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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合著的、由4 位前中央情报局长分别作序的巨著胭情报之名》为礼物送给沃特
老人，并为沃特播放了因故不能亲自前来的里根和布什祝贺他生日的录相。膀大腰
圆、红光满面的沃特感叹道：“不虚此生！”并当场宣布：“所有的收藏将于死后
捐赠给母校——耶鲁大学。”
出身书香世家的沃特早年毕业于耶鲁大学法学院。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美
国空军情报上校，战后任中央情报局法律顾问，其间为中央情报局建立了有2 万多
册藏书的“情报图书馆”。任空军情报官员时，沃特虽然买过几本情报方面的书，
但是真正开始搜集情报文物是在他读了老总统乔治·华盛顿的一封信后。那封信中
有这样一句话：“搜集好情报的必要性毋庸置疑——其实我要补充的是，必须严格
保守机密，因为保密是情报成功之关键。缺了它，只能饱尝苦果。”沃特以高价买
下这封信后，才算正式踏上了搜集情报书籍之路。
1967年沃特一家迁入水门公寓前，特地将地板重新加固，以防藏书过多压坏地
面。此后他家的窗帘一直处于半闭状态，因为沃特先生担心艳阳会把自己那万余本
书籍给晒坏了。有不少藏书是他变卖家产换回的。
沃特认为同事们称自己为“情报学之父”是过奖了。他说：“从纯情报的角度
看，我的藏书中百分之八十是垃圾。”
冷战结束后，东欧情报界的文物和特种器材大量流入西方，成为拍卖场上的新
宠。沃特自然又有不少新的收获。他承认，自己虽在情报文物方面是全美的权威，
但对情报“玩具”的收藏，远不如好友凯西。凯西是位历史学家，也是位情报器材
的设计者，他曾走遍全球搜寻。如今在凯西8000平方米的路易斯安那州的别墅里，
珍藏了3000样“宝贝”，其中还有一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单人潜水艇。
一份未发表的悼词
淑芳译
在遥远的童年时代，父亲在我生日的那天送给我一本意大利著名作家乔瓦尼约
利的名著《斯巴达克》。从这天起，也正是这本书使我“迷恋”上了意大利。世界
上我最想见到的是那用白大理石建造的大斗兽场。热爱自由的、多情的斯巴达克在
这个舞台上开始了自己通向自由的悲剧道路。我的脑海里常清楚的浮现出那座充满
阳光的广场，耳边则回荡起斗兽人的脚步声，以及数百人共同的吼声：“悄撒，皇
帝，誓死如归的人们欢迎你！
1941年卫国战争开始的时候我刚14岁，可我已在X 光工厂当上铣工。一年后企
业疏散到哈萨克的阿克久宾斯克市。在那被上帝遗忘的荒无人烟的地方，我向同车
间的同事多次讲述过《斯巴达克》的故事。由于当时劳动力不足，我的这些同事大
多都是战时提前释放的刑事犯。
能想办法打发漫长无聊的夜晚时间的人就会受到大家的尊敬。对我说来，我从
这些被释放的刑事犯听众那里积累了聪明智慧，这对我以后的侦察工作不无益处。
最主要的是我学会了用第六感觉区分好坏人，并且用拳头凑那些狗崽子。
战争结束了。我结束了十年制学业并升入莫斯科外贸学院，再次萌生了赴意大
利参观大斗兽场的愿望。在金融财政系学习期间，我在高深的经济科学方面取得了
好成绩，而且获得了基础课老师贝斯特罗夫教授的青睐。
毕业考试后，贝斯特罗夫教授把我调到苏联外贸部外汇管理局，并且立即让我
当上他的高级顾问，几个月后便被派往国外短期出差。而所要去的国家正是意大利。
由于梦寐以求的理想成了现实，我简直是欣喜若狂。工作期间我竭尽全力，尽量不
辜负领导的信任，超额完成了实习计划。特别是我写的意大利半年经济述评使苏联
商务代表索洛维耶夫非常满意。大概过了三个月，商务代表要求我以高级经济学家
的身份重返罗马。我当然没有反对。
此后在商务代表处工作的4 年间我更深地爱上了意大利。由于工作需要，我有
幸参加了所有大大小小的商务经济谈判，认识了许多意大利国务和政治活动家以及
商业巨子。毋庸掩饰，我的表现引起了当时苏联驻罗马间谍头子的注意。由于信任，
他有时请我到饭店共进晚餐，此人从我这里得到不少无报酬的咨询，那都是些最复
杂的金融财政问题，是“情报来源”，也就是间谍提供的。对了，也就是这位好心
人把我引见到克格勃莫斯科总部国外干部管理局的。
我带着“表现出色”的评价返回外贸部后，便开始在西方国家贸易局工作，同
时准备论文答辩，论文的题目是《二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的对外经济联系》。
1960年夏季的一天，我的好友、当时的部党委书记萨·图图申紧急把我叫到他
那里去。他在办公室的门口迎接了我，并低声说一句：“好了，你们谈吧”，说完
就消失了。我看到在图图申的办公桌旁坐着一位完全陌生的人，他有着一张非常呆
板的面孔。他的脸毫无特色，过一天就想不起来，只记得他叫阿库洛夫。
阿库洛夫同志请我坐在他的对面，以便光线能照到我的脸上，开始了开诚布公
的谈话。他先是向我详细地谈了我个人简历，并—一列举了我父母两个系统祖宗三
代的亲属。然后指出，我是一个优秀的、有教养的外贸工作人员，同时也是一个纯
正的工作人员，无产阶级家庭出身的苏共党员，除此之外还是一位积极分子和社会
工作者，不停地向我们的国外“机关”提供了帮助。总之，是一位完全可以信得过
的年轻人，对方把话锋一转，问我是不是愿意搞对外情报工作。我问他是否可以考
虑几天，他惊讶地说：“为什么？外贸部长已经在调令上签了字。您有什么反对意
见吗？我回答说：”哦，不是，但是……“”所有的‘但是’都放到以后。现在你
就准备去我们的侦察学校去学习。“就这样开始了我的侦察生涯。
101 侦察学校位于森林深处。在这里我的身体强壮了。我学会了出色的射击、
摆脱跟踪，以及跳降落伞等。还学会了热爱政治局所有成员、不怕花费巨款、装成
什么都不在乎的老实人，同时象爱惜眼睛一样地珍惜自己为数不多、但却是经过多
年考验的真正朋友。
遵照组织分配，我来到了克格勃第一总局欧洲方面的某处，并立即明白了101
学校教师的遗训“你知道得越少，你就活得越久”这句话有多么正确。因为即使在
最普通的材料上都印有《机密》字样。老实说，在那里我养成了遵守“过分严厉”
制度的习惯：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什么都不要留下，千万不要忘记：要是丢失了什
么，上帝是不会保佑你的。
在工作期间，我抽空继续准备论文答辩。论文中当然抛开了我关于意大利国家
资本主义经验对我国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益处的见解。我在苏联报刊（包括《消息报
》在内）上发表了几篇关于意大利的政治经济形势的文章。一天，处长把我叫到他
那儿，桌上放着我的文章的复印件。
我的处长对我说：“亲爱的，你原来还具有记者的天赋，派你到意大利任《消
息报》记者怎么样？阿朱别伊是我的朋友。”
一个星期后，我来到了《消息报》主编阿朱别伊的办公室。谈话进行得极其短
暂。主编命令我第二天去外事部实习。8 月份就应当赴罗马就任。
……就这样，我又来到了罗马。1966年的一个夏夜，在郊区一个不大的公园，
我的情报关系正在这里等我。当时在该市正在进行关于在我们的伏尔加格勒建设大
型汽车厂的经贸谈判。该项目应由菲亚特康采恩与我合资修建。谈判陷入了僵局：
意方坚持提供给我们的长期贷款年利率应为8 ％，可是根据苏联部长会议的旨意苏
联代表团同意的限额不能超过6 ％。汽车制造部部长塔拉索夫（代表团团长）一面
收拾皮箱，一面用威胁的口吻说将要把这项世纪性的交易交给法国雷诺公司。
我忧郁地将这一切告诉了这位意大利的上层人士。他同样不希望把项目让给法
国。考虑了一会儿之后，他建议我们在这个地点再见一次面。一天后，我的好心的
朋友带来了一些什么文件，从这些文件可以得出结论：在贷款方面意方可能做出重
大让步。在得知这一信息后，塔拉索夫部长的态度转趋强硬，要求意方同意年利率
为5 ％。对方犹豫了一下，最后他们同意降为5 ．6 ％。世纪性合同就这样签订了。
此后不久，意大利《了望镜》周刊曾表示十分惊奇：苏联怎么能在陶里亚蒂建
造汽车厂的贷款上获得如此优惠。以当时的价格计算，我们所获得的贷款利率与类
似利率相比要差 3800 万之多！在此我还想提一提意大利政治家、欧洲最大的石油
康采恩总裁恩里科·马太伊工程师。正是这位马太伊把在国际石油市场居统治地位
多年的掠夺石油开采国的“七姐妹”契约组织扔在了一边。正是他在冷战的高潮时
期把大口径钢管卖给苏联换取我国的天燃气。也正是他的康采恩与苏联签订了两国
经贸关系史上从未有过的又一个世纪性合同，铺设了意——苏煤气管道。
不久，我从自己的一个谍报关系处得知，有人要谋害马太伊。策划者是“七姐
妹”中被激怒了的垄断资本家，凶手是中央情报局的人，还有美国和西西里的黑手
党。我紧急飞往巴勒莫……借口是采访我们的好朋友、意大利石油大王。但我的努
力白费了，马太伊笑我过虑了。他笑着对我说：“你怎么想得出来的？我的保卫工
作比你们的政治局成员还要好呢。我又飞回到罗马。可是1962年10月31日《消息报
》刊登了我撰写的一篇祭文，标题为”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