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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上的学生一片茫然，一个“日期”也答不出来！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历史学自从福何以后，早已不讲日期了，只讲“话语”（discourse）、权力和“时机”（moment）。费教授下泉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第二部分 读书生活第11节 论文和游学
博士口试通过了，剩下来的是博士论文。其实这才是得博士学位的真正难关：论文写不出来，其他的一切努力都等于白费。当年哈佛的博士生因论文没有完成而拖了七八年甚至十几年的大有人在，校方则以在学年资计算，如G1、G2、G3等（G代表Graduate School），如果有人是G17，则表示他已经在研究院念了十七年，尚未拿到博士学位。记得有位同系的学生，研究清史的Harold Kahn，有次返校演讲，他已在伦敦大学任教多年，但论文仍未写就，所以费正清教授介绍他时就故意用G17称之，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算来我应该是G8或G9，因为我于一九六二年入学，直到一九六九年才完成论文，一九七○年才获得学位，时间恰和“八年抗战”相仿。然而我早在一九六四年就完成了各种课程及语言的考试，为什么论文从始到终竟花了整整五年之久？其实也不尽然。我把大部份的准备论文的时间都花在旁听其他的课上，而对自己的论文研究反而提不起劲来。于是费正清教授开始向我施加压力了。
在费正清的“王国”作学生，每人只分到一个“人物”作传记式的研究：譬如盛宣怀、王韬、张之洞、梁启超、蔡元培、李大钊……等主，甚至连我的业师也只以严复作题目。史华慈教授对我的论文题目一向不闻不问，作什么都行；他关心的是我到底要探讨什么“问题”（他常用的一个大字眼是problematique）。记得在他的研讨班上我提交林纾的论文报告，特别注重林纾的感情层面，报告完了，史师反问我：“你的结论是什么？”我照实答说：“还没有想出来，请老师指点。”于是他就不慌不忙地谈天说地，最后谈到浪漫主义的问题，不但给我灵感，而且为我开了一条可以兼走文学和思想史的大道。从此之后，我才逐渐开始摸索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浪漫”问题，但又觉得不能照搬西方的“浪漫主义”，内中错综复杂的问题太多，而只能探讨五四时代文人的“浪漫”心态。既然我从林纾的研究中开了窍，所以决定把林纾作为论文中的主要人物，并从晚清拉到三十年代，而以五四文学为主轴。五四时代浪漫情操的主要代表人物当然非徐志摩莫属，所以费正清教授认为我以徐志摩为题就足够了。然而我心目中的构思却庞大得多，想为五四这一代人作传，而且写的是一种“心态史”，但用的是文学数据。当时我竟无理论训练，也不知道什么才是历史的“方法”，但却胆大包天，在费教授压力下坚不退让：他让我只写一个作家，我响应说至少要写半打，甚至更多，为什么不能写一本“集体传记”（group biography）？言下之意，似乎把自己抬举成了“五四”作家的代言人。主观的意愿太强，甚至自己不知不觉间也跟着“浪漫”起来，并以此作为我立身处世的“座右铭”，于是“文如其人”，连博士论文也变成了我“人生哲学”的一部份，把父母亲那一代人算作浪漫精神的代表，而把幼年时所受的教育和文化熏陶一股脑儿算在“五四”的账下。
论文的构思越来越大，决定除了徐志摩之外，还要写郁达夫，因为郁的故作颓废，其实代表了浪漫心态的另一面。林纾则成了浪漫的“先驱者”，但又觉得不够，遂突然想到以前在史华慈师地下逐期阅读《新青年》的时候，偶尔发现苏曼殊这个在五四刊物发表的小说“碎簪记”，竟然浪漫得惊人，而且是用旧式“才子佳人”的写法，恰好可以与林纾搭配。有了这四个主要人物，我仍嫌不足：“五四”的浪漫情怀如何会演变成一种革命的情绪？于是又不得不加了一章，探讨三个既革命又浪漫的作家——郭沫若、蒋光慈和萧军，内中萧军最容易写，因为可以用我早已写好的硕士论文（也就是第一堂修史华慈师课时所写的论文），而对郭沫若和蒋光慈的论述，则可引用David Roy刚出版的书和台大业师夏济安先生的一篇论文，不必费太大功夫（因此也成了后来论文出书时最弱的一章）。
然而，为五四文坛作一个历史背景的素描，却煞费周章。记得我每天在燕京图书馆地下室看书，就是在搜集五四文人和文坛的资料——逐本逐本地读，不论是正史野史，每本都读，积累了将近一年，才逐渐感到“文人”本身就可作一种知识分子的类型，而“文坛”作为一种社会空间里的不成文“制度”更是饶有风趣（那时我还不知Habermas和Bourdieu为何许人也）。把这些大批资料写进论文，再加上四位主要人物的传记和作品研究，最后当然还须要有一个史华慈式的“思考”（reflections）作结论，真可谓洋洋大观。后来论文写成装订时，足足有两大本，合共一千多页！说来好笑，我的哈佛学生冀一新（Robert Chi）在我的退休餐会上说：他考虑是否申请到哈佛读研究院的时候，曾先到图书馆去察看两篇论文：一篇是他父亲当年在哈佛写的，短短不到一百页；另一篇就是我的，馆员拿出一本后，他正要拿到阅读室看，馆员又拿出来一本；于是他当机立断，决定拜我为师！其实在我那个年纪，哪知天高地厚？也没有太大的时间压力，尽情写去，一发而不可收拾。到了要出书时，费教授来信说：你的“大作”至少要删掉一半，否则出版社不会接受。
美国的研究生到了论文的阶段，皆会申请一笔研究费到别处图书馆或其他学校访问研究，也算是一种游学。每年哈佛的东亚研究中心——后来改名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都接待不少他校来的研究生，到此搜集论文资料。而哈佛的研究生的去处反而不多，当时中国大陆尚未开放，所以不少同学就趁此机会到香港或台湾地区，一方面作论文，一方面再加工学中文，以备阅读中文数据之需。我当然无心作此打算，于是异想天开地要申请到欧洲去游学：既然要研究徐志摩，当然也要像他一样，先到英国康桥，再到其他欧洲国家去游历，并借机找寻灵感。竟蒙费教授答应，给我两千美金的研究费，任我这个“自由人”（free spirit）到欧陆遨游。
这真是一个一生难求的机会。友人董桥说：我的学问一半是走出来的，一点也不假。“游”学时对我的意义之大，不亚于旁听大师级教授的课，因为我可以在游历的过程中吸收更多的文化知识，而且百闻不如一见。当我抵达康桥，看到“三一学院”和“皇家学院”后面绿油油的草地的时候，真觉得徐志摩的英灵与我同在，甚至互相交流。到了康桥的第一天傍晚，就在学院的后园散步，走累了就驻足于教堂旁边，眺望眼前不远的“康河”（Cam River），遥想当年徐志摩和林徽音在此流连忘返！这还是电视剧《人间四月天》拍摄前三十多年的事。
那年是一九六八年，我在六月初就乘哈佛学生廉价包机直飞伦敦，住了一阵就迫不及待地来到康桥，在踏寻徐志摩的踪径时，还爱上一位异国女郎，并以此为题写了我第一篇中文散文，寄到台湾地区发表，从此也步上“文人”之途。徐志摩带给我的灵感，岂止是他的几首名诗和散文？我整个的“心路历程”都和他“心心相印”，只不过他英年早逝，没有活到中年老年，也缺少了自我反省的时间和空间，但他轰轰烈烈的感情生活仍然令我羡慕万分。
除了英国之外，我在半年期间游历了欧洲十几个国家。事先并没有充份计划，只是随兴之所至，到处漫游。当时我仍持中华民国的护照，所以申请各国签证变成最头痛、最费时的一件事，但我仍然没有气馁，在伦敦就跑遍了不少领事馆，竟然凑巧得知那一年南斯拉夫开放一年，不须签证即可入境，于是我又多加了一段行程和冒险经验。
我的欧游行程如下：先在伦敦和康桥住了两个多月，美其名曰研究和找资料；然后到德国和奥地利（刚好赶上撒而斯堡音乐节）；再由维也纳坐火车入南斯拉夫，然后到希腊，再坐船到意大利，又从意大利北上到法国，在巴黎留连了一个多月，再去比利时和荷兰，到了深秋又折返伦敦，重游康桥后，再北上到丹麦、瑞典和挪威，再南下到西班牙和葡萄牙，然后返美。一九七○年夏我到香港任教之前，又重游欧洲一次，这两次经验使我深深感到父母给我的名字——欧梵——真的藏有深意，我似乎必须经历一个“欧”洲的人生阶段才终会“一笑拈花出梵天”。
欧洲对我的意义何在？真是罄竹难尽。它展示给我一个渊源流长而又多彩多姿的文化传统，让我领悟到这才是真正的“西方”——多元的西方，美国文化仅及其皮毛而已。这块大陆也充满了历史和回忆，和任何欧洲人谈话——包括我常到处寄居的女房东——都不自觉地说今道古，而过去其实就是现在的一部份。在欧洲我也感受到不少各国的文化基础：在英国的小镇看莎士比亚；挪威的奥斯陆参观格里格（Edward Grieg）的故居，撒而斯堡到处都是莫扎特；巴黎的罗丹博物馆我至少去了三次；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徐志摩译作“翡冷翠”，美得迷人；在巴黎赛纳河左岸，我到处找寻巴金去过的地方，又到里昂去搜集“勤工俭学”的资料，差一点改了论文题目；在西班牙看斗牛，就想起大学时代读过的海明威小说。甚至在南斯拉夫的古城Dubrovnik，还刚好赶上一场传统的音乐会。
到我返美开始在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任教的时候，已经觉得自己不像一个“汉学家”或“中国研究”的专家，虽然授的课是中国史，但晚间写我的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