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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租院》、魏明伦及其他
一
听一位朋友说，南方一家报纸说我是一个酷评家，还排在前面的位置。我听了轻轻一笑。心里知道，这不过是因为近两三年间，我接连批评过几个当今的文化名人，恶有恶报，你不能说不公道。
最近还有一家报纸的编辑小姐向我约稿，娇滴滴地说，给我们来篇“酷评”吧。相隔千里，隐约间能看到她手里拿着一面小锣，当的敲了一下，喝道：“顺杆儿爬呀！”我只有诺诺而已。说什么好呢，这是社会对它的优秀分子的低廉回报，也是庸众对他们的指点者的轻慢处罚。苏东坡又接到贬谪的通知，平和地说：“我每动一个念头，都应当判两年的流刑。”我不过是不经意间批评了几个文化名人的不正当做法，在我，已是很克制的了，若真的把我的看法全说出来，还不得就地正法么。
余秋雨前些年就说过一次他要封笔，我当时在报上写文章说，你写的是盛世文章，没有任何违碍地方，封什么笔。哪有作家风头正健的时候，突然宣布封笔的道理？说到底，余氏的文章不过是一个也还有点才气的文化人的精心编撰，时间一长，就陷入自己制造的模式之中，难以摆脱也就难以为继，宣布封笔，算是一种最体面的逃遁。后来见余氏著文，说凡是批评他的，都是和书商合伙要从他身上多挣点稿费，想想也是，若没有稿费，我写什么鸟文章。至于合伙不合伙，书商出过他的书，当然只有他知道。
如今余氏又宣布封笔了，一面又说他正在加紧写他的自传，且有编辑予以证实。我这才知道，一个人写完一本书正在卖着，只要他把他的笔帽和他的笔杆对住套在一起，就叫封笔。如果封笔等于自尽的话，余先生就是个死过几次的人了。对一个死了又能活，活着也是死的人，你有什么话可说。你只能承认你自己神经不正常，大白天也能见了鬼。
还有谢冕先生，主编了两套文学经典，不管是同中有异还是异中有同，总是在编书而不是在绺包，正如他的弟子为他辩护所说，这是在传播文化呀。想想也是的，你又不买人家的书，凭什么要坏人家的事。
人要有自省精神。我现在一点都不埋怨这些人。什么地上长什么苗，也长什么菌。总是有这样的环境，这样的读者，也才有这样的作者，这样的编者。
但我还是要说话。只是不再为现在的读者说，是要为将来的读者说，让他们多少年后看了我的文章，知道在那个世纪交替之际，中国的文坛上还有这样的人，这样的事。
二
《文艺报》是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一份报纸。我是中国作协的会员，我把它看作是自己的报纸。然而，现在我开始怀疑我还敢不敢看这份报纸。
就是这几天，在它的《艺术周刊》上接连登出一篇大文章，编者在后记中说，此文原长两万四千字，删节为一万二千字，分上下两期刊发。日子是二○○○年的三月三十日和四月六日。标题是：《收租院》——时代的样板。
初看标题，还以为是在拨乱反正，说这组泥塑在“文革”中起了怎样的坏作用。不等看完，直感告诉我：《文艺报》疯了。我平日小心谨慎，生怕说错了什么话，叫人家说我思想不进步，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不能跟党中央保持一致。现在才知道，比我胆大的人多着呢！
收租院这个泥塑，我是看过的，就在大邑县，就在刘文彩家的院子里。一九六六年秋天去成都串连时，专程去看的。当时一个小小的疑点是，谁会把水牢设在自己家里，跟卧室连在一起？那边有人呻吟着，这边能睡得着觉？至于交租，风车，大斗小斗，我相信都是真的。
无意于替刘文彩翻案。不久前看到书店有本关于刘文彩的书，说是还原刘家的真相，我连摸都不摸。因为我知道，刘文彩肯定是大地主，再说也不会把他说成贫下中农，有这一条就足够了。
《收租院》可说是以刘家为原型的创作，是美术作品，是给人以教育的，是启迪人的灵性的。正因为这样，就该从艺术效果和社会效果两方面考察，是一说一，是二说二。可这篇文章是怎么说的呢，它对整个这组泥塑，是热烈的赞扬，全面的肯定。只在序言部分，大而化之地说，它曾被“文化大革命”的“旗手”利用，染上了浓重的政治色彩，贴上了那个时代的标签，使之游离于艺术殿堂的门外。如果揭掉它的标签，褪掉它的政治色彩，它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仍然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谁红跟谁急》 第四部分韩石山酷评——魏明伦（2）
然后就是接二连三的堆砌各种资料，说它是在怎样正确的思想指导下创作出来的，又获得了怎样的好评，为了说明这一点，不惜把“文革”前夕，许多著名艺术家的言论搜寻出来作为证据。比如说到王朝闻，说他“以他熟知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从一个宏观的角度论述了《收租院》之所以获得成功的方方面面”，“这是革命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新成就，是文化革命的一大胜利”。蔡若虹则是，“这位在延安聆听过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评论家”，认为“方向对头，道路正确”。
你能分析得了就分析，分析不了就搁着，把这些老艺术家在那个特定年月说的未必出自真心的话搬出来，是说你记性好呢，还是要让他们再一次丢人现眼？
整个文章的论述方式，所用的语调和词汇，都让人觉得这篇文章是“文革”后期哪个写作班子写下，要在“两报一刊”同时登出来的那种大块文章。尤其那语调，生硬的转折，冷酷的训斥，真是太像了。比如这样的句子
泥塑《收租院》的成功，为社会找到了一本阶级教育的教材和文艺革命的样板，而且也为雕塑艺术的发展找到一个突破口。所以《收租院》的成功一方面使社会自觉地要求样板起到以点带面的作用，另一方面雕塑家也不自觉地跟随样板成功的道路以期获得自己的艺术新生。
这类语言，只有抄那种大段的，或是多抄上几段，才能显出它的狞厉面目。算了吧。恶心。不过我仍希望有文艺史家把它收在《年鉴》一类的书里。让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随时都能够由惊怵而警觉，由愤懑而悔恨，不再重蹈历史的覆辙。让从未经过那个时代的后人，知道他们的前人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有过怎样骄人的业绩，在人类进入二○○○年后，还有着这么丑恶的表演。
不是故作惊人之语，初读这些文字，我真有今世何世的感觉。看看窗外，虽是阴天总还透着几缕和煦的阳光（四月十一日上午太原），远处传来的是工地上隆隆的机器声，不是“斗批改”的锣鼓声。我终于舒了一口气。同时长久以来感到奇怪的一个问题，又浮上心头，中央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下了这么多年了，为什么老是有人在挖空心思为它招魂或借尸还魂？而且是这样的东西要出来总能畅行无阻，若是思想改革的步子稍微大上一点（实际并不大），总有人出来施以判决式的批评？莫非还有一个“外否内肯”的内部文件？本人就是中共党员，从未有此耳闻。想来也绝然不会如此。可这类事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接连发生？
就说这篇文章，仅以长短而论，也不是《文艺报》这样的报纸该登的，为什么删到万余字还要分两次登出来？
当然了，刊发者会说，这是谈艺术的呀。
那就说艺术吧。
雕塑的技术上我不想说什么，单说构思，我是个作家，知道构思是最重要的。容我说句不客气的话，整个《收租院》的构思，是那个年代小学毕业程度的人都能想得到的。稍微动一下脑筋，都会想到该是怎样的一个布局，地主的狗腿子是怎样的凶恶，我们的贫下中农会是怎样的穷苦又怎样的有人格有志气。你看这些人，哪是在交租子，分明是在做“斗争地主大会”前的热身运动嘛。
而这样构思出来的一堆泥巴，你说它怎样的可笑，怎样的反讽，或许还能说得过去，若说怎样的正经，怎样的艺术，我看还是收起你的艺术吧。希特勒还是个建筑艺术的设计师呢，怎么没听说德国人以希特勒的设计艺术为自豪的资本。
为了说明这堆泥巴怎样有价值，大概作者自己心里也不太瓷实，便采取街上小贩叫卖的办法，你别看不怎么好，可是便宜呀。作者开出的成本价是平均每个人的成本只有三分钱。全套是一百一十四个人，照这样的价码，共是三点四二元。就说那时的钱再值钱，这么一点成本就能塑出那么一大堆，谁要信谁信去，反正我是一百个不信。
看的中间，也曾想过，该不会是哪位年轻艺术家搞的一场“行为艺术”吧，故意写上这么一篇“文革牌”的文章，跟我们当今的“霸权话语”叫板，成心要出出《文艺报》的洋相。反复看了几遍，都不像，我只能说《文艺报》是真的疯了。否则我找不出任何能说服我的理由。纵然这样，若作者出来申明这是一个“荒诞艺术”的文本，我仍愿意接受给我的一切处罚。
我是不懂雕塑艺术，但我懂得什么日子是人过的日子，什么日子是非人的日子。我和谁都没仇，我不想中国回到解放前，也不想中国回到“文革”中。我得为我的生活出一点力。凡是想恢复“文化大革命”那一套的人，不管他打着多么堂皇的旗号，比如为艺术，比如为历史，我都要一千遍一万遍的诅咒，快点让他下阿鼻地狱吧。
三
或许是很早就去过成都，登过青城山，看过都江堰，我对四川的印象非常好，觉得那就是个出人才的地方。邓小平、朱德、陈毅，聂荣臻，这是政治军事方面的，巴金、郭沫若、李■人，这是文学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