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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泰晤士报》和电台采访布伦特之前，政府让他以《政府官员保密法》为依据，
拒绝回答向苏联提供国家秘密的情况。但实际上这些情况早已不再是什么秘密。
安东尼·布伦特，1908年出生于伦敦一个牧师家庭，18岁时考入剑桥大学三一
学院，1930年，他被克格勃招募，成为苏联间谍。
被招募后，布伦特受命在大学里为克格勃物色人才。他总是对招募对象强调这
项工作的隐蔽性和危险性，这对于年轻人是刺激的。布伦特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在
他离开剑桥之前，成功地招募了一批学生，其中几位成为日后重要的间谍。
1939年战争爆发时，布伦特担任了考陶尔德艺术学院的副院长，他申请参加战
时军事情报培训班，并被录取。不过很快又被辞退了，理由是他与共产主义者有所
牵连。但是，这些记录被布伦特在军情五局的某个“朋友”销毁了。1940年，通过
一个朋友的推荐，布伦特又进入军情五局工作，成为英国最机密的安全部门的一名
官员。
布伦特在军情五局最初的工作是在秘书处协助当时的局长戴维·皮特里爵士工
作。许多重要的文件被送到他面前，他当然不会忘记把文件的内容报告给联系人，
如果方便的话，甚至把文件带出办公室让他们拍照。
布伦特提供的第一份文件，就断送了一位苏联高级官员。此人在当时苏联政治
局委员米高扬的办公室工作，给军情五局当了7 年的内线，向西方提供了大量重要
情报。1940年，布伦特把他提供的一份情报的副本交给了联系人，这位高级官员从
此消失。
后来，布伦特又曾主管军情五局的“监视员”——负责监视敌方间谍的特工人
员。他每周都要向“监视员”分配任务，然后忠实地向克格勃报告，使得克格勃成
员可以安然无恙地行动。布伦特做得如此肆无忌惮，以至于克格勃不得不提醒他不
要“做得太过分”，以免引起怀疑。然而，布伦特从未被人怀疑过。有时，他和同
事在办公室处理文件，碰到一份很重要的文件，同事们就会开玩笑地说：“很可惜，
我们不能把它给俄国人。”布伦特一言不发，暗自好笑，因为往往过几个小时之后，
他就会把它提供给苏联。
就这样，他蒙蔽了所有的同事。在军情五局的5 年，他只说过一句不得体的话。
那是1945年离开军情五局时，他对同事T ·A ·罗伯逊上校说，“向俄国人提供军
情五局每个官员的姓名，使我获得了极大的快乐。”罗伯逊向有关人员报告了这句
话，但奇怪的是，或者说幸运的是，没有引起重视。
事实上，布伦特最危险的活动，就是定期向克格勃报告军情五局的人事情况
（行话把这叫做“战斗序列”），以及这些人都在什么地方从事什么活动。军情三
局内其他苏联间谍的活动暂且不论，仅布伦特一人，就使整个军情五局一度全部在
克格勃的掌握中。
布伦特向克格勃提供的情报，并不仅限于英国。他也处理通信情报，因此能接
触到大量他国的情报。正如他自己说的，“如果我在工作中碰到了俄国人感兴趣的
材料，哪怕只有一丁点兴趣，我也会转给他们。”这些材料甚至包括一些国家外交
官的名字，这些人性格上的弱点或是经历中的可疑之处，克格勃可以利用这些对他
们进行招募。后来，其中有些人确实被克格勃招募了。
人们可能会问：既然布伦特这样有价值，克格勃为什么会让他离开军情五局，
回到情报价值微乎其微的艺术领域，担任了王室的艺术鉴赏顾问。也许克格勃认为，
安插一名与王室关系密切的间谍会有其他地方无法取代的情报价值。布伦特离开军
情五局后，不再有接触机密的机会，但他仍与许多同事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常
常聚在他豪华的公寓里，谈论局里的趣闻逸事，飞短流长。
直到1951年，一个名叫吉伯斯的军情五局特工叛逃，他是布伦特的老搭档，军
情五局才终于对布伦特起了疑心。虽然他已经离开了军情五局，他们还是决定审问
他。
从1951年开始到1964年，布伦特断断续续地接受了回四次审问，共计几百个小
时。他游刃有余地编造各种各样的谎言，审问进展甚微。
其中还有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小插曲。作为调查吉伯斯失踪事件的首批措施之
一，军情五局要搜查他的住处，布伦特有钥匙，他帮军情五局打开房门，并主动提
出帮助他们搜查。虽然他是怀疑对象，他们还是接受了他的好意。军情五局花了好
几天查阅信件，一无所获。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唯—一封泄露内情的信，就在布
伦特搜查的书架上，布伦特趁人不注意，随手塞进了自己的口袋。
就这样，布伦特一直逍遥到1964年，直到一个名叫迈克尔·斯特雷特的人向军
情五局告发了他。斯特雷特也是剑桥毕业生，也曾一度被克格勃招募。他的告发极
其有力，并表示，如果需要，他愿意出庭作证。这是军情五局掌握的关于布伦特间
谍活动的第一个真正证据。
军情五局的头头们研究了几个星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如果布伦特仍然否定
一切，他们还是无法对他起诉。最后，承办布伦特案的阿瑟·马丁认为，唯一能诱
使布伦特供出克格勃在英国活动情况的办法，就是对他免于起诉。军情五局的决策
者们权衡利弊，决定对布伦特免予起诉，但是他要保证不公开办情，以免对军情五
局不利。
国家安全机构和叛变者布伦特开始讨价还价，斗智斗勇。整个过程长达200 多
个小时，拖了8 年，几乎像一出荒诞喜剧，其精采之处，不亚于电影剧本。比如某
天晚上，在轻松的谈话中途，审讯人员突然发起攻势，气冲冲地说：“你知不知道
由于你所做的一切，多少人遭到杀害或受尽折磨！现在你要老老实实交代你还有哪
些同伙。”布伦特一时似乎失去常态，脸涨得通红，接着他发现审讯人员并没有掌
握什么新情况，于是微微一笑，冷静地说：“没有。”更叫人啼笑皆非的是，后来
告发布伦特的斯特雷特同意与布伦特对质。两人见面后，气氛却出奇地亲切，他们
相谈甚欢，对质则毫无成果。布伦特甚至半开玩笑地说，他对斯特雷特的告发一点
也不生气，因为他一直担心这一天的到来，而这一天真的到来时，对他反而是一种
解脱。
到了1972年，对布伦特的审讯越来越没有进展，每一个参与者都深深地厌倦了。
最后，军情五局作出决定：除非发现有力的新证据，否则就结束对布伦特的审讯工
作。
此后，布伦特到某个宁静小镇上安度晚年去了。军情五局整理了审问他的录音
并作了摘要。这份详细的文件当然没有公开发表，仅供某些军情五局和内政部的工
作人员作内部参考资料用。然而，人们相信，其中一定还涉及到某些重要人物，他
们不仅仍然活着，而且名声和荣誉完整无损。
谁玩转了军情六局
绯村摘编
英国秘密情报局，简称军情六局，是与军情五局（安全局）齐名的情报安全机
构。但军情六局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伊丽莎白一世统治的时代，所以他们认为自已历
史悠久，比军情五局要高出一等。这两个部门从1905成立以来就开始相互妒嫉和竞
争，竞相建立“自己的王国”，导致彼此在反间谍方面的职责严重重叠，给两个机
构及整个的国家的安全都带来了危险和损失。双方相互保密而不是分享情报，如果
要接触彼此的档案，必须提出书面申请，有“让人信服的理由”。更有甚者，有时
其中一个机构掌握了确凿证据，证明另一个机构中有人有从事间谍工作的嫌疑，他
们也多半会默不作声，消消停停地静观其变。
60年代后期，这种不怀好意的沉默被打破了，代之以怨恨和攻击。布伦特事件
中，军情五局掩盖姑息的做法让军情六局大为不满，他们气势汹汹地要求“在某种
程度上公开揭露俄国人对军情五局的严重渗透”。但军情六局自身的情况也好不到
哪里去，后来披露的情况表明，军情六局内部也是问题重重，比军情五局有过之而
无不及。
“狙击手”与“钻石”
“狙击手”是波兰情报局第一处处长迈克尔·戈伦涅斯基的代号，他是美国中
情局的一名间谍。此人十分了得，在1961年他叛逃之前，连中情局都不知道他真正
的身份和国籍。只知道他与克格勃有密切联系，能提供克格勃收到的情报副本。
这些副本中有些是军情六局的文件，中情局立即把这个情况通知了军情六局。
正好当时军情六局有一些秘密文件放在布鲁塞尔某处，不幸被盗。他们就想当然地
认为中情局所说的文件是指这些，于是看也不看究竟是些什么文件，就把此事轻轻
放过。
后来，“狙击手”又直接提醒军情六局，说他们内部隐藏着一个极为活跃的克
格勃间谍，代号为“钻石”，从这个代号就可见此人的价值。然而军情六局不知是
因为疏忽而没有采取行动，还是因为无能而采取了行动却不得结果，不仅“钻石”
没有被发现，还暴露了“狙击手”。“钻石”向克格勃透露说，波兰情报局内部有
一个为西方工作的间谍，但是他不知道是谁。
克格勃联络官找到戈伦涅斯基，告诉他说：“我们有情报证实，你们局里有一
只‘猪’。”“猪”是克格勃对叛徒的称呼，由于他们一向很器重戈伦涅斯基，所
以请他帮忙揪出那只“猪”。大吃一惊的戈伦涅斯基仓惶逃往美国。失去了如此宝
贵的一个情报源，中情局不能不感到懊丧。他们认为军情六局应该对此事有个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