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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听人说平凹曾皈依佛门，见诸文字的说法是“在宗教里寻求对现实的理解”。硬要从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寻找什么踪迹，我看他倒有点道家气，书斋取名“静虚村”便是一证。
《谁红跟谁急》 第二部分还是要多读书（6）
中国的文化渊源，可分作儒释道三家。实际上哪有什么释，若有，也是道化了的。儒道之中，儒是世俗的，道是超然的，儒是偏狭的，道是博大的，儒是政治经济的，道才是文学和艺术的。古代东方的神秘主义哲学，和现代的科学文化，在精神本质上是相通的。在我国，从古到今，凡潜心于文学艺术而终成大业的，几乎都经过了一个由儒而道的过程。现今的文学作品，儒气重了些（不是不该有），有点道气，倒不失为一种解脱，至少也是一种高层次的追求吧。
平凹的这几个中篇发表后，又听人说他急功近利，似乎在讨好什么。真叫人不好理解。若是个东西，你可以把它放在头上，也可以踩在脚底。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有思想有操持的作家，如何能这样随意臧否呢？既说到这儿，我就不妨再多说几句。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不在于为不为政治服务，而在于怎样的服务。配合中心，图解政策是一种，净化心灵，致君尧舜，亦是一种。提为政治服务而能兼收并蓄，正确疏导，于文学的繁荣并无关碍；不提而仅作一种策略上的考虑，于文学的发展恐亦无大补。关键不是别人要我们怎样，而在于我们能否认识文学的真谛，负起文学的使命。倘是利禄之徒，钻营之辈，恐怕越是提倡创作自由，越是有机可乘——他的志趣原本不在文学上。而真正的文学家，既有幸躬逢盛世，纵使俯首书案，笔尖朝下，他那纯洁的心灵，总是和人民、和领导着人民正在进行着旷世伟业的党中央呼吸相通的。这是真正的文学家的良知，也是新时期文学家应有的使命，怎么能诬之为“讨好”呢？
十
我和平凹只有一面之识，交谈也不过寥寥数语。我当编辑，约他为我们的刊物写篇散文，他寄来了，附信中要我看看他近期的几个中篇，且说要听听我的“高见”。我喜欢他的作品，更喜欢他的坦诚。也就不揣冒昧，谬托知己，率然加以评判。
我与人交往，平素可虚与委蛇，唯作文章，但求直抒胸臆，既不愧于自己的谫陋，也不敢念及朋友的情分。若有冲撞之处，想来平凹是不会见怪的。
此文草成后，总也想不出个合适的题目。要用几个字概括平凹的创作或者我这篇文章的内容都不那么容易。不知怎么一下，脑子里闪过一句诗来：“且化浓墨写春山”，谁的？准确不准确？不知道。只是觉得这个“化”字与那个“浓”字对照之下，多少能显示平凹作品的特色。至于春山，权指新时期的商洛山吧。
《谁红跟谁急》 第三部分韩石山酷评——钱锺书
钱锺书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异数，赞美他的，和批评他的，很可能到头来都是一样的不得要领。从小说层面认识他的，看到的是他的诙谐、多智，是个东方朔一流的人物。从学术层面看他的，看到的是博学多识，是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若是想到他成名于解放前，生存最久的又在解放后，处逆境而自甘淡泊，受尊崇而不事张扬，还得说是个耿介之士。尤其是他的死，那么平静，那么简约。综合这几点，可以说，只有他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们不过是瞎子摸象罢了。
我对钱氏，绝无一究其底里的奢望，只是对他的为人与为文，有一些兴趣。写他的“淫喻”，评他的“赞语”，都是出于这样的心理。对他的为人与为文，能会心地一笑，已然是了不起的理解。虽然如此，在别的文章中，对他的学问，也说过一些不恭敬的话。记得曾说过，要靠他的《管锥编》打通中西文化，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还说过，他的学问有多大，若用白话文写出来，就全明白了，用文言文写出来，实在不敢恭维。为这几句话，还受到几个坚定的钱迷的攻击，说我是无知，是伧夫。我没有辩白，本来就是伧夫，就是无知嘛。
然而，待到钱锺书、杨绛夫妇，为《围城》的校注本对四川文艺出版社的龚明德大张挞伐，为《钱锺书与》一文的笺证对辽宁的范旭仑、李洪岩提起诉讼，我就觉得这两位大作家大学者做得有些过了。偌大年纪，偌大名气，为什么要在这样的些许小事上动真格的呢，“四人帮”肆虐多年，也没见你们动过这么大的气，怎么几个年轻人不过是因为热爱你们才校注、笺证你们的作品，就这么不依不饶呢？莫非钱、杨这样的大智者，到了晚年也会像常人一样糊涂了吗？
《谁红跟谁急》 第三部分钱锺书的“淫喻”
“喻有两柄复具多边”。这是钱锺书先生对比喻的卓识，颇为人称道。两柄执何柄，多边据何边，却不能说与取喻者的心性没有一点关联了。不是精确的统计，也不是无中生有的瞎猜，根据一点确确实实的感受，我忽地悟出，钱先生的许多精妙的比喻都与男女之事有关。薄薄的一本《写在人生边上》中，顺手就可捡拾这么几例——
吃饭有时很像结婚，名义上最主要的东西其实往往是附属品。吃讲究的饭事实上只是吃菜。正如讨阔老的小姐，宗旨倒不在女人。
看文学书而不懂鉴赏，恰等于帝皇时代，看守后宫，成日价在女人堆里厮混的偏偏是个太监，虽有机会，却无能力！
至于一般文人，老实说，对于文学并不爱好，并无擅长。他们弄文学，仿佛旧小说里的良家女子做娼妓。据说是出于不得已，无可奈何。
学会了语言，不能欣赏文学，而专做文字学的功夫，好比向小姐求爱不遂，只能找丫头来替。
对一则伊索寓言——老婆子想让母鸡一天下两个蛋，便加倍喂养，结果鸡愈吃愈肥，不下蛋了，所以戒之在贪——钱先生却说：“伊索错了！他该说：大胖子往往小心眼。”似乎和男女之事无关，细想一下不难明白其奥妙所在。
有本传记中说，钱先生一九七九年访美归来，将英制烟斗赠予友人，也俏皮地用了个“淫喻”：“我自来不吸烟，好比阉官为皇帝选宫女，不知合用否？”于此或许可以看出，这样的妙喻，钱先生平日也是“曲不离口”的。
若有人将《围城》中的比喻摘出来，作一种统计学上的考察，这类由男女之事取喻的例子，怕也不会少。
《红楼梦》里有意淫之说，那是第三者的宏伟蓝图，比手淫便捷而不实用。钱先生取喻多涉男女之事，可说是“喻淫”了。只是这喻淫较之彼意淫，要艺术得多，也高尚得多，可说是一种雅淫。盖因男女之事，是世间最平常之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由此取喻，最能为人理解。文字典雅而内里涉俗，又由极俗而体味出极深的意蕴，正是取喻的精义。
然而，行文中述及男女之事，也如同猴儿从火中取栗，稍一不慎，便会烫着自家的手指头。正惟其有这种危险，烫与不烫也就看出了技艺的高低。钱先生的高超处在于，他从男女之事取喻，只让你感受到作者的聪敏机警，却绝然不会想到龌龊。这一点，对当今的文学创作或许不无小小的启发。再往开里说，联系钱先生少年时的“顽劣”，如与堂弟锺韩在隔扇上刻“刺宝宝处”等，还可看出这位大学者品格中最富人性，也最为明丽的一面，不知众多的钱学家以为然否？
《谁红跟谁急》 第三部分钱锺书的赞语
钱锺书赞人，语多夸饰。早就想写这么一篇小文章，正好来了个引子。
今天看到《中华读书报》上有篇《钱锺书称赏最甚的人》，作者说以他所知，钱先生称赏最甚的人，是广州的李汝伦先生。证据是《随笔》某期曾发表过李先生的一篇文章，钱先生读后甚感佩服，在给该刊主编黄伟经的信中说，“李君文章光芒万丈，有‘笔尖儿横扫千人军’之概。李君饱经折磨，而意气仍可以辟易万夫，真可惊可佩。”后来钱先生在与李汝伦的通信中又说：“胸中泾渭分明，笔下风雷振荡，才气之盛，少年人所不逮，极佩。”
作者还说，这档子事他的朋友一直不许外传，更不轻易示人，他认为这么大的事有必要公诸同好，就管不了许多了。此文刊出后，还要准备电话中接受他的朋友的埋怨呢。（二？誘？誘？誘年一月十九日《中华读书报》第三版）
此文作者马斗全先生，是我的同乡，也是同校同系的校友，不过我早他十多年离校罢了。这几年马先生的文章车载斗量，风行天下，我是极为钦佩的。看了这篇文章，却不免生智者千虑之叹。
先得说清，能得到钱先生的赞赏，确实是值得高兴的事。这不光因为钱先生是当今的“文化昆仑”、“博学鸿儒”，还因为钱先生素有出语刻薄的“恶名”，你想嘛，一个连吴宓这样的老师都不放在眼里的人，能看得起�