所，为国民党空军疗养地。张学良一到，原住在别墅疗伤的空军军官被迁出，温泉区也划为张学良专用，外界任何人不得入内。
偌大的温泉区变成了只有张学良才可以进出的禁地，这引起往日常来洗浴的空军军官们的不满，背地里议论纷纷。后来看到警卫林立，张学良在严密监视下的极度不自由，他们不禁对他的境遇产生了同情，千方百计想要接近张学良。
一天，趁张学良上山游览之际，五六名军官上前，刚想与张学良攀谈几句，紧随张学良的警卫不由分说，就将众人同张学良隔得远远的。又有一次，几位军官散步至居士林别墅前，向门口的警卫提出，希望能进去同张学良闲聊几句，哪怕是请个安，问候一声也好，没待警卫回答，刘乙光急冲冲地从屋里赶出来，厉声将众军官斥退，并警告他们以后若再来纠缠，将通报他们的部队，给予最严厉的处分。
面对此情此景，张学良无可奈何地摇摇头，惟有苦笑。
抵达黄山的第三天，张学良游山归来，一辆吉普车突然斜刺里窜出，“嘎”地刹在众人面前。警卫们如临大敌，纷纷掏枪，刘乙光抢上一步，挡住张学良，惊恐地望向车内。但见车门“砰”地一声打开，跳下一个年轻人，神色紧张地声言要找刘秘书，要他赶快到县里去接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蒋委员长要和他讲话。
原来如此，虚惊一场的警卫人员都长嘘了一口气，纷纷收起手枪，四下散开。刘乙光一听是蒋委员长找他，顾不得再听来人道歉罗嗦，急匆匆跳上尚未熄火的吉普车，赶往县政府。
电话是蒋介石亲自打来的，询问张学良在路上的情况和在黄山居住的情况，并命令刘乙光他们马上离开黄山到江西萍乡去待命，刘乙光向蒋介石诉苦说，现在没有交通工具，也没有钱了。
蒋介石在电话里厉声命令：“没有交通工具，就在屯溪封车；没有钱，先向歙县县长借用！”
县长听见是蒋介石亲自打来的电话，吓得立即答应借给三千块。刘乙光又安排宪兵到屯溪去封车，这时日军已进逼南京，屯溪社会秩序混乱，人心惶惶，那里有汽车可封，急得刘乙光团团转，最后不得不拿出“军事委员会”的封条，强行封了八辆汽车，司机、助手共15人，这才上路开往萍乡。张学良对这样的突然迁移，感到很烦恼和不安。
从黄山出发，行程两天，经南昌、高安后便到达江西萍乡。在兵荒马乱中奔波，张学良的情绪自然不会好，再加上萍乡是一个小县城，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十分闭塞，附近也没有什么名胜古迹，实在无处可去。因此，张学良在萍乡时倍感寂寞和苦闷。
见张学良这般无精打采，刘乙光感到十分棘手，他生怕张学良闷出病来。一年来，蒋介石对刘乙光的“管束”工作十分满意，明令不准再换他人。戴笠在不久前的一次通话中，也隐约透露给他晋升上校的问题，这令他精神振奋，劲头倍增。他相信，只要张学良本人不出问题，那么，到了年底，他的领口上一定会如愿变成两杠三星。
可如今，张学良整天憋闷在屋里，这可怎么办呢？自从负责监管张学良之后，刘乙光给自己确定了一条最基本的原则：只要不违反南京的禁令，他张学良怎么高兴就让他怎么去做，他愿意怎么寻乐就怎么去尽兴，反正军统局每月给他拨一个团的经费，钱从来不缺，再说，张学良本人的财源也很丰厚。
于是，刘乙光便让宪兵和警卫们一起动手，在住地不远处修建了一个网球场，让几个身手好的警卫陪着张学良打网球，但运动并没有排遣张学良因无法奔赴抗日前线而累积的烦闷，加之警卫们的球艺都在他之下，没过几天，他便兴趣索然了。
萍乡不但风景不好，而且天气阴冷，淫雨绵绵，张学良情绪低沉，身体也出现了问题。由于缺乏维生素，他的腿脚肿胀得厉害，对此，张学良很是苦恼，他对刘乙光说：“这太不公平了，弟兄们在前线打日本鬼子，流血牺牲，可我在后面闲呆着，腿脚却肿得不能走路！不行，这样下去怎么得了，真有一天我到前线怎么办？”张学良时刻不忘渴望前线杀敌的壮志凌云，可是，他没有想到，或者他不愿想到，他是永远也等不到这一天了。
转眼春节到了，往日冷冷清清的萍乡街道也热闹起来了，虽逢战乱，但人们耍狮子、唱花灯、踩高跷的热情不减，从大年初一一直闹到元宵节。张学良为排遣心中的郁闷，了解一下当地的民情，执意要上街看看，刘乙光无可奈何之下，只好答应。为此，他做了周密的安排：这天是大年初五，萍乡的大街小巷都设置了以维持秩序为名的宪兵，保安队也派出了巡逻队，各街道口都放置了岗哨。刘乙光又派便衣先在萍乡城里侦察了一番，没有发现什么可疑情况，才让张学良上街。
吃过早饭，张学良在便衣的陪同下出发了，他们都化了装。张学良身穿蓝咔叽布工装，头戴鸭舌帽，打扮成一个汽车司机。刘乙光和特务们有的着西装，有的穿中山装，有的则套上长袍，打扮成商人或绅士。
焕然一新的街面上，人头攒动，锣鼓喧天，好不热闹。张学良顿时被这种欢乐气氛所感染，他露出久违的笑脸，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奋力游走，左顾右盼。
忽然，背后有一个兴奋的声音响起：“这不是少帅吗？”是东北话！千里之外，蓦地听到耳熟的乡音，张学良急忙转身，只见一个东北汉子正奋力向自己挤过来。张学良觉得很面熟，但又一下想不起在哪见过，正欲开口打个招呼，刘乙光已抢先一个箭步上前截住了东北汉子，他讪笑着说：“老乡，你认错人了吧，他是我们的汽车司机，什么少帅老帅的！”这时，旁边的便衣特务们也都围过来，簇拥着张学良挤出了人群。
刘乙光向便衣特务们使了个眼色，东北汉子便被盯了梢。经侦探，得知此人曾在大帅府当过理发师，也为张学良理过发。九一八事变后，流落到关内，前不久才到萍乡，仍以理发为生。这本是件小事，但刘乙光心里仍感到很紧张，当即和戴笠通话，请示此事的处置办法。戴笠听后，当下就命令刘乙光：一、立即切断电源；二、做好转移湖南的准备。刘乙光得到指示后，马上采取了措施，不久，那位东北理发师便在萍乡小城神秘地消失了。
第十二章 仇人恩人刘乙光3、寄信风波与敬礼事件
“哎，日本人打来比我们跑得还要快，我们还没有住定，又要奉命跑了，跑到哪里才是个头啊？”听说又要搬迁，移住湖南的消息后，张学良心情沉重，望着墙上的中国地图，不住地摇头，叹着气对刘乙光说。
1938年1月，张学良一行到了湖南郴州，在军统局指定的苏仙岭安顿下来。在苏仙岭的时候，张学良的情况已大不同于在溪口时期。那时夫人可以陪伴，友人和故旧在获得批准后可以来看他。而到了苏仙岭后，就以战争期间情况特殊为理由，将这些待遇全都取消了，也不允许夫人于凤至陪伴，将张学良安排在苏仙观内，于凤至则软禁在城内一个戒备森严的独门小院里，不能外出，外人也不许入内，形同囚徒。张学良每周仅能下山一次，与软禁在城内的夫人相见。
自离开溪口以后，张学良心情一直不好，此时的精神更是苦闷难耐。“七•；七”事变以后，向蒋介石请命参加抗战，未获准许，反而步步南迁，由溪口到黄山，由萍乡又到郴州，看来蒋介石是不想让他参加抗战了，而且恢复自由也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此时的张学良，犹如一只受缚的大鹏，空有一腔报国凌云志，却无处施展。壮志难酬的悲怆，报国无门的忧愤，使得张学良只有借酒买醉，一醉方休。然而“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他心底的激愤又岂是区区薄酒所能化解的？忍无可忍之际，他也曾拔枪朝着窗外的桂花树连连射击，直至弹尽；他还曾写下“恨天低，大鹏有翅愁难展”的诗句。。。。。。张学良的郁郁不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