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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中，眼睛再亮的人也看不见。拔根毫毛一吹便是千万个猴子，那是孙悟空的本事，可望而不可求，除非你也在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炼上一回。这样一来，凡是自负的领导，莫不愿意自己帐下虎贲环列，一呼百诺。而要有这样的威风，就得把这块地面上的英雄豪杰悉数招致自己的麾下，收入自己的彀中。作家都是些自由散慢惯了的人。你让他东他偏要西，你让他来他偏不来。再生气也没辙儿。一旦组建起一个军，可就不一样了。你是军长，稍次点的就是副军长，再次一点的就是师长，以此类推，再平庸的作家也是个少校团副吧。金扣银镫，宝马快刀，也和醇酒妇人一样，从来就是人生的最高企求。这个奖那个奖的看不上，这个官那个官的也看不上，这么好又这么高的名头，怕没有看不上的。于是各路豪杰环列帐下，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屁股下是舒适的厅长、处长的坐车，头顶上放射的是军长、集团军司令的光芒，上足以平视省长，下足以睥睨同侪，去哪儿找这样的八面威风，十分荣耀。这还是在地方上的情形。到了参谋总部开军事会议，还有种种好处就不必说了。虽是推测，想来大致不差。从第一支地方军组建到现如今眼目下，总有二十年了，从未见一个省区的作家机构的领导公开指斥这种荒诞不经的名号与做法，就是一个谁也无法辩驳的最有力的反证。
《谁红跟谁急》 第四部分在斯德哥尔摩西郊墓地的凭吊（7）
空口无凭，还是说件实事。异军突起，战绩卓著者，当数三秦故地的陕军，惊天动地的“陕军东征”，就是他们鼓噪出来的。不就是一个不太长的时段内，先后出了四五部长篇小说，值得这么大呼小叫，张牙舞爪嘛。无论是面积还是人口，陕西都堪比欧洲一个中等国家。就说英国吧，就在一九八？誘年前后，马丁·艾米斯出版了《伦敦荒原》，彼得·艾克罗伊德出版了《伦敦大火》，沙尔曼·拉什迪出版了《子夜出生的孩子》，石黑一雄出版了《苍白的丘陵》。这还是我从一本《世界文学简史》上顺手摘来的，这两年英国出版的优秀长篇小说当不止此数。怎么也没听说那两年英国作家要渡海征服法兰西，更没听说这一两年是英国文学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年？
实在是学历史学的昏了头，当陕军东征一时间甚嚣尘上之际，我由不得想到，这一帮黑衣黑甲（秦人尚黑）兵马俑模样的家伙，挥舞着他们的戈呀戟呀涌出崤谷或函谷关（古时秦军东进中原的两条路）的时候，真的就没有想到两千多年前，秦国的三员大将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率兵东征，崤谷一战，三将俱被俘获，大军无一人生还的史实吗？事见《史记》，有兴趣者可查看。虚拟的东征，自然不会像他们的先人那样片甲无还，但名声即人的第二生命，名声没了人也就成了行尸走肉。这才过去不到十年，容我这山西的老朽斗胆问上一句，四五部书中，除了《白鹿原》、《废都》还差强人意外，其他那些一代枭雄，而今安在哉！
陕军东征的战火正炽的时候，我特别留意了一下陕西两位朋友的态度，一位是陈忠实，一位是贾平凹。对这二位仁兄，我还是满怀敬意的，我要看的是我平素敬仰的朋友，对这场征战取何态度。还好，陈忠实或许因身份所系，偶或语及外，基本上没说什么过头的话。他要是说了过头话，那就不是贻笑大方而是遗笑小圆了。想象一下吧，一个关中老农似的汉子，一手擎着一杆旗，旗上大书“秦”，一手托着一本书，书上写着“白鹿原”，骑着一匹自以为是昭陵八骏之一的耕田老马，呼着秦腔戏的调子从崤谷或函谷关里冲出来，后面跟着几个跟他差不了多少的主儿，该是何等可爱的一幕。我只怕看到这一幕，阿弥陀佛，没有。忠实总算没有愧了他的名字。贾平凹的表现异常平静，躲在他的“静虚村”里写他那一个个墨猪似的字，画他那一个个女人四仰八叉的画。这一点我倒有预料。他要是也鼓噪起来，那就不是贾平凹而是贾平凸了。
这次在网上搜索，看到平凹的一段话，语重情长，实获我心，也可以作为他对“陕军东征”不以为然的佐证。就在上文中引用的关于陕军的那篇文章中：
陕西作协副主席贾平凹认为，对于青年作家来讲，不要试图去培养他，因为真正的大作家是培养不出来的。而只要是个人才，他迟早会脱颖而出，你不让他走这条路也不行，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写作而来的，我们有时只需要给他提供一块园地或阵地，让他去尽情表现，用作品说话。
诚哉斯言。着意培养尚且培养不出来，大军裹挟之中泥沙俱下良莠不分，就能出来大作家吗？
举这两个人的例子，只能说明优秀的作家机构的领导和优秀的作家，对当前中国作家的军事建制的不屑，还不能证明反面的道理。我犹豫不决。按说这儿最好是写自己，写“晋军崛起”之后给我这样一个平庸的作家带来怎样不虞的声誉，怎样难得的实惠。可惜事实不给这个方便。“晋军崛起”之后，我就基本上不写小说了，又过了几年，我干脆不从事文学创作了。不用费神了，眼前正好有个资料多少能说明这个问题。就在我在网上搜索陕军情况的时候，看到韩小蕙为“陕军东征”“命名权”与高建群争论的文章。虽说仅是一场争论，总是有了“军”才能“征”，有了“实”才有“名”，也才会有“命名权”之争，也就多多少少可以佐证我前面的那个观点，即什么样的作家最喜欢建“军”。还得说句多余的话，在这儿谈这件事，只是因为它正好撞到我的笔下，并不表示我是拥韩反高，还是拥高反韩。我谁也不会反，我感兴趣的只是在中国文坛上，还有这么一场关于战役“命名权”的争论。
事情的起因是，一九九八年七月二十四日陕西作家高建群在《陕西日报》上刊出文章《我劝天公重抖擞》，说到“陕军东征”这一提法的由来。一九九三年五月十九日在北京召开了他的长篇小说《最后一个匈奴》的研讨会。会后：
韩小蕙在征求我如何写会议消息时，我说，不要光写《最后一个匈奴》，贾平凹先生的《废都》，陈忠实先生的《白鹿原》，京夫先生的《八里情仇》，程海先生的《热爱命运》，都即将出版或已先期在刊物上发表，建议小蕙也将这些都说上，给人一种陕西整体阵容的感觉。小蕙的报道名字叫《陕军东征》，先在《光明日报》发表，后由王巨才同志批示在陕报转载。新时期文学中所谓的“陕军东征”现象，称谓缘由此起。韩小蕙在二？誘？誘四年五月十九日人民网的上《“陕军东征”的说法是谁提出的？》一文中，是这样批驳的：
这简直是比天方夜谭还神吹的一段谎话。我当即打电话，把高建群此语念给几位当年参加了会议的评论家和记者们，有的人失声大笑，有的人连称“说谎！说谎！”，还有人说“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大家一致的结论，让我马上写一篇澄清事实的文章，因为“陕军东征”确已成为新时期文学的一个现象，会在文学史上留下一笔，目前趁当事人还全部健在，人证物证俱全，一定要搞得清清白白，免得给将来留下后患。
《谁红跟谁急》 第四部分在斯德哥尔摩西郊墓地的凭吊（8）
一九九三年五月十九日早晨，我去北京空军招待所参加《最后一个匈奴》研讨会。上电梯的时候，记得当时里面有阎纲、周明、陈骏涛诸先生，好像还有唐达成先生。不知谁跟阎纲和周明开了句玩笑，说“你们陕西人可真厉害，听说都在写长篇。好家伙，是不是想来个挥马东征呀？”
那一天，我因有事，听完会没留下吃饭就走了。回家后翻了翻《最后一个匈奴》，感觉语言太松散平淡，后半部写得完全没了精气神儿，全书水平很一般，也就明白了为什么与会者纷纷跳开它而大谈陕军。那么，我的报道怎么写呢？按流行的办法写三行简讯，是最省事的，但似乎有点儿对不起出版社和那么多与会者，而且听了那么多发言，里面也的确有内容，我苦苦思索着。后来突然心里一亮：何不就在“陕军东征”四个字上做文章呢？
引文是多了点，是因为我谁也不想得罪。感触却不是没有。高建群的失误在于，这样一件关于“名”的大事，岂是你一个地方军的将领可以随便说道的。你看韩文中提到的一串名字：阎纲、周明、陈骏涛、唐达成，还有写文章的韩小蕙，哪个不是中央军的？就是阎纲、周明这两个大好佬，你以为他们是陕西人，就是陕军派驻中央的上将参议吗？更错。有中央军的身份，谁还在乎什么陕军。韩文中说她“把高建群此语念给几位当年参加了会议的批评家和记者。有的人失声大笑”云云，其中也该有阎、周二位吧。
韩小蕙的文章中，我最感兴趣，也提请列位注意的是这样两句。一句是：“陕军东征”确已成为新时期文学的一个现象，会在文学史上留下一笔。一句是：为什么在名利面前，有些人能够眼都不眨一下，做得这样厚颜无耻呢？
顺便说一下，在各地纷纷组建地方军的时候，从未听说“京军”如何。这是因为驻京部队的构成较为复杂，有的是京字号的，有的是中字号的，中字号的觉得叫京军低了自己的身份，京字号的又觉得亮出京军的旗帜等于把自己等同于地方部队。都在情理之中。以我之见，不管中字号的还是京字号的，可统称为“御军”——御林军。俗称不妨叫“卫戍部队”。
文章写的够长了，该完了。粉碎——打住。我的原意是要粉碎中国作家的军事建制，写到这儿，忽然怀疑起自己的想法了。真要将中国作家的军事建制粉碎了，让一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