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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我必须求他，为他做事，因为他是我的老板。
第八篇 政治法制：民意的力量话题72：在奥斯汀，有问题可以打电话给市长
话题72
在奥斯汀，只要你有问题，就可以打电话给市长问一问
袁岳（Victor Yuan）：
我在北京，算是北京市民。在美国，你搬到另一个城市居住，就可以在那个城市投票。在中国，规定户口在哪里，才能在哪里投票。王岐山先生是北京市的现任市长。我认为他是通过一种特殊的原因被公众了解和认识的，比如，在北京流行SARS期间他处理问题的方法。通过电视，我知道王岐山的口音是什么地方的。对于其他市长，我只听过新闻中的旁白，而且许多时候不是市长本人讲话，是播音员在讲。市民对市长个人的信息了解很少，流言居多，如果城市治理有方，则有他的功劳，如果混乱，也是他的问题。现在，北京的堵车现象非常严重，按照普通人的认识，就把这个责任记在王市长头上。但是北京的交通一向拥堵严重，拿我住的小区来说，早晨8点以后就很难出行。在王市长亲自过问之后，状况稍有缓解，我觉得这也是他亲民勤政之处。再比如，养宠物狗以前每年要收取5 000元管理费，这合不合理呢？让大家参与讨论的结果是采取了更加宽松的政策，管理费大大降低了。以前，北京只有100 000万只狗有合法身份，有300 000万只宠物狗存在但不合法。以至于还有人以此导演出了一出悲剧性的电影《卡拉是条狗》，描写一个非法养狗户的辛酸经历。2003年底，北京市政府更是以网络的形式鼓励公众评价各政府部门的工作表现。从这些处理事情的角度，我觉得，在了解民意和鼓励公众参与管理方面，王市长的做法是有很大进步的，与我了解的许多市长相比，他是比较开明的。如果现在让我投票，我有70％的可能性会把票投给他。为什么保留30％呢？因为还有一些方面是更重要的。比如，北京有那么多房地产项目，在百姓的拆迁和补偿等重大问题上，透明度还要加强，有些事情的解决方式也许很好，但是作为居民，我并不知道，只有胡乱猜测。作为一个市长，如果能够更透明地解决重大问题，我会百分百地支持他。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作为外交官，我经常在国外，呆在自己国家的时间反而较少。我在得州奥斯汀住了20年，在首都华盛顿住了6年。奥斯汀是我的老家，可我对老家市长的工作不是特别熟悉。但是上一次，我在奥斯汀见到他两次。
美国有各种各样的城市，从大都市到几百人、几十人的小镇，以中等城市居多。奥斯汀共有七十几万人。最近几年，人口增长到了100万。在奥斯汀，只要你有问题，就可以打电话给市长问一问。但是如果你住在纽约，那么你与市长不太可能有个人关系，除非以前就关系很好。一个普通百姓不可能打电话给他询问问题，但是我就给奥斯汀市市长打过电话。Will Wynn为现任的奥斯汀市长。我参加了国务院的一个计划，在向老家的同乡介绍国务院的工作，介绍美国的外交政策。在这个过程中，我认识了他。他是2003年3月通过竞选获胜而担任市长的。在我见他时，他刚刚担任市长一百多天。他以前是房地产商人。他决定参加竞选，首先，他要进入市委员会，然后才可能成为市长。我是怎样了解市长的消息呢？第一，在报纸上有一个与市政府有关的报告，经常会报导市委员会（city council）和市长的工作。第二，通过市政府网站。他的简历、工作以及其他所有资料都在网站上。在奥斯汀市委员会召开会议时，市民可以在电视上看到全部过程。七八个市委员会成员都可以看到。CSpan是一家报道美国议会辩论情况的电视台，但在我们市也有一个类似的地方频道。如果你每天晚上在家没太多事情做，则可以看看这个台。我对政治很有兴趣，我喜欢看他们讨论城市交通问题、开听证会等等。市委员会经常举行听证会。比如，计划建一座新楼，需要讨论在哪个地方建，会不会影响当地人的生意等等。他们会请当地人来参加听证会，谈看法，然后在讨论结果的基础上做决定。所有这些工作都能在电视上看见。依我个人对Will Wynn的看法，通过看他主持这些会，我觉得他特别随和，没有架子，无论大家是不是同意他的观点，都可以与他沟通。他的风格让人欣赏，他有一种很实际的色彩。在他主持会议的时候，有时会有市民不同意他的观点，他会带有感情色彩地说“我认为这确实很不好，因为这样会妨害孩子上学的环境”等诸如此类的话。市长会尊重这些人，会很有效地重视这种感情，缓解紧张气氛。我没有投过他的票，因为我当时不在国内。我对他的许多具体做法不是很清楚，但是他做事的风格和管理冲突的风格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所以，我可能会支持他。有一次，我在家乡的饭馆吃饭时，看到他和两个女儿也在一起吃饭。我问他：“你的妻子呢？”他说：“我妻子忙，所以让我带两个女儿出来吃饭。”这些都体现了他随和的风格。
袁岳（Victor Yuan）：
这是中国的市长或官员需要学习的。在中国，如果你成为了市长省长，甚至成为了县长区长，那么你就会成为隐形人。人们只能在报纸上看你的照片或者在电视上看你的形象了。在后来看到你的时候，你可能已经从那个位置上下来了。成为市长之后确实会很忙碌，但市长是公共服务人士，不像商业人士。对于这种公共职位，树立与民众亲近的形象是很重要的。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在美国，如果孩子成为官员或公务员，那么许多父母都会觉得那是一种失败。在孩子出生时，父母会希望他（她）成为医生、律师、总统或明星等等。如果能像迈克·戴尔或比尔·盖茨那样创业成功，则是很好的选择。父母不会说希望孩子成为公务员。在美国人眼里，政府是不好的，不是很好地反映你才华的地方。父母希望孩子去竞选，成为总统，但不是希望他成为处长或者局长等等。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外交官在公务员中是很受尊敬的。
第八篇 政治法制：民意的力量话题74：政府下属的国有企业开会
话题74
政府下属的国有企业开会，把忙得抽不开身的人请来才算开好了
袁岳（Victor Yuan）：
我们今天的开会地点是北京的九华山庄，这里的生意非常好。以前我在部机关工作，经常开会。现在我也参加一些国家机关的会议，会议是中国人的重要工作形式。那么，在什么情况下才开会呢？回答是：在什么情况下都需要开会（笑）。
关于会议，有这样几个问题。第一，没必要的会太多。有些会看上去有必要，实际上没必要。比如，一个部委每年有若干个综合的会议，还要去地方开多个落实相关政策的会。开会时，许多人是没必要参加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安排那么多人参加会议呢？第二，我们议事的时间太多了，执行决议的时间太少了。开会就表示你的工作完成了。会议过多是行政低效的重要表现。会议还需要印刷大量文件，会海和文山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会议的预算和时间占用了机关工作量的很大比例。第三，开会让人养成了一些不好的风气。比如，有人爱坐主席台，但有许多人在台上睡觉。政府下属的国有企业开会，把忙得抽不开身的人请来才算开好了。领导来了，陪吃饭的人占了好几桌。这些风气都是非常不好的。
我认为，应该只开有限次数的会，议题应该更精练，用于执行决议的时间应该更多，用于评估结果的时间应该增加。应该减小会议规模，明确会议议程和会议要解决的问题。应该把会议的预算转移为执行的预算和评估考核的预算。要改变会风，一是不设主席台，二是发言的人应该站立，应该脱稿。印发讲稿就可以达到会议预期目的的，应该尽量印发讲稿，避免开会，或者只开小会。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笑）美国的开会文化与中国的截然不同。这里，我想跟大家讲一个小故事。有一次，我参加总统先遣队的工作，美国总统要访问一个国家，我参加筹备工作。我们有200人，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有一天，在总统到达的两三天之前，我们开了一个大会。一个白宫的工作人员，迟到了3分钟。他的级别很高，是总统助理。但他一来就说，“很抱歉，我浪费了600分钟，因为是200个人的3分钟。”
作为政府官员，我经常开会，但与你说的会不一样。集体召开的、规模很大的会，涉及许多人的时间，也会有很大的成本。与会的人坐在那儿，听一个人讲自己的想法，不能再做其他的事情，这会花费很大的成本。在美国没有那种大型的会。如果有，则必须有很清楚的目的。国务院从来没有召开过那样的大会，但是有两三百人自愿参加的市委员会的公开的会。国务卿本人也有可能参加。在会议上，可能谈新的人事措施。需要大家自带午饭。
袁岳（Victor Yuan）：
像国务院召开的100人以上的会，一年中有几次呢？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内部的工作会议，一年以内，强制性的，没有。可去可不去的，十几个。没有请客吃饭的机会，（笑）因为没有吃饭的时间。如果有工作晚饭，也确实是工作需要。如果有关人事见面，那么吃饭时间开会是合法的。
在美国，开会必须有一个目的，这是会议管理中的第一条。我们是否需要开会？开会之后的结果是什么？有些会需要向其他人通报工作情况。在美国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