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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过于唯美，过于工巧而不食人间烟火，但当时，对我的影响还是很大。而喜爱外国诗人的诗歌应该从喜爱俄国诗人丘特契夫的《别声响》算起，当我无意间看到那首诗时，我觉得它明显地区别于我所知道的有限的几个外国诗人的作品，不禁兴奋异常，从而也改变了我对外国诗歌可笑、盲目的否定和近乎无知的看法。直到陆续接触了里尔克、帕斯、希尼，特别是狄金森、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等优秀的诗人和优秀的作品后，才使我诗的视界和疆域开阔了些。可以说，那些来路上经意不经意地散发着美好、温情、忧伤、勇气、尊严与爱的诗句，共同参与、构建了我诗歌的骨架。
诗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与众多六十年代出生的诗人一样，我的诗中留存着太多时代的烙印，留存着太多个人的经验在里面。它就像一个人的气质、精神和性格，是很难把如影随形的许多东西摆脱掉的。所以，我的诗仍然留有传统意义上的四平八稳和平铺直叙，但是，我的目光一直向着未知的远方。我以为，我注定是连接来路和前程的一座小桥，虽然之于担承和传载的意义来说，它未免过于单薄和寒酸，但是，我并不以此自惭形秽、自艾自怜、妄自菲薄，相反，我会珍惜生活给予我的独特的情感资源，并以自己独有的姿态，汇人时代诗歌的浩浩碧波之中。在继承与发展的流程中，慢慢地彰显，从容地承载。
诗歌启迪了智慧的灵光，减轻了生命的重负，缓冲了精神的疼痛，拯救了情感的荒芜，给我们的心灵以极大的宽慰和关怀，使我们的灵魂被托举、贯通和照亮，使我们在前行的路上一直被一种和煦偏爱着、笼罩着、温暖着。谁能说这不是一桩奇特的“缘”呢？爱诗的人是幸运的、幸福的；爱诗的人在自己的一生中挥霍了几生的“财富”；爱诗的人就是爱生活的人。愿所有爱诗的人，永远被诗的光耀和柔美照彻！
难以清算的诗歌传承
■ 谭克修
在我最近的写作中，我自觉地将目光投向了身边的、自己熟
悉的，又具有某种本土性、典型性和概括力的题材。
1995年大学毕业后，生存问题和写作本身从两个方向带来的压力，都使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一种忙碌的生活，一种对社会接触面尽可能广、能让自己有所历练的生活。值得庆幸的是，在我的工作和写作之间有一种良性的互动影响。我从事的城市设计工作对人的综合知识面、严谨作风和艺术感受力同时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这样的培训对一个成熟的诗人来说仍然有效。同时，城市设计可以间接训练我写作中更为宏观的视野，对传统文脉的尊重，对某种强烈情感的控制等等。反过来，部分业主会对我的设计作品在技术严谨性的背后隐藏着的某种文化意蕴或浪漫情怀有特别的好感，这应该是一种诗性的光辉在暗处闪耀。实际上，在诗篇与城市空间的节奏与韵律生成上，它们会暗暗地产生一种相互提示与修正的作用。另外还有一些引申意义上的启示：在设计活动中，对使用对象消费心理的理解与尊重，值得我们这些从来不需要进行市场调查、凭主观就能生产大量自封为“心灵鸡汤”的诗人们沉思——我一直在努力使自己的作品要对“专业人士”和一般读者都能产生某种阅读快感，要忠实于自己的时代。以上这些积极的效果，不排除有自己在心态上的主观调适成分。我想多数诗人都必须解决自己对待工作的心态问题。如果不是出于特别反感，一个视野开阔、敏锐的诗人却可以从毫无兴趣、甚至毫无“意义”可言的工作中找到诗性意义。另一方面值得庆幸的是，由于工作的原因，我可能较之多数同龄人有着更为丰富的生活经验。我明显地感受到它正在施惠于我去年底可以说是“重新投入’’的诗歌写作中。我的诗歌在过去由于对生活无话可说而更多关注于自然事物或内心某种悠忽的情感，它们大多有着林黛玉一样的美丽、多愁善感及其类似的虚弱无力。现在，当它们醮满生活的汁液，已显出视野开阔、诗质结实的气象。因此，我非常赞成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的话：“一个人写作的一切都是积累的经验的表现”。
必须谈到汉语新诗的自身传承带给我的思考。汉语新诗从“五四”的白话文运动中的诞生，就是以在思想上与形式上的彻底反传统姿态出现的。其先驱者胡适们所做的事情，正如帕斯所说的是一种对“已经磨损或者变成模式”，的文言涛词“发明一种新的形式”的“创新”工作。新诗在经历了几代诗人近百年的努力之后的今天，期间有诗人艾青、穆旦、昌耀、食指、北岛、于坚、欧阳江河、西川等已提供了一些优秀的诗歌文本，但种种迹象表明，它离一种成熟、可资借鉴的“汉语新诗传统”，甚或能被相对多数诗人接受的成功诗歌范式还有一段不明朗的路程。应该说，汉语新诗从它的发轫到它的现代化改造进程中更多地受惠于西方而不是中国的传统。也许可以说，时至今日，有关汉语新诗的“自身传统”问题仍然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与此同时，我和多数同龄诗人一样，也在浩瀚的世界诗歌历史长河中寻找自己“精神之父”以吸收“秘密营养”。20世纪90年代，我泛泛地读了波德莱尔、叶芝、奥登、里尔克、艾略特、庞德、弗罗斯特、史蒂文斯、博尔赫斯等诗人的作品。最近一段时期，我的注意力更多地被另外几个诗人吸引。一个是取代艾略特统治了20世纪英诗后半个世纪的英格兰诗人菲利浦·拉金。他那些高度个人性、几乎是对生活经验如实展示又具有强烈英国精神的诗篇对我有着一种独特的吸引力。另外几个诗人来自于传统欧美诗歌重镇之外，一直受国内诗人喜爱的波兰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质朴、精确、硬朗的诗风，一生的特殊经历使他的写作中始终贯穿的悲伤语境，对生活本质有着极强的穿透力。继承了北欧抒情诗传统的瑞典诗人托马斯·特兰斯特罗姆，对寻常事物具有一种诗意点化的魔力。简约、朴素的语言在不动声色之中将身边的寻常事物推展到了深远的诗意之境。以色列诗人耶胡达·阿米亥诗中的意象则“来自犹太人内部和外部的历史”，他用日常口语对自己经历和感受到的事物进行着精确的描述，将希伯来语诗歌提到了可以让全球范围内的诗人瞩目的高度。由仅12万人口的加勒比海岛国圣卢西亚发育的诗人德里达·沃尔科特，却能够清晰地用自己置身于欧洲、非洲、北美洲三种传统之中产生的混血特质在诗歌中表达出自己的位置感。这几位来自于诗歌边缘地带的诗人，他们置身其中的特殊历史传统与地域特征在其作品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们写出了自己与这个世界的遭遇，也很大程度上写出了自己的民族与这个世界的遭遇。在我最近的写作中，我自觉地将目光投向了身边的、自己熟悉的，又具有某种本土性、典型性和概括力的题材。我写《某县城规划》，是因为“县城”在“中国”意义上的独特典型性，是中国多数人生活的地方，是目前正在加速的农村城市化的前沿阵地。或许可以说，“某县城”的问题也是国内几乎所有大城市面临问题的概括与抽象。我希望《海南六日游》里的“海南”在骨子里而不是在风物中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同时能很大程度上代表“全中国”说话。《还乡日汜》中不可避免地会有一种对故乡的怅惘情怀，因此在表达上它可能是我最为柔软的部分。尽管来自同一个县的匡国泰诗友希望它能成为近年内“乡土”题材里引入注目的作品，但我的初衷是对一个内陆农业省份偏远农村的境况进行描述，希望一定程度上写出农民的大致命运，而不停滞于所谓的“乡土诗”属性上。
一滴泪里，深藏着什么？
■ 崔俊堂
当现代文明的诱惑带来足够的浮躁时。酒绿了涉世的秋波，灯红了赤裸的筋骨，我还是把这块土地上的人牙。事当作奶和蜜，以用来保养我的诗歌圣体。
诗歌作为心灵的呻吟与诉说，是苦难和碎片在灵魂中的闪光与呈现，是使生命和疼 痛无以复加的一种状态；它来自与外在世界的相撞，来自于灵魂本体的厮打和破碎，因 此，它无疑是对存在的言说，是对苦难的承担和对伤口的关照，并通过承受和传达，使存 在与本体的沟通成为可能。诗歌从来不带来什么，但它的确又带来了什么，首先是带给我 们以心灵的疼痛和震撼。我知道，一滴泪里，深藏着什么。我感知着深深的黄土、恩恩怨怨 的黄土和生长在黄土里的诗歌。我曾注意过各种诗歌流派，但大诗人艾青令我敬仰，他一 直是站在我诗歌身后的一棵大树。
在我的诗里，容纳了一头老死在田地的耕牛、一杯喝了准许上路的米酒、一块父辈们 早已为他们选好的墓地……只要生活中平凡的事物进入我的内心世界，不管用哪种形式 再现出来，我相信，都是一种撞击、撼动和征服。就像我家门前的一条小河，发怒的时候， 就有可能带来灾难，而心平气和的日子里，常有一声声牛哞漫过。我只能给小河以全新的 命名了，它是故土的小血管，流淌着我的血型，甜也是歌，苦也是歌。
有一位哲学大师说过，没有诗人能够使用比他更重型的装备和弹药了。诗人用天真 和不幸，用血的浓度写出诗的纯度，这便是一个诗人的归宿。渐渐地，我把诗歌写作从单 纯的情感和贫血的乡土中解放出来，让所认知的人和事，投入反省和抽象的意识里，并不 断推进诗歌写作。在生活、意志和人性三者熔铸的炉膛里，提炼诗思，挖掘诗性意义。如， 大地上一座断腰的桥、闲置的机床、进城的父老乡亲……已成为我诗歌的“所指”，它糅 合了我的“集体”意识，在与对人们生存、生命的现实沉思中，力求用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