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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君武对此诗甚为得意，他夸口说他的这些佳句，足以和明季吴梅村痛谴吴三桂的《圆圆曲》先后媲美，永垂青史。对于马君武的打油诗，身为当事人的张学良、赵四小姐、朱五多年来均未置一词，只有胡蝶在《申报》上刊登过一则辟谣启事。其实，说张学良与赵四小姐有风流韵事，尚还能讲得过去，扯到朱五、胡蝶则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了，张学良虽然一向豪爽浪漫，“平生无憾事，惟一爱女人”，但为人很有分寸，不会乱来。朱五是北洋政府内务总长朱启衿的女儿，名湄筠，嫁于张学良的副官处长朱光沐为妻，张学良曾是他们的证婚人。“九•；一八”之夜朱五刚生一子，马君武捕风捉影，无端端把朱五牵扯进去，实属无稽之谈。后来抗战期间，朱五在香港一次宴会上与马君武不期而遇，她端了个酒杯走到马君武面前，说：“马先生，马老，你还认识我吗？我就是你诗中所写的那个朱五啊，来，我敬你一杯，我该好好谢谢你呢，你把我变成名人了！”马君武颇为尴尬，拔腿就走，赶紧溜之大吉。
至于扯到胡蝶，更是天大的冤枉。她和张学良“不仅那时未谋面，后来也未见过，真可谓素昧平生”。胡蝶是当时的影后，确实曾随上海明星电影公司赴北平拍外景，但那已是在“九•；一八”之后，所谓“九•；一八”之夜与张学良跳舞纯属子虚乌有。好事者编造她曾去顺承王府拜会过张学良，马君武就进一步胡说两人曾在顺承王府拥抱跳舞，言之凿凿，好像亲眼所见。胡蝶回到上海后，才知蒙受此不白之冤。次日，胡蝶在《申报》刊登辟谣启事，郑重声明“留平50余日，未尝一涉舞场”，并声称“蝶亦国民一分子也，虽尚未能以颈血溅仇人，岂能于国难当头之时，与负守土之责者相与跳舞耶？‘商女不知亡国恨’，是猪狗不如者矣。”她还严正指责马诗是别有用心。不久，明星同仁导演张石川及剧作家和演员洪深、郑小秋、夏佩珍、龚稼农等也纷纷登启事以人格为胡蝶作证。至此，“九•；一八”之夜胡张跳舞风波才获澄清。1964年6月，胡蝶赴台湾出席第十一届亚洲影展时，还曾有记者问她要不要见张学良？胡蝶回答说：“专程拜访就不必了，既未相识就不必相识了。”
其实，马君武写打油诗讽刺张学良，有发泄私愤的成分在内。马是广西人，早年留学美国，取得工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北平创办私立民国大学，资金很少。听说张学良曾给天津南开大学捐助过不少办学金，便要求见见张学良，请求捐助一笔办学款。由于当时东北局势紧张，张学良的身体恰巧又逢不适，就没有接见他，他心有不满。偏巧“九•；一八”事变后的几天，北平学生去顺承王府请愿，张学良接见了学生并讲了话，马君武认为既能接见学生，为什么不能会见他，这是对他瞧不起。于是，他就到顺承王府承启处通宵达旦，不接见不走，张学良只好接见了他。对于他的请求，张学良曾询问当时的财政部冀晋察绥特派员荆有岩，能否设法给“民大”弄点钱？“九•；一八”后，政府财政确实很困难，荆有岩认为马校长在这个时候要这么多钱，是在给我们出难题。于是，张学良对马君武的请求也只能是爱莫能助。马君武心怀怨恨，不久便在报上发表了上述两首打油诗。
那么，马君武的诗是不是完全没有一点事实根据呢？那倒也不是，俗话说：无风不起浪，马君武写这两首诗也是事出有因的。1930年3月，张学良挥师入关，帮助蒋介石打败冯玉祥、阎锡山的反蒋军，立了大功。蒋介石为酬报张学良，授意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司令的高位，而且授予节制东北、华北各省军事行政，彼时，张学良的事业兴旺发达，以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兼东北边防司令长官的身份，坐镇北平，统摄华北及东北半壁江山，成为北中国的第一号权威人物，这是张学良一生中的鼎盛时期，因而不免有些踌躇满志，在驻节北平的这段日子里，他不仅挥霍无度，吸毒严重，且在社交方面亦有失检点，以致引起外界的流言蜚语。
朱五是张学良社交圈子中的中心人物，经常陪伴张学良跳舞，但两人仅仅是跳舞而已，绝无其他；而赵四小姐自1928年起即与张学良公开同居，并生有一子。张学良的这些风流韵事，被一些人渲染、夸大，往往成为报刊上花边新闻的材料，后来便成为别人攻击他的口实。
但不管怎么说，事变当天，张学良的确不在老家东北，他在北京做起了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并且带出了东北军几乎全部的精锐部队，留在东北的多半是些老弱病残。“九•；一八”当晚，对于张学良的行踪，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一是在协和医院，发高烧到38度6，并有当年的病志作证；二是正在跳舞；三是在中和剧院看梅兰芳的《宇宙锋》。按照最流行的第三种说法，“九•；一八”当晚，张学良参加为辽西严重水灾演戏筹款，偕于凤至、赵四小姐在前门外中和剧院看梅兰芳表演京剧《宇宙锋》，十时许，被告知沈阳有紧急电话，张学良立即赶回协和医院，参谋长荣臻向张学良报告：“日军袭击北大营，进攻沈阳，我方已遵照蒋主席‘铣电’指示，不予抵抗。”张学良要荣臻将情况续报，但不久，长途电话即中断。张学良随即用电话向南京请示，南京方面答复说：不能打。
事变发生时，沈阳及东北的留守主官几乎都没有坚守岗位，代理东北边防军司令职务的张作相回锦州私邸为其父办丧事去了，副官处长李济川从北平回锦州，向张作相转告张学良要他回沈阳主持工作时，他却说：“京津方面安福系来了不少人吊唁，大概明后天他们走了，我就回沈阳。”副司令长官、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尚在北平，迟迟不归；东北边防公署参谋长荣臻在事变当天为其父祝寿，大摆筵席，宾客盈门，热闹异常；驻沈阳的主力部队第七旅旅长王以哲在事变发生时，也不在军营内，留下主事的只是几个参谋长。
日军炮击北大营时，官兵们群龙无首，惊惶失措。当旅参谋长请示对策时，旅长王以哲在电话中说：“对日军不准开枪还击，谁惹事谁负责。”荣臻则在电话中说：“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在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王以哲和荣臻是根据张学良、蒋介石的指示，才下达如此荒唐的指令的。
第四章 少帅时代6、与马君武的一桩公案（2）
当时，张学良一厢情愿地认为，忍耐和避让，可以使日本侵略者找不到借口；打不还手，可以避免扩大事态，取得列强的同情和干预。事变后，张学良召开了两次紧急会议，两次会议的主要意见都是听命中央，依靠国联，这更加深了张学良迷信中央决策、依赖国联干预的思想。
不抵抗政策致使东北的大好河山很快就断送了，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沉重的灾难。这一政策究竟出自谁手？多年来，史学界众口一词说是蒋介石打电报给张学良，内云“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民族国家于不顾”。说“九•；一八”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对此，张学良在其与唐德刚教授的口述访谈中，郑重地予以澄清。
“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现在很多人都在说，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来替我洗刷。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
政府方面，那个时候还不是蒋先生，•；•；•；•；•；•；那政府给的回答不外乎是两句话，就是你妥善办理，相应处置。都是这段话，政府从来没有直接明确地给我答复，都是这种笼统的话。换句话说，就是你自个儿好好地去看着办吧，都是这类不负责任的话，没有什么正经话。”
“当晚，根本不知道这就叫做‘九一八事变’，也不知怎么向政府请示九一八事变该怎么办，因为那时关东军经常寻隙挑衅，隔几天就找点事情闹闹。
待到事变出来了，我就可以请示中央政府了，是不是这样？待日本人要打锦州，就请示政府了，那政府就说你好自处理，善自处理，那时都是这种话。”
“不抵抗，不能把这个诿过于中央。这事不该政府的事，也不该蒋公的事。那个时候，蒋公根本就不负责任，他不负这责任，我也根本没有向他请示的必要。我要请示也是向南京政府请示，没有必要打电报给他。”
“我这个人说话，咱得正经说话，这种事情，我不能诿过于他人，这是事实，我要声明的，最要紧的就是这一点，这个事不是人家的事，是我自个儿的事情，是我的责任。”
当时的东北，基本上是自成体系，蒋介石调不出一兵一卒，也派不进一兵一卒，东北的财政也与南京毫无关系，所以，所谓的中央确实还只是名义上的摆设。把责任推给中央，表面上有道理，实际上没道理。东北是张学良的家乡，更是奉系军阀的根基所在。保卫家乡是情感的要求，保卫根据地是理智的要求。家乡被践踏，情感上过不去；失去根基，军阀就会成为寄人篱下的打手工具，比没有军队、没有财富、没有金钱，更加要命。张学良其人，既血气方刚，又聪明过人，不会不知道其中的厉害，那他为什么还会下不抵抗的命令呢？
“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他，躲开他。”
“过去我们对日本办事情，‘南京事件’也好，‘济南事件’也好，都是大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